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我与阿姐一起吃火锅。
蒸腾的白雾在玻璃灯罩上凝结成水滴，偶尔滴在阿姐面前的油碟上，我起身去擦，并说，“在老家总是吃饭前放鞭炮，也不知道宁波的习惯。”
阿姐捞了许久，捞起一颗鱼丸，放在嘴边吹了几下，说，“老家也是吃完饭放鞭炮吧。”
“是饭前，我记得的。”
阿姐摇摇头，小心地咬了一口，含糊不清地问，“春晚是几点？”
八点，我看看手机，还要两个小时。
我与阿姐仿佛初次见面相亲的男女，一时没了话题，埋头吃菜。
她突然又说，“老太婆死了，他们没让你回去？”
“表哥叫我了，我没回他。”
“你在宁波这么久都没想过找你，现在找你是为什么？”
我去将煤气灶上热好的米酒捞出来，递给阿姐。“我不知道，也没回他。”
“小陈姐今年没要你去她家过年？”，我反问她。阿姐照样摇摇头。“你有时候要去的，人家邀请你那么多次了。”
阿姐说，“过年去人家家里，总归不好，我也不自在。”
昨天我问她，是要出去吃，还是在家里吃顿火锅，她回我，在你家里吃吧，弄点粉条、白菜。我心里想去外面吃，觉得家里弄得烟雾缭绕，也吃不舒爽。
罢了，眼前阿姐吃得挺高兴，时而聊些前些日子装修的事情，时而聊起儿时过年的场景。我听不出新东西，有些神思飘游。
关于儿时的记忆，我们总有差别。我离家六年，阿姐比我更久，但儿时的事情她总认为自己记得真切。
窗外呲呲的烟花声不像在远处，把我们吸引了过去。
我们趴在阳台上，看旁边二楼露台上的几个小孩子在放烟花——那种细细长长的烟花。
“那叫金箍棒”，我抿一口啤酒，“小时候我玩过，手拿着尾巴那儿，到最后烫的不行。”
后来，他们又点了几个四处旋转的烟花，嗨呀，飞得不高的烟花，看起来根本不像烟花，几道光稀稀落落的，倒像是电焊工手里冒着白光的焊条被着了色。阿姐望着他们说，“好像是吃饭之前放鞭炮，不过没有这样花哨的烟花。”
家里过除夕，要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做菜。照例是先肉菜再做蔬菜，下午三点左右，一大块五花肉蒸好出锅，我和阿姐要拿去山上的龙王庙供一下——大概是让龙王娘娘先吃。管龙王庙的是一个体型壮硕的老奶奶，我和阿姐背地里总叫她“三百斤”——我从没见过三百斤的人，就是长大以后依然没有。阿妈说她将山下的房子让给儿子媳妇，自己在龙王庙边搭了间瓦片房。有一回我想去讨几片番薯糕吃，瞧见她屋里十分热闹，大概是他儿子孙子媳妇了。阿妈问我，以后你娶了媳妇会让阿妈去住这里吗？我摇摇头。“三百斤”奶奶帮我们把肉放在供桌上，告诉龙王娘娘山脚王家拿肉来孝敬啦，保佑全家安康、子女聪慧之类的。阿姐懂事极了，将一小块蒸好的猪头肉给她——自然是阿妈事先交代的。
供完肉回来，我们就帮着包汤圆。阿妈做菜难吃，肉烧得柴，菜炒得过火候，唯独炸带鱼、小黄鱼还有虾片，这些油炸的东西不易做坏，我也最喜欢。所以阿妈总会炸上两份，我先吃了一份小的，一边抓着吃，一边包汤圆，弄的面团油腻腻，总被阿姐打。等到下午四点，所有的菜备齐，阿妈摆下几个酒杯，倒上黄酒，给几位先人。在桌上摆下红烛香火，将写有经文的黄纸放在搪瓷盆子里烧，然后嘴里咕咕哝哝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让我和阿姐一起跪下来拜。我对这一节总是极为虔诚，希望远去的先人能够保佑家里发财、保佑阿妈长命百岁。那时候我自觉年纪小，从未为自己求些什么，也是因为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拥有一切。黄纸在搪瓷盆里烧，冷风吹过，将纸灰扬起些许，都落在桌上的菜盘里。过一些时候，把酒盅里的酒倒回酒壶去，再给每个先人盛饭。
然后我被告知可以去点炮了。于是我兴冲冲地去灶膛点上一根线香，屁颠屁颠地去点鞭炮。都说能不能独立点鞭炮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那我简直早熟的可怕。家里一般买上几个礼炮和一串长鞭炮，除夕那天只放一半，留下一半年初一去上坟时用。鞭炮一响，代表这一家做好年夜饭了，各路神仙可以来吃了。
