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文由韩立坚老师供稿。
“朋党”，在古代是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的意思。北宋“庆历新政”推行时，政敌们以此为攻击欧阳修、范仲淹、尹洙等一干推行改革新政大臣们的罪名。这是非常狠毒的一着，它很可能引起皇帝对他们的猜忌。
欧阳修不躲不避，而是大义凛然地写出了一篇震古烁今的雄文：《朋党论》，出人意料地提出小人无朋而君子有朋。小人无朋，是因为他们同利时则为朋，争利时则相害，虽兄弟亲戚也不能保持朋友之义；君子有朋，则因为他们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修身则同道相益，事国则同心共济，所以能始终如一。《朋党论》是欧阳修在谏院向皇帝进的辩白，实际上也是欧阳修为人的真实信条和写照：对小人则决不留情，对君子则同心共济。
对小人决不留情。1036年5月，年轻的改革派官员范仲淹得罪权相吕夷简，被贬出朝廷；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谏言，被贬；馆阁校勘尹洙进谏，又被贬。一连数名官员被贬，弄得朝中百官噤若寒蝉。这年欧阳修才29岁，官职仅是馆阁校勘，本可以一言不发，明哲保身，但他却义愤填膺，特别是对身为司谏的高若纳不但没有利用自己言官的职守说公道话、反而乘机落井下石的行为极为不满，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在信中，他历数高若纳的过失，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乃“君子之贼也”。恼羞成怒的高若纳把他写的信件交给了仁宗皇帝，欧阳修随即被贬为夷陵令。
1042年，吕夷简在群臣讨伐声中下台，范仲淹等正直官员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到朝廷，欧阳修也回朝廷当了谏官，这时的欧阳修更加意气风发，他弹劾不顾民瘼、强征十万“羡钱”讨好朝廷的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弹劾行为不端的翰林学士苏绅、监察御史马端、参知政事王举正、端阳殿学士李淑，弹劾向朝廷献瑞木的澧州知州冯载。欧阳修频频上书，不顾情面，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身居高位的宰臣，有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们纷纷落马和被贬黜，心怀怨恨，甚至到了“人视之如仇”的地步，可以说与欧阳修不共戴天，但欧阳修仍不退缩，直言不讳。
对君子同心共济。欧阳修与公忠谋国者肝胆相照，无论自己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不避风险，全力支持。同时，他非常注意提拔和培养后进人才。嘉佑元年，他上书举荐比自己小十四岁的王安石，称其“学问文章，知当世”；嘉佑二年，他奉命权和贡举，与梅尧臣等有识之士一起抵制浮华不实的“太学体”，倡导回归本真，一次考录苏轼、苏辙和曾巩，对苏轼考卷《忠厚刑赏之至论》更是推崇备至；嘉佑五年，又上书举荐苏轼父亲苏洵，赞其“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他还举荐司马光等富有真才实学之人。就这样，“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外，宋朝的六大家中，有三位是他主持考录的，有两位是他上书举荐的，还有一位就是他本人，全部与他密切相关。
欧阳修就是这样一位疾恶如仇、视才如命的君子，他的政敌千方百计攻击他、构陷他，但总是难以得逞。于是，他们根据欧阳修“惜名节”的特点，用审讯作弊、伪造艳词等手段，无中生有地攻击欧阳修“盗甥”、“私媳”，气得欧阳修一方面请求朝廷彻查，一方连续上表请求致仕，朝廷虽然惩治了弹劾不实的御史蒋之奇，并再三挽留欧阳修，但他去意已决，终于退居林下，自号“六一居士”：家中藏书一万卷，集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翁一人，优游田亩，融入自然。
欧阳修的《朋党论》和他的爱憎分明的品格与骨气，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道德文章无懈可击的欧阳修遭致百口莫辩的私德诬陷，可以说是他正直为官、不苟世俗、痛击宵小所付出的代价。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澜言徒增欧阳公的烦恼，但却无损欧阳公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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