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倡导多年以来，实际效果如何，大家各自体会。反正从我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当中，众人依旧我行我素，该怎么扔还怎么扔。其实，我觉得立法立规肯定是需要与国民素质与现实情况相匹配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驱使，很难改变人的定向习惯。

垃圾分类这阵风不知会刮多久。但其所到之地，对物业影响最大的就是楼层撤桶。以前每层楼都有一个大的垃圾桶，人们都会自觉的把生活垃圾扔过去，这样虽然会让消防通道环境差一点，但不好的环境也只是聚集在一个点，并不会造成全楼层污染。这样做虽然会对消防通道的通畅造成影响，但消防部门的执法力度并没有那样强硬，只是偶尔的例行一下公事。毕竟法不择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去激发民生矛盾。

现在把垃圾桶撤掉后，人们不得不把垃圾扔门口，等到下楼的时候再带下去。这样会让人行走廊或门口环境脏乱不堪。特别是一些汤汤水水的厨余垃圾，给楼道保洁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负担。以前只要集中力量处理一点，其他地方顺带而过，现在可好，搞起楼层卫生来，保洁员要多点发力，工作强度明显大了很多。另外，人们带垃圾下楼的时候，如果要坐电梯，此时的电梯轿厢密闭环境也会受到影响，让乘梯人倍感不适。另外，对于一些不太配合工作的租户，垃圾乱扔或者垃圾长时间放门口不扔，这也是常有的事。我们物业面对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没有太好的监管办法，只能耐心的引导与劝说，他们不听，物业该帮着擦屁股还得擦屁股。

另外一个问题是分类投放。你让老百姓熟记什么是干垃圾、湿垃圾、其它垃圾，他们上学都没记过这么多内容，显然是一厢情愿强人所难。你在垃圾投入点安排义工监督，谁不垃圾分类就处罚谁。然而，义工人数、精力与责任心都是有限的，这样的监督义务最终还是落到了物业头上。

现实操作的情况是，你要让物业干这得罪人的事，他才不干。所以，监管效果不尽人意。为了能够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你又颁布了奖励制度，想用洗衣粉、沐浴露、牙膏、牙刷来驱动老百姓。然而，这些措施只对大爷大妈有点用，对其他人是不构成诱惑的。

后来，你又想把这样的责任压到物业企业身上，一旦发现垃圾混放，就给物业开罚单。然而，物业企业也不是待宰羔羊，即使胳膊拧不过大腿，也还是要挣扎一下的。好歹现在是法制社会，你干什么事情都必须是有法可依。慢慢的，你发现这样的行政处罚无法可依，自知理亏后也就没有坚持罚了，或者动作不再那么明目张胆，声势浩大，只是稍微表示一下，只要罚金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企业也就自认倒霉了，权当关系维护的公关费。

罚企业尚且不易，就更别提罚个人了。对于垃圾分类的地方性奖惩规则是不好制定的，一旦处罚起来，老百姓较真上诉，很大可能会找到你的行为与《民法典》条款存在着相悖内容。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地方条例肯定是干不过《民法典》的，打起官司来，你必定要吃亏。所以，要想对不听话的个人开刀，唯一的破解之道就是立法。只是立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得要大部分人同意才可以。只要老百姓的行为不违背公序良俗，不突破道德底线，倘若你的立法定规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不便，那么，即使你把这些条款放到桌面上举手表决，这样的法规制度在立法机构肯定也会很难通过。

类似于我们倡导大家不说脏话，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大小便，遛狗要拴绳一样，这些东西只能倡议，只能从道德层面做引导，至于垃圾分类，从社会危害性而言，比以上几点要小的多，另外，垃圾不分类对环境的影响，那也只是一个模糊概念，并不会让人有太切身的感受，普通老百姓自然不会想那么深远，顾那么全面。所以说，如果人们的道德与觉悟意识没有达到相应的境界，你想要他们主动去垃圾分类，这将注定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到道德的裁量高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文明，他是与物质文明有着密切关联的。为什么越是发达的国家，其国民素质就越高，究其底层逻辑，用最直白的话来理解就是“吃饱了没事干”。而人又是最怕闲下来的动物，平时没事时总想找点事情做。对于发达国家的老百姓，不用四处奔波为果腹，为生计，他们就会热衷于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说玩奢侈品，笔墨字画，助人为乐搞慈善，此时更多的是在追求精神满足。

所以，对于有钱人，在家里打扫打扫卫生，没事了给垃圾分分类，这些事情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很乐意以此标榜自己所谓的文明做派。是个可以让内心满足的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相反的，你让一个每天睁开眼睛就要牵挂房贷车贷的人搞垃圾分类，建设精神文明，的确是有点强人所难了。他们上蹿下跳，每天忙得脚不着地，哪来的闲工夫搞什么垃圾分类。有这样的时间，不如拿出来多打份工，多挣些钱来得实在。