一般四点半，我们家就开始吃饭。有时候四个人吃，有时候三个人吃，也有时候五个人——那个不受欢迎的奶奶，偶尔也被阿爹接过来。我和阿姐都不大会叫人，但私底下阿姐叫她老太婆，我仍是称她奶奶。讨人厌奶奶，容光焕发，步子轻盈，喜欢吃肉。她活的长久，去年中秋才过世，大概九十岁。小时候我稍稍有点怕她，因她总是眯着眼打量我。阿妈老是说老太婆心肠狠毒，我倒不觉得，只是发现阿爹这一家人没什么感情，既没有亲亲抱抱，也没有眼泪，和电视上完全不同，甚至我从没从讨人厌奶奶手里拿过红包——没有给过红包，说明她是真的不爱我。奶奶喜欢喝酒、抽烟，阿妈说，喝酒抽烟的女人都是坏人，这点我倒是明白，电视剧里的反派着一身旗袍，总喜欢要人给点点烟，一口软语，先生，借个火好伐。奶奶喜欢白酒，喝过酒，脸上的皱纹也有了光泽，看着像紫色的洋葱皮。她和阿爹聊天，偶尔问我问题，大抵都是学习如何，其实我懂的，她连我上几门课都不明白，但我年年考第一，她总记得。有一次她得知我考第一，开始在口袋里摸索，我天真以为她掏口袋要掏出红包来，心里已经做好了拒绝的准备——阿妈告诫我要和她冷淡，她却掏出一包飞马牌香烟，一块五一包。儿时我和阿姐在有奶奶的饭桌上都没有情绪，期待呀兴奋呀都没有。阿妈对奶奶恨之入骨，阿爹心里明白，却总喜欢向着奶奶。有奶奶参与的团圆饭，人是最多的，但话是最少的。
前年我回岛上，这位奶奶已经有点痴呆，独自一人住在当年我们的老屋。因她上了年纪，腿脚不便，便住在那时我们一起吃年夜饭的餐厅，用帘子隔开，后头睡觉，前面吃饭。
我看到奶奶，她并没有什么变化，或许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但在我的印象里，她就是那个样子——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哆哆嗦嗦，脸上挂着笑。她肯定也忘了当年抓得我满脸是血，咒我断子绝孙的事情。她一定忘了更多事情，于她一生而言，这样也很好。阿爹训她大小便不干净，弄得房间臭气烘烘，她也不说话，一直笑眯眯地打量我。到那个年纪，是不是什么都感受不到了呢。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想上前去抱抱她。这个年纪轻轻就失了丈夫，拉扯了三个儿子，大儿子海难死去，小儿子对她恨之入骨，只有二儿子对她时好时坏的女人。
老屋远在岛上的深处，很高。现在它失去了人气，在岛上的山风雨露侵蚀之下，也像奶奶一样老去，散发出一种腐朽的气息。阿爹在海边买了房子，好照顾他的渔家乐生意。我给她照了相片，那次回去我照了不少照片，冬天的海除了萧索是没有任何别的样子的，岛上的人家，零零散散——失去了年轻人的小镇和我我那风烛残年的奶奶一样，没有色彩。
这幢两层高的小洋楼，贴着没什么审美品味的黑白相间的马赛克，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当年我觉得这所房子太大了，某些房间充满神秘感，阴森可怖。因为傍山而建，被密密麻麻的芦苇簇拥着，屋后的墙面因为山火熏得黑灰白相间，几个房间的玻璃因为台风和山风的双重摧残基本都是贴着补丁。那会儿我蜗居在二楼的小阁楼，觉得有了一方天地，看书，做手工，写作业。院子里我儿时精心养护的几棵桃树、文旦树、杨梅树，竟还没有死去，而且都比我高多了，小时候我无数次梦到他们长高长大，最重要的是，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子。现在冬天到了，文旦树上的果子没有人来摘，它们挂过了四季——要是我还是小孩，这些果子肯定教我摘了去。现在它们挂在那儿，连呼呼的北风也吹不动，仿佛是武侠故事里那些真正厉害的角色，是华山论剑的华山，是日月神教的黑木崖，总之充满了时间恒久的智慧。二楼的几个房间因没人居住，还保持着原先的样子，几件暗红色橱柜，一台长虹彩电，一张大床。旁边几个纸箱里，都是我的书，最上面是一本我当时极为喜欢的《马丁伊登》，看完热泪盈眶，信仰与爱情，多么辽远的主题。阿爹在我身边，不知道我流露出的落寞情绪是为什么，露出迷惑的表情。他心思粗糙，年轻时充满戾气，年老自然而然地成了倔老头，喜欢看家庭剧，我和他说话不能用成语，我说成语，他就说，你们读书人。而我已经说不好家乡话，尽量就不说话。我猜他觉得所有的往事一如电视剧，所有阵痛只持续到大结局，心里想着我算是浪子回头。
