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关于侯麦电影的讨论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每部影片似乎仅仅是在自说自话。谈话产生的电影素材，既生成了这部电影，同时又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些谈话已对主题进行了评论，但我们除了总结或多少带些理智地阐释这些谈话之外，还能做什么——或迄今为止业已做了什么，能与这些评论有所不同？雪上加霜的是，侯麦电影似乎很少以电影手法表现。对话冗长、镜头段落长时间停留在同一地点、很少使用背景音乐、相对漠视诸如正反打镜头这样备受尊敬的电影技巧以及摄影机明显偏爱听话者而不是（估计更具表现力的）说话者的面部长镜头——鉴于所有这些，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侯麦选错了媒介，即他的电影更加戏剧化，而不是电影化。“共同晚餐”似乎是他“解决”冗长对话视觉观赏性问题的办法：关于帕斯卡尔和康德的对话令他们在餐桌上的活动活跃起来（饮食使谈话丰富多彩...）。不管怎样，关于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和帕斯卡尔“赌注”的长篇大论，或许会被我们看作是“马里沃风格”的一个怪诞补充。人们通常把侯麦比作马里沃，但马里沃戏剧貌似肤浅的唠叨比侯麦版更具社会意义。在《爱情与偶遇的游戏》中，西尔维亚和多朗特的父亲们似乎希望他们能够联姻，但这两位年轻人从未谋面，所以极为巧合地分别假扮成自己的仆人，让仆人假冒自己，以便暗中观察对方。他们的方案成功了，但与最初计划并不完全一致。虽然角色已换，可两个真正的仆人跟他们侍奉的主人一样，也互相吸引，剧终时，四人都幸福的找到了自己“合适”地伴侣。主仆语言不同，优雅服饰掩盖不了仆人言语地粗俗，两个社会地位较为优越地人物——西尔维亚和多朗特——对这粗俗颇为反感。透过语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社会等级，优雅的语言对应着优雅的本质。《爱情与偶遇的游戏》通过戏剧形式表现我们对内在价值与社会地位一致性地信心。马里沃地戏剧与几乎同时代的博马舍地作品（1775年问世地《塞尔维亚的理发师》）不同，它们明确认同了18世纪地判断：道德与社会等级之间具有同一性；精神境界的差异与财富上的特权相关。

倘若人们经常提到的那样，侯麦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态度，那并非因为任何类似的观念。他的“马里沃风格”仅限于口头交际的纯外部效果。无论话题是什么，伴随生动、睿智对话的是其固有的言语能量、愉悦以及难以避免的自我满足。我们喜欢捕捉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中的情感波动，并做出反应。无论主题多么严肃，社交性谈话总是包含一定的戏剧性元素，一种共鸣，一种回应，一种令谈话更加丰富和持久的技巧。这一技巧如同对于个人压力的非个人化补充，也在推动谈话。运用这一技巧的快感可以解释为何侯麦电影原本可能阴郁的结局，最终却化为令人惊奇的轻松收尾。我们要更加仔细的研究一下《男友女友》中布朗什的失落感，一种谈话之外的失落感。尽管言语上无法译释的本体性困难使影片深奥难懂，其结尾却惊人且有趣的直白。两对情侣干净利落的重组（莱亚的前男友法比安现在与布朗什是一对儿，布朗什原本以为自己爱上了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已成为莱亚的情人）被最后一幕四人服装的颜色搭配所强调，并予以温和的嘲讽：现已分手的法比安和莱亚都穿着蓝色服装，而布朗什和亚历山大穿着绿色。对过去情形的提醒与当前现实、即影片结尾估计更有前途的配对并不协调，却令人愉快。与此类似，《春天的故事》极为模棱两可和令人费解，影片最后的话是娜塔莎的欢呼：“生活是美好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亮点都在于摒弃了本质上排斥语言清晰性的某种模糊不清，从而有助于侯麦沙龙的轻松氛围，因为侯麦沙龙的社交能力受到那种晦涩的威胁，无法让生机勃勃的对话清晰易懂。

我们的评论沙龙拥有更为广阔的谈话领域，超过了侯麦任何一部电影。因此，我们可以超越某一特定影片的视域谈论问题。将侯麦的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探讨最为有益，即便对单部影片进行了精辟分析，都会令侯麦较其实际稍显逊色。无论主题多么单调，他的影片都具备一种积累的话语影响力。侯麦式谈话逐渐发展成为一部复杂的作品，由多种多样的影片构成，这些影片之间辩证地相互影响，彼此生成。侯麦电影美学的前提是（并非力图创造）一种观众，来欣赏这座不朽的电影纪念碑，一种评论式谈话的元沙龙（meta-salon）。观看了侯麦的全部作品，我们或许对其强调重点的置换和变化印象深刻，这缓解了主题的单调性。然而与此同时，尽管表面上变化多样，我们仍能发现，主题上的连续性是一个严重缺陷，尤其是，我们根据逻辑推断，认为一些问题或许是侯麦主题的核心，但这些问题却从未出现。这一奇特的缺席或沉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迹象，显示出侯麦无力超越相对次要的形式变化，以测试其偏爱主题的最大极限。爱是侯麦电影缺席的核心。说它缺席，首先是因为侯麦式谈话围绕爱展开，却未将爱当作谈话的目的。既为试着给爱下定义，甚至也未探讨爱是否可能存在。而且，既然对侯麦电影中的很多人物而言，找个人去爱且被这个人所爱如此重要，那么，爱如何自我定义——爱与社会身份或个人身份的关系——的问题或许已经被提出。在侯麦电影中，最接近于得出某种定义的是较后期的两三部作品，其中总结了爱与友谊之间的差别。莱纳在《夏天的故事》中抱怨说，爱奢求过多。女人一旦被男人渴求，她就无法再相信他的话；据莉娜称，谈话不过成了一种性战略，一种既让这位情人隐藏自己目的，又助其达到目的的手段。但这是侯麦的人物在尽可能地给不同类型的亲密下定义，或是表达在下此类定义的努力中存在的模棱两可性（这一模棱两可性与对于欲望所持的怀疑态度有关，正如《夏天的故事》中玛尔戈成问题地坚持说，她只想把帕斯卡尔当成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