由此可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个口号的实现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两个文明与生俱来的就有着先后主次关系：必须是先有物质文明，后有精神文明。你可能会说，古时候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一样高风亮节，心系天下。诚然不假，但这样的往圣贤达是凤毛麟角的，从统计宏观学的角度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的此翻表述只针对大众百姓，只站在普适性的维度来分析问题。

我们现行的很多制度，只是过分强调精神层面的打造，而漠视了物质文明的根基。打造一个完美的国度所期望的未来的确很诱人。但是，实施起来或者呈现的效果往往就不尽人意了。比如说2020年推行的“长江十年禁捕计划”，这让世世代代靠河江为生的渔民没了退路，你可能会给渔民补贴，会教给他们职业技能，但是你改变不了他们骨子里的无拘无束的基因，渔民们游散了大半辈子，你让他们突然一下做回打工人，要知道，人的生活习惯与不羁性情是很难一下转变的。

更何况你的帮扶政策只是针对正当年的劳动力，对于那些为数不少年过六旬的老水手，他们的活路又在哪里呢？忙活了大半辈子，一下子让他们闲下来，并且断了他们的财路，这肯定会让他们无所适从的。有很多渔民，干到七十岁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十年禁捕，即使他们不会民怨鼎沸，也会民怨郁积。再说了，十年的禁捕期，对一条河流的生态修复来说，也是时间偏长的，禁捕个三五年足以让河鱼膝下承欢，子孙满堂。没有了人类的围捕，对淡水河里的鱼儿来说，也就相当于没了天敌，他们的数量与块头将会肆恣的疯长。凡事过犹不及，对于河流中有效的食物与生存空间，过多的鱼儿同样也会破坏生态，破坏水体。

还有一个东北黑土地修复计划。我们对土地的养分索取是需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度的。随着年复一年的耕种，农药化肥的污染，过度索取已经让举世闻名的东北黑土地名不副实了。为了让东北三省近三亿亩的黑土地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于是，实施了部分地域数年禁耕的政策，显然，初衷又是好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土地养护年限，无疑矫枉过正了。而且对于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而言，无疑是剥夺了他们劳动耕作的权利。我觉得，这禁耕保地的政策，应该更多的是宣示着一种环保态度，和十年禁捕一样，亮明决心的意义会更大。

还有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策。看得出，你对环境的保护劲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超然境界。大力发展农家乐等旅游产业以及种、养殖业似乎成了农民们脱贫致富的宝典圣经，你也鼓励农村青年回乡创业，奋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你忽略的是，当这些农二代们贸然进入到没有亲身经历或者摸爬滚打的行业时，多半都会铩羽而归，伤痕累累。由此可见，仅凭一腔热情、一时号召，是很难彻底的摆脱困境，要想真正的走上致富路，不经一翻彻骨寒，哪来冬日梅花香。

现在的中国农境，乡里村落，四目望去，开“农家乐”的人比吃“农家乐”的人都还要多。而农家乐对环境的破坏同样是不可小觑的。曾记否去年猪肉价格的猛涨，你不让农民私自占山圈养，说是污染环境，也不错，的确是污染环境，但是这一刀切的后果是猪肉比龙肉还贵。老百姓怨声载道，迫于民生需求压力，后来，你又开始鼓励养猪，甚至采用了补贴优惠政策，这样极“左”极“右”带来的后果很直接露骨的反讽了考量的不严谨，决策的欠妥当。

我们在吐槽你政策轻许的时候，同样也反映出了我们是在站着说话不腰疼。毕竟，如何做好既能保护环境又能发展经济，对于这样的命题，可以说是无解之题。也许你看到了国外许多国家倡导保护环境，签署巴黎条约，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搞这些倡议的几乎都是发达国家，他们都是在破坏环境完之后再回过头来恢复与保护的。你看到过哪个发展中国家如此大费周折的倡议全民环保呢？普天之下，我想恐怕就我们独一家了。当今世界，保护环境的意愿强烈方都是发达国家，因为他们已经不再需要通过破坏环境来实现经济诉求了。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要想发展，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是当下的普世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发达国家才独有不破坏本国环境的发展之道。

当然，不可否认，我们的环保意识绝对领先于全球非发达国家，只是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到“环保与发展”是一对矛盾体。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多的是要寻求一个平衡点，而不要一味的为了保护环境而遏制住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见贤思齐，但不是妄自尊大，没必要和那些发达国家同台竞舞。现在的我们当埋头苦干，迎头赶上，等我们跻身到发达国家行列，再回头还原青山绿水也不失为一计良策，磨刀不误砍柴工。只要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把握住破坏与发展这个度，只要别去干杀鸡取卵破坏人居的愚蠢事情就行了，要想经济发展，又想要标新立异，寻求一条行之有效，鱼与熊掌兼得的新路子，是有悖常理，难以达成的事情。

最后，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度，决定做某个事情前，需要有足够的情况预期，足够的心理预设，凡事往坏想，凡事尽力做，最后的结果就会很大概率的呈现皆大欢喜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