中秋节，奶奶在老屋里死去，关于老屋的故事马上要结束了。我将这事告诉给阿姐，阿姐只是淡淡地说，我还以为她要长命百岁呢。是啊，当时我们的外公外婆都死了，爷爷也死了，“作恶多端”的奶奶却十分健康——阿妈的原话，每天吃些豆腐乳、炝蟹糊、臭冬瓜的奶奶却活过了七十八十乃至九十。阿妈常说，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我小时候细细琢磨过，并参透了：好人因多操闲心而短命，而坏人因没心没肺长命。所以不要操心也成了我的座右铭。用现在流行一点的说法，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些年阿姐不懂这个道理，在快三十岁的时候整夜睡不着。我觉得这股焦虑可以理解，但我没什么劝解人的天分，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之类的又不能对她说——那是骗人的嘛。我便说你还很年轻，结婚还会离婚，没什么意思，你出去走走，找点事情做，后来她便缓过来了，非得要我跟她一起周末爬山。
现在奶奶死了，我们都没有去看她。人死如灯灭，也不会有人记得长长久久，这一切莫不也是最好的安排？
电视上的春晚总算开始。我和阿姐说，全国在八点还在吃年夜饭的只怕不多啊，阿姐说，大概北方很多，我表示认可。
我给阿姐倒了杯热水，又给她剥了个橘子。“要吃糖不”，她摆摆手。我说我买了柿饼，她点点头，像个哲学家一样说道，“现在不像小时候，想吃的平时就买了吃，到后来也没有什么是一吃就很高兴，足以支撑起整个晚上的兴奋。”
儿时我们吃完年夜饭，也不会举家去玩，当然也是没处玩。大家早早的吃完年夜饭，要么聚在一起搓麻将、打牌，要么就去镇里头唱歌，而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都有点早。阿妈和我们一起看会电视，吃些饭桌上没吃完的五香牛肉、炸带鱼——我是真喜欢炸带鱼，心里存着“长大了要一年四季顿顿吃炸带鱼”的愿望。阿爹则下山去和朋友再喝，我们不到八点就去睡觉，连春晚也等不到。
九点了，我送阿姐出门去公交站。房子在小区深处，一路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家灯火，“我就说你们这是外来务工小区不是，过年都没人“”，阿姐一边走，一起数落我，“当时买房你都不告诉我，太草率了。”我不置可否，在外面疾走的老爷爷老奶奶的确不见了，还有那些吃过晚饭抱着孩子的妇女。看样子是除夕抽干了小区的活力，他们带着各自的活力去到了别处。走在小区细细长长的小道上，阿姐说，过完年我去找工作，考个营养师的执照。走到小区东门，看见门卫室亮着灯，两个脑袋凑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我与他们用宁波话打招呼，过年好。
夜里十一点多，鞭炮声越来越大，此起彼伏，电视上春晚接近尾声，我给阿姐说，新年有什么心愿啊，我给你完成。
想起在岛上仅有一次的除夕守岁。那一年，我已经是个高中生了，年纪大到没有宵禁。我和几个朋友约去镇上的佛寺，那寺庙也在山上——为什么所有的寺庙都在山上呢？我们在夜里11点坐上去山上拜菩萨的中巴车，兜里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零食。中巴不断接上和我们一样目的的人，或老或少，然后沿着曲折的盘上公路不紧不慢的向上摸索、爬升。我打开车窗，夜凉如水，没有月亮，寒星几点。整条盘山公路上安静又热闹，在山下五彩斑斓的灯火映衬下，坐在中巴车上的我成了乔邦尼，这个阒然无声的、充满新鲜感的旅程便是我的银河铁道之夜。我在故乡感受到无数大自然的美好，每每想起那样无忧无虑的夜晚，便怅然若失，在我们拥有这些时，即便有那样的感受力，却没有办法将之留存。中巴车到了山门，我们便三三两两地登阶而上，由远及近，看到寺庙的香火，听到僧人的诵经声。同行的女同学从背包里拿出佛香发于我们，每人都分了一大把，让我们好随处拜拜——因为祈福的人多，整个寺庙有好几处可供参拜上香。我也不知该向那位神仙，求何事顺遂，便跟着我那颇懂个中礼法的女同学走，一路上遇到好些同学。这样漫无目的地跟着，突然钟声大作，我们才知道到了十二点，彼此相视一笑，合掌许愿。此时山风裹挟着香气，让空气变得柔和，令我忘却了这个冬夜的寒冷。我想起那远在对岸的老屋——那时它便已经缺了人，开始了不可逆的衰老，从此不再让我眷恋了。而那会儿各自许了什么愿望，怕是我那最虔诚的女同学也记不得了，倒是这孤山古寺，总是无意出现在我关于小岛的梦里，挥之不去。
那天过了十二点，阿姐依然没回我，我想她应该是睡了吧。而我因为感念老屋的除夕，变得睡不太着了。
——王草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