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文人艺术中，历来都把个人的学养放在重要的地位，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家不仅要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坚实的传统功力，并且需要有渊博的知识。明代篆刻被称为文人流派篆刻，除了纷起的各种风格地域流派，还有就是参与者大多是当时的文人。与之前秦汉治印的，特别是最后完成印章的大多是匠人不同，文人印人更加的重视学问的累积、自身修养的提高和印外功夫的修炼，因此这种传统的文人审美在明代印论中更是处处可见。
“学”与“养”，在学养论中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学”指的是学识，印人必须有印外的学识，即在以刀刻印（这是之前印章工匠的必备能力）之外还应该多方面的学习汲取知识、累积学问。如读书、书法、识篆通篆等古文字学。“养”则是指将上述这些印外的学问化入印人的人格之中，而养成一种具有高度审美能力的眼力，和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进而融入创作之中，产生出情趣与雅致、耐人寻味的优秀印作来。所以不学则养不成，不养则学而无目标，前提则是优先学。
我们来看看明代一些印人在印论中的表述：
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篆隶诸书，故当潜玩，譬如诗词有别裁，非关学也。然自古无不读书之诗人，故不但篆隶，更须读书。——沈野《印谈》
无论是诗词，还是“小技”的治印，不读书，胸无点墨，鉴赏不博，则杜撰必多，纵能独创一家，终入野狐下乘。明朝末年著名的学者张岱在为印友会稽胡兰渚所作的《印汇印品》序言中，将读书作为评定印作气息的重要标准，强调读书对于印人之重要。其中的言语虽然已过百年仍然发人省醒。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
近世俗工，字皆杜撰，不足与语。余忆王太史之评唐寅、周臣画，谓二人稍落一笔，其妍丑立见。或问臣画何以不如伯虎？太史曰：但少伯虎胸中数千卷书耳。今兰渚之与俗工，其妍丑相去，确确如此。呵嘱诸人，其再读十年书，方可与兰渚语痛痒也。
唐寅，字伯虎，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曾经师从明代画家周臣，后青出于蓝，其画作名气亦在其师周臣之上。这里说到唐寅之画之所以青出于蓝在于读书，虽只是其中一方面，但是亦可见对于各种艺术，学养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段论述颇似苏东坡的诗意，曰：“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即是认为匠人作印，印中求技能，死功夫下足，然无法与有学养之文人印人相比，所谓“稍落一笔，其妍丑立见”。而印章之外，读书万卷，胸次自高。厚积薄发，方可在印作中显出精神方面的品格意境。一位印人倘若没有诗、文、书、画之艺术修养，没有读书千卷的根底，要想提高艺术创造力，则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读书是各种文化艺术的学养的基础，那么对于篆刻的学养论，除了读书，识篆、写篆、古文字学更是重中之重。
对于识篆和写篆，明代篆刻家赵宦光尝言：“今人不会写篆字，如何有好印。”而对于印外古文字和书法明代篆刻家朱简又言：“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识等字，是作诗人不曾见《诗经》、《楚辞》，求其高古，可得乎载。临仿古帖，毫发精研，随手变化，得鱼忘筌。以上皆古人书法，通用于印，则思过半矣。”
我们在之前也曾经以“篆刻之道篆书先行”为题写过文章，还放在了第三讲，我们对篆书无论是从书法角度，还是古文字角度对于篆刻的重要性都是十分重视的。所以篆刻中有句话“不通文义不可刻，不深篆学不可刻”。
明代很多篆刻家在印论中都对学养论很重视，强调印人必须博览古印谱、研读古人印论著述和旁通金石学。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徐上达在其《印法参同》中在《参互类》中专门列出“蓄印谱”一节，指出：“古印虽多散亡，而谱之所载尚著，是即印人未泯之真，作我印证者也。”所以作“蓄印谱”一节，为的是以古人之印印证自己之印。更是主张以集印章的方法来丰富印人的学养。
明代的印论，大多数直接建树于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对创作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对清及后世的印论影响极深。特别是在学养论上，特别是关于印人要有一手好的篆书书法，与必须具备印外古文字修养、具备古文字造型美的修养的理论，这更是在清朝末年在篆刻艺术中发展出两个重要的美学观，那就是“印从书出”论和“印外求印”论。
在明代的印人中，很多都是杰出的诗人和书画家，关于诗文书画的修养，就被视为很自然的事情。即便如此，上述各个方面都足以证明，一方小小的印章，实乃一门包孕万千的大学问，所谓方寸天地，气象万千。这其中的气象，包孕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印人的学养。学养对于印人绝不是简单的各门知识的简单叠加。诚如清末印人王光烈在《印学今义》中所言，“派别不可不知，眼界不可不广，金石印集，多多益善。以印学一事，由宋元至今，数百余年，其中名流辈出，著作如林，考核参稽，皆足益人神智，泛观博览，后归之约，自名一家不难矣。”
可见“学养论”真正的内涵当是综合学养的各个方面，融为一体，从而达到艺术家精神世界的升华。唯此，才可能创造出融化了人性之美的印作来。关于“学养”，如今的印人似乎比之古人要稍微逊色，本期列出的几方印章，都是名家的闲文印，而其中的语句一眼便能认出出处的人恐怕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