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好看的脸色，摆出逢迎的姿式，低三下四地过分恭敬，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怨恨藏在心里，表面上却装出友好的样子，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感悟】

一、左丘明史官生涯

左丘明，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左丘明世代为史官，晚年，因患眼疾，辞官还乡，不久即双目失明。这对于生来即与史籍为伴的左丘明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曾一度绝望，拒论史实。但很快理智即战胜了忧伤，强烈的使命感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其所集整理出来献给后人。于是，他把几十年来所听到见到的西周及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政闻要事及君臣谋议得失之词，口述给子孙，汇集成卷，著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史--《国语》，是我国第一部记言体国别史，二十一卷，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左丘明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

左丘明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深得鲁侯器重。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美餐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左丘明用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二、孔子与左丘明“同耻”

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孔子著《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孔子是为了扶正天下正气，所以著《春秋》。因此后人评价《春秋》一出来，那些乱臣贼子、那些虚诈的人，他们都很害怕。为什么？他们的心地，早给孔子揭发得一点都没得隐藏。

左丘明是鲁国的太史，是史官，当时左丘明为孔子著的《春秋》写传，所以称为《左传》。这个传就是批注《春秋》的，他知道《春秋》里头讲的义理。

左丘明说:"人弃常,则妖兴."“常”，古今不变，这叫常，仁义礼智信这是常道。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伦常。丢道常道，而追求奢侈，妖贼妖邪之风便会兴起。

“巧言、令色、足恭”，巧言是不由衷的话语，令色是用他的容貌表现出来那种谄容，足恭是想要进，又装作不好意思进。此三者皆虚情假意，心里想一套，外面表现的一套。这表明什么？心里头有虚，有所求利。虚的人，这就不诚、不真、不直。

孔子反感“巧言令色”的做法，认为“巧言令色”危害有二：

其一，孔子认为人的不善在于谄媚奸险。谄媚的人总是怀有个人的目的而阿谀奉承，说话如蜜，让人听起来舒服，人们容易被这样的“笑面虎”所迷惑；奸险的人心怀叵测，笑里藏刀，人们容易被他们欺骗，因此我们应该明辨是非，明察秋毫。左丘明身为史官，学广而闻多，为人正直，看人、看事入木三分，以秉笔直书善恶而著名。孔子以左丘明为伍，表明的正是他鲜明的是非、好恶之态度。

其二，对自己而言，巧言善辩者容易把精力放在掩盖自己过失的口舌之辩上，而忽视修身，不利于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人生在世，保持一颗真诚心，自己不做笑面虎，也会识别笑面虎，不但给自己创造了殷实的人际关系，同时也活得心安。这样的人，有着健康的人格和慧眼识人的智慧，活得“心”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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