（本人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儿时的忘年交

                    徐民伟

在我的少儿时期，有三位忘年之交，有的交往几个月，有的交往几年，有的仅交往几天，虽然交往的时间有长有短，但都从某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第一位忘年交是周叔，我是通过周叔的儿子与他认识的。大约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周叔的儿子经常跟我一起玩儿，周叔的儿子比我小有一岁左右，是比我低一个年级的校友。忘记了是什么起因，不在一个年级，更不在一个班的我们俩竟然玩到了一起，而且还玩儿成了好朋友。放暑假的时候，有一次周叔的儿子带我到他的家里去玩，由此我认识了周叔。周叔是位个子高高，脸庞微黑，身体稍胖的中年人。虽然个大脸黑，但一点都不威严、生冷，而是笑嘻嘻的，一副和善可亲的样子。在我们儿时的那个年代，多数家庭的父亲比较严肃，是不太与儿子交流的，对儿子的玩伴更是很少搭理。然而周叔却不同，第一次见到我，他就主动给我打招呼，还热情地和我拉呱，后来甚至有时与我们一起玩耍。周叔家里有不少画书（小人书），还有几本画报。那时看画书还是比较难得的，对小学生特别有吸引力，画报更是难得一见、十分稀罕。然而，在周叔家我却看了不少画书，有时在他家里看不完，他还允许我带回家去看。时间长了，在我眼里，周叔俨然就是一个大朋友。

与周叔的交往，印象最深的是跟他学照相和打乒乓球。有一天周叔带回家一台照相机，是立式箱型的，使用120胶卷的那种。记得是海鸥牌儿的，外面套着棕色的皮套，非常精美。那时照相机非常稀罕，大人摸过照相机的都很少很少，没想到周叔竟说要教我们学照相。这让我万分惊喜，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地激动。周叔从开相机盖到调光圈、调焦距、按快门儿等一一教给我们，他不厌其烦地教了好几遍，还打开机箱教我们怎样装换胶卷。教过后还指导我们操作练习，在操作练习的时候，周叔把相机的背带挂在我们脖子上，用一只手护在相机的下方，生怕我们不小心磕碰了相机。本以为让我们了解一下照相机，实际感受一下，开开眼界就算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在我们练习一阵后，周叔竟给照相机装上了真正的胶卷，说是要带我们去田野里照相，这让我十分意外，在惊喜之余，又多了一层感激。周叔是带着我们到一个叫“大坝”的地方照相的，这里有河、有桥、有水坝，还有树林和田野，是个取景照相的好地方。那一天我们玩儿得非常开心，在那天，我第一次实际体验过了，那个时代非常稀罕、非常难得的照相机。

与周叔交往的另一件事，就是打乒乓球了。周叔上班的地方有个乒乓球室，他曾带我们在乒乓球室打过乒乓球。我是在上小学二年级时就学会了打乒乓球的，不过此前都是与同学们在学校的水泥乒乓球案上打的。露天的场地，水泥做成的球案中间摆着一排砖头当作球网，不刮风的时候还好，一旦刮起风来，球就会被风吹得偏离方向，打起球来很是费劲。然而周叔带我们去的乒乓球室却非常好，球案是木质的，中间是用纱网做成的球网，室内无风无浪，在这里打球那真是非常地带劲过瘾。尤其是周叔球打得也好，平时我与同学们打球的时候，每发一次球，也就是能打两、三个来回。而跟周叔打球，一个球却能打上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回合，拍来球往，球声乒乓作响，特别有趣好玩儿。跟周叔在乒乓球室打球，真是一种享受，不知是我的球技提高了，还是周叔的球技水平太高了，亦或是周叔有意让着我们的，也许上述因素都有吧，总之，与周叔一起打球，让人非常开心。

