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囯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恢复招生，学生返校上学，边上课边闹革命。通知下发后，全国的中小学很快就复了课，也开始招生，但是大学虽然复课了，却没有招生。1968年7月，毛主席做出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特别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直到1970年，大学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这是一点历史背景，不得不说。
学校复课后，因保定市前卫路小学已经不能住宿，我就转到了西大街小学。在西大街小学上了一年多，到1969年9月，就到保定五中上初中了。
那会儿上初中也不考试，就是按片分配。因保定五中也在花椒园，离我家很近，所以就分到了五中。文革之前，保定比较出名的中学是一中、二中、三中和女中，五中名气一般。然而，那会儿也没有什么重点非重点的概念，只要能上学就行。特别是从小学升到了初中，感觉非常高兴。
要算起来，我们应该是小学1968年的毕业生，俗称68届。我们虽然晚毕业了一年，但比起66、67届还算幸运的。他们和我们一起升入的初中，66届只上了一年，67届上了两年就离校了。当时保定市所有的中学没有开办高中，想上也上不了。再说，那会儿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办了高中很可能也没人上。我们上了三年初中，初中毕业时学校要办高中，这样就有部分学生上了高中。
当时，在我看来，五中的校园可不小，比西大街小学大多了。校园里共有三座教学楼，都是两层的低楼。校园里还有好几个操场，操场上有单双杠，沙坑，破旧的篮球架和足球门等。学校的大门口迎面有两排高大的杨树，正是夏末秋初的季节，已有树叶随风飘落。
我们初一新生在最南边的那座楼。整个教学楼，窗户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但是都用塑料布糊好了，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为了迎接我们这批新生提前糊上的。如果说窗户还勉强可以看，但教室里就有点惨了，所有的教室都是空空如也，没有课桌和座椅。这样的惨像，往大里说是文革造成的恶果，往小里说，与我们这些熊孩子也有关系。
文革停课期间，有一阵保定市兴起了做枪热，大人做真枪，小孩做假枪。那时的男孩子，几乎人人都做木头枪。要做木枪就必须有木板，木板从哪来？最好的来路就是学校的课桌和座椅。我们到附近的黄华馆小学偷拆过课桌，五中也去过，是跳墙进去的，没敢在校园里转，也不知五中有多大。拆课桌椅时要带上钳子等必要的工具，怕遇到学校的老师，拆完一块木板马上就走。其实害怕是多余的，当时学校里根本没有老师，就是有也不会管。学校的玻璃我们倒是没砸过，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玻璃可砸。
做木枪，开始是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老钟叔那样，只是做一个模型拿着玩。后来感觉不过瘾，又做起了火枪。做火枪光有木板不行，还要有铁管。老天爷也不知咋了，好像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似的。省交通厅公路局那个大院里有钢筋供我们做铁环，也有钢管让我们做火枪。我们捡了钢管，拿回家用小钢锯锯开，把这段钢管放到火里烧红，用钳子夹出，再用锤子把一头砸死，然后放水里淬火。把它放凉后再用小钢钻在封死的那头钻个小眼，放火焾用。最后再把它用铁丝等固定在木枪的上端就成了。
玩火枪是一项很危险的游戏，闹不好就出事。我的小伙伴们就出过几次事。那次，建国刚做好一支火枪，装好火药到大门口试枪。他点燃药焾，把枪举过头顶，我们都蒙上耳朵等着听动静。一声巨响过后，建国眉飞色舞地挥舞着手上的火枪，大喊着“成功了！”“成功了！”。等他停下来，我们一看，他手里只拿着一个枪把子，其余的都炸飞了！还有一次，宝顺在自己家的火炉上熬制黑火药，因操作不当，导致火药爆燃。幸亏熬制的不多，只是把脸熏成了黑包公，到医院了包上了纱布，没多久就好了。这小子还因祸得福，自那次事故后，本来黑不溜秋的脸变白了，后来还娶了漂亮媳妇。
自从宝顺出事后，家长们都不让我们再玩火枪了，我们也没再到学校拆过桌椅。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刚进五中的时候，不光教室里没有桌椅，窗户上没有玻璃，校园里也是砖瓦遍地，杂草丛生，操场上，小路上都是杂草，厕所里脏的简直没法下脚。当时我还想，这么脏的校园咋也没人收拾。谁想，我们入学的第一个课就是打扫校园。
我们初中一年级叫五连，分成了十个排。一个排就是一个班，大概四十人左右。我被分到了七排。开学以后，我们在教学楼前集合，连长谢文辉老师训话。谢老师是马来西亚华侨，讲一口南方的普通话，有些字咬不清楚。他爱人戴雪凤老师也在五中，教我们语文和外语。听说，文革结束后，他们夫妻去了香港定居。这是后话。
谢老师说，现在咱们的首要任务不是上课，而是打扫卫生。咱们要向抗大学习，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美丽的学习环境。
