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小学时体育老师、全校体育“总教头”。他长得又黑又瘦,那套天蓝色带两道白杠的运动服,似乎一年到头贴在身上。操场上总是回响着他那嘶哑的吼声:“立正!”“向左转!”“跑步走……”他的头发和胸前的哨都会被他自己的吼声吓得飞起来;再顽皮的学生,见了他,也像老鼠见了猫。我就是其中溜得最快的一只“小老鼠”。
那时,我还太小,实在无法理解父亲在学校对我的“无情”。
刚进校门没几天,一次课间休息时,我和几位同学围着班上一个有些口吃的女同学,边跳边嚷:“结巴、结巴……”并学她说话的样儿。不巧被父亲看到,他一路哨着冲过来,老鹰抓小鸡似地拉着我的衣领,把我拎到一个无人的角落,照我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气咻咻地说:“仗着会讲两句人话,就这么张狂!去给人家道歉!”当时我委屈地哇哇大哭,父亲在家里从没打过我一巴掌!
后来,我“主动”要求把座位调换到那小女孩身边。她有了我这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就再没人敢欺负她了。如今,不知她身在何方。但父亲的那一脚,也是我有生以来挨的唯一一次打,至今似乎痛楚犹存。
那时候,学校都在造梯田、种自留地。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护青”时跑去攀山折花,结果一尺来高的小苗被人拦腰砍断一片。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开出的田上长出的第一批庄稼呀!我们吓坏了,蹲在田边哭成一团。
第二天,老师知道后让我们写检查,说看检查程度再作处分。后来,校长说我检查最深刻,我又不是“主犯”,就把我的名字从处分名单上划掉了。我心里有些沾沾自喜,这都是沾父亲的光。校长是我家邻居,和父亲关系很好。
那天课间操结束后,“总教头”没让我们回教室。校长在高音喇叭里对着操场上千学生宣布处分决定,取消我们参加夏令营的资格。当时,那几位同学因紧张和难过嘤嘤哭泣,而惊讶和愤怒使我噙住眼泪,攥紧拳头,恨恨地盯牢站在四方水泥台上的父亲。
一下课,我就冲进父亲的办公室,不管不顾地哭嚷着:“都是你,校长答应不处分我的!”父亲“啪”地一拍桌子,“你给我出去!敲门再进!”第二次再迈进门,我老实多了,嗫嚅着说不出话。父亲余怒未消:“你长能耐了,敢去找校长求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倚仗什么?”那时我还不懂什么特权呀、关系呀、门路呀,我只不过想沾父亲的一点光,免受处分而已。
后来,学校因为我们几个表现不错,撤销了处分。但我心里还是牢牢记住了有生以来这唯一的一次处分,还有父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