可是等到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学，我在学校里再次去找周叔的儿子，想和他一起玩耍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着他，我觉得他似乎已不在学校里了。后来一问他班里的同学才知道，他因为家长调动工作，已经转学到别的地方上学去了，至于转到哪个地方，哪所学校，同学们都不知道。从此，我便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我的第二位忘年交也姓周，他是住得离我家不远的邻居，当时年龄大约比我大上个十七、八岁，亦或二十来岁。当时的邻居之间，往往是根据年龄的差别，相互之间用“哥、弟”或“叔叔、大爷”称呼的。因为单就其年龄来说，他比我的父亲又要小个二十来岁。所以怎样称呼他，应该称呼他“叔”，还是称呼他“哥”，我不好把握。于是就索性叫他“周”，对此，他竟毫不在意。

我与周的交往是从冲洗照片儿开始的，如果说使用相机学照相，是跟周叔学会的。那么我学会冲洗照片儿，却是跟“周”学会的。“周”有时会在他的家里布置个小暗室，带着我们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冲洗照片。曝光箱是他自己做的，两个大碗里分别盛着的显影水和定影水，也是他事先调配好了的，另外他还准备了一盆清水。冲洗照片时，先要通过曝光箱把底片与相纸曝光，然后将曝了光的相纸，用镊子夹着放到显影水里，显影后再放到定影水里，定影定好了，再放到清水里冲洗，最后还要把冲洗好了的相片，用夹子夹在细绳上晾干。整个冲洗的过程既神奇，又好玩儿，还让人有成就感。也许仅是为了逗引我们这些孩子玩吧，冲洗照片儿这个事儿，“周”只是偶尔为之。

其实“周”最拿手的是摆弄“无线电”，其组装、维修收音机等电器的技术，在当时枣庄老城区还是很有些名气的。据说“周”是上海职业技术学校无线电专业毕业的，家庭出身成分比较高，好像是资本家之类的。“周”是上海人，在枣庄孤身一人，据说他也曾接过婚，但不久就离了，不清楚“周”是因为什么孤身一人落户到枣庄的。当时的枣庄有不少上海人，这些上海人落户到枣庄，有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炼钢铁的时候，从上海来的一批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来枣庄是帮助枣庄建设钢铁厂的。然而枣庄的钢铁厂建设项目很快下马了，其中一些人返回了上海，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没能回去，就留在了枣庄；有的是安排到枣庄工作的上海老知青；还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其他各种原因落户到枣庄的。不知道周是属于其中的哪一类。这些留在枣庄的上海人，大多还保留着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他们普遍地很爱干净，穿着有些讲就，行为比较文雅，生活方式也比较精细，与枣庄当地人相比显得有些洋气。枣庄的地名中虽有“庄”字，但其实不“土”，当时就是比较洋气的，应该说，这与他们的影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们似乎也形成了他们的生活圈子，他们之间相互交往较多，偶尔会聚到一起，交谈时全是一口让当地人根本听不懂的上海话，与当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个别的还洋气十足。在我的印象里最为突出的，是一位被当地人称为“洋蛮子”的人。这位“洋蛮子”可以说是周身鲜亮，一尘不染，四、五十岁的年纪，留着大背头，发蜡抹得很厚，油亮的头发一丝不苟。夏天穿着洁白的衬衫，领口和袖口扣得整整齐齐。质地高档的西裤，裤缝裤脚熨烫得挺拔笔直，脚上炯亮的皮鞋就更不用说了。经常带着墨镜，手上还戴着雪白的手套。尤其是他那辆凤凰牌28自行车，擦拭得瓦亮瓦亮的，车身前面有车灯，后轮旁边有个小发电机。这样的自行车在当时那个年代，不啻于现在开着的豪车。骑着自行车时，他总爱按动车铃，铃声清脆，人车光鲜，走街串巷，犹如一道别样的街市风景。