谢老师讲话后，我们就从自己家里带上笤帚、簸箕、铁锨等劳动工具，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清理校园的工作中。那时的学生都不娇气，干点活不算啥，家长也都支持。在大家的努力下，校园里的卫生状况很快就改变了。
打扫完教学楼外的卫生，我们就开始上课了。为了克服没有桌椅的困难，我们就从家里自带板凳。没有教科书，老师们就凭着记忆讲课。差不多在一个月以后，发下了油印的内部讲义，后来又陆续发了河北省的试用教材。
我们上初中那会儿还在文革时期，老师每次讲课前都要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后来，林彪出事了才不喊了，让我感到轻松了不少。除此之外，还要不断斗私批修，写思想汇报。特别是要求加入红卫兵的同学，更要积极主动向老师和班干部汇报思想。
记得，有一个男同学，在私下和几个同学拜把子。这件事不知怎么让老师知道了，在连里开大会对他的哥们义气思想进行批判。老师让我也写文章到台上批判他。我们俩平时关系还不错，上台批判他真是不好意思，可这又是老师交给的政治任务，不能不去，只好“狠斗私字一闪念”，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了义正词严地批判。会后，老师表扬我，说我的发言挺好，对坏人坏事就是要敢于批判和斗争。可自打那以后，我俩的关系就不怎么样了。
不过，初中阶段有位同学一直和我关系挺好，就是王春风。春风喜欢练武，我也喜欢，下午放学后我俩经常去河边或公园里练武术，有时晚上也在一起练。他会长拳，我跟他学了一阵，始终没学的很好。处的久了，我发现春风有一个特点，老把旧衣服穿在外面，新衣服却穿在里面。人说驴粪球外面光，他怎么反着来？我想，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练武方便吧。春风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分配到一个兵工厂工作。那个厂子在山里，每星期可以回一次家。我上高中以后还常在星期天去春风家里玩，高中毕业到徐水插队后就去的很少了。
那会儿，不光在学校里，就是在家里也是一样，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我自然也不能免俗，有一段时间，我在自己的屋里也恭请了毛主席的石膏像，每天早晚在主席像前念一段老人家的语录。不过，这种虔诚的状态没能保持多久。看来咱也就是普通人，想做圣僧不可能。当年的法显老和尚，为了取回真经，以67岁的年龄，徒步走过了戈壁滩和大沙漠，又翻过了帕米尔高原。这样的英雄壮举，咱肯定做不到。
初中时正流行革命样板戏，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我喜欢样板戏，特别喜欢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不但爱看，也会唱，里面的唱腔和对白都能背过。那次学校在操场上开大会，天很冷，军代表在台上讲话。军代表好像姓谭，也不管下面的同学有多冷，讲起来没完没了。他讲完后于校长又讲。于校长的脸颊平时就很红，再一冻更红了。他讲的时间不长。文革后，于校长调到了河北大学，在我读书的中文系当书记。领导讲完后开始表演节目。那时学校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一帮有些文艺天赋的少男少女组成。他们表演的节目无非就是忠字舞、语录歌等等。军代表没啥可表演的，在台上练起了踢腿，一边踢还一边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还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呢。其实，我踢的比他强多了。我们连的“奎子”拄着双拐也上台了。他只有一条腿，但是很有文艺才华。他唱了一段《迎来春色换人间》。他那高亢激越，字正腔圆的演唱，搏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说到此，有人会关心我们的学费问题。我可以告诉各位看官，那时，每学期学费为5元。这个价格是高还是低？我给大家算笔账就清楚了。当时，城镇职工平均月薪大概50块钱，年收入为600块钱。一个孩子每年学费10块钱，再加书本费等，每年一般不会超过30块钱。就是说，一个孩子的学杂费只占家庭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对家庭生活影响不大。如果家长是双职工，所占比例会更低。
初中时，我们年级有一个女孩子，长的很像我小学那位女同学（可参看小史记之十一和十二），她上下学经常从我家门口路过。有好几次我都想和她说话，可终究没有勇气开口。不知为啥，这么好的女孩子没上高中，更不知哪个傻小子盘起了她的长发。
上了初中，感觉一下子就长大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地玩了。这可能就是成熟的开始吧。
就在我们升入初中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战备挖洞运动降临到我们学校，当然也就降临到我们这些学生娃头上。从1970年夏天开始，我们参加了长达一年多，并且是强体力劳动的挖防空洞活动。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篇《备战挖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