“周”虽然也是上海人，但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似乎更愿意与当地人交往，一些年轻的当地人好去找他玩儿，还有不少当地人经常找他修理收音机等家用电器。“周”喜欢摆弄各式各样的收音机等无线电玩意儿，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称得上是无线电的“发烧友”。家里摆放着许多无线电元器件，什么电容、电阻、二极管、高压包、线圈等等，大大小小各种型号几乎应有尽有。什么电烙铁、万用表，大小钳子、螺丝刀之类的无线电工具，更是齐全。我的许多无线电知识就是从他那里感知了解来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组装电视机。这事大约是在1975年左右，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电视机，更别说是看过电视机了。不知道“周”是从哪里弄来了一大些无线电元器件，有显像管儿、稳压器、电路板等等之类的，还弄到了一本组装电视机的书。“周”兴奋地告诉我们，他要组装电视机。随后不久他就忙碌起来，先是在特制的板材上刻画了好几块线路板，然后用电烙铁把各种电子元件焊接到线路板上，还不时地用万用表测量电路板和那些焊接上的电子元件。有些元件可能是买不到，他就自己制作，我就曾帮他用铜丝缠制过线圈。就这样，一块块电路板集成块制作好了，他就把它们一块块的组装起来。看来组装的过程并不顺利，有时他还要查看书籍，重新制作。组装好后，就是一遍遍地调试改造。在我这个小孩子的眼里，当时看到“周”组装电视机的过程，真是有一种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感觉。经过一番曲折的努力，“周”的电视机真的制造出来了。然后是组装电视的接收天线，天线也是“周”用铝管弯制出来的，他又买回来了一根十多米长的大竹竿子，把天线捆绑在大竹杆子上。在我们的帮助下，先在门前埋上一根水泥棒，再把大竹竿固定在水泥棒上，于是高高的天线就立了起来。连接了天线之后，他在屋里打开电视机，指挥我们拧动竹竿子调整天线的方向，一会儿让我们向左拧，一会儿又让我们向右拧，逐渐地电视机开始有声音了，继而有画面了，随后画面越来越清晰了，“周”组装的电视机就这样成功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电视，而且是通过一台自己见证了其组装、制作、调试过程的电视机看到的，因而印象十分深刻。

组装完电视机不久，我就开始上初中二年级了，第二年升入高中。因为高考恢复了，学校开始重视教学，于是我就很少再到“周”那里去玩儿了。高中毕业那年，我应届考上了大学。从此以后，再未见到过“周”。后来听说，那些当年在枣庄落户的上海人，陆陆续续地返回了上海，“周”也在返回上海的人员之列。再后来，听说“周”原先的老家，地处上海较为繁华的地段，可他返回上海后，却独自一人居住在很偏的地方，而且房子很小。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他的其他信息。

与我交往时间最短的忘年交是位解放军叔叔，与他交往的时间大约只有五、六天的样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听别人称呼他叫“干事”。与这位解放军“干事”叔叔的交往纯粹是一个偶然，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市委新大院儿刚盖好不久，大门还没有完全装上，大院南头的一栋楼里，住着的全是解放军。有一次傍晚时分，我和几个小伙伴儿到市委大院儿去玩儿，在大院儿新建的沙土路上，遇到了这位解放军“干事”叔叔。也许是投缘的缘故吧，“干事”叔叔竟热情地招呼我们到他身边，与我们这群孩子拉呱，还分别问了我们叫什么名字，并和我们一起在沙土路上散步。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我再次到那里去玩，很巧，又遇到了这位“干事”叔叔。这次他竟一眼就认出了我，还叫出了我的名字，就这样，我们熟络了起来，并且一起聊天，很是开心。以后连续几天，每天傍晚的时候，我都到市委大院儿去玩儿，每次总能遇到“干事”叔叔。最后一天在临别的时候，“干事”叔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子弹壳，放到了我的手里，并抚摸着我的头说留作纪念。因为子弹壳是当年我这么大的小男孩儿最喜欢的东西了，当时我只顾着高兴了，根本就没有思量其中的含义。

然而，第二天傍晚我再次去找“干事”叔叔的时候，却发现原先住满了解放军的大楼，已是人去楼空。看着空荡荡的大楼，想到“干事”叔叔的身影，我的心里涌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