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推一划之间
推开解剖实验室那扇厚重的金属门时，福尔马林的气味像有实质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所有感官。这是大三上学期的第一节局部解剖课。我握持手术刀的手很稳——历经两年基础医学的锤炼，持械、分离、显露，这一套动作已如同呼吸般自然。刀刃划过股三角区浅筋膜的瞬间，组织如熟透的果实般向两侧翻开，股动脉、股静脉、股神经，教科书上的彩图在眼前变为精确的、泛着特有光泽的实体。身旁的同桌低声赞叹了一句“漂亮”。那一刻，一种属于“技术”的、近乎冷酷的骄傲，在我胸腔里悄然滋长。
我们这一代医学生，大抵都曾经过这样的阶段：将人体视为一座亟待攻克的技术堡垒，将“精湛”等同于对结构的绝对掌控。我们埋头于“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的厚重书页，在实验室里争分夺秒地辨认每一条肌纤维、每一束神经的走向。我们暗自较劲，谁能更快找到隐神经，谁又能最完整地分离出掌浅弓。医学的殿堂，似乎首先建立在这样绝对客观、不容置疑的“真理”之上。直到那个下午，一个简单的问题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
仍是解剖课。我们小组负责解剖足底。当我专注于分离足底内外侧神经时，同桌忽然停下手中的镊子，指了指我们这具大体老师的手——那是一只指节粗大、皮肤纹理深刻的手，指甲缝里，似乎还残留着些许难以辨认的、不属于福尔马林的微黄印迹。“你们说，”他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这位老师以前，是做什么的？是位木匠？还是……一位农民？”
实验室里明亮的无影灯，仿佛暗了一瞬。我手中的刀停了下来。那股长久以来支撑着我的、属于“科学探索”的纯粹热忱，出现了一丝裂隙。我忽然无法再将眼前这精妙绝伦的足底结构，仅仅看作肌肉、筋膜、血管、神经的完美组合。那只手的粗粝质感，像一个沉默却巨大的问号，压在了我引以为傲的“技术”之上。他有过怎样的人生？这双手建造或耕种过什么？他又因何缘由，最终选择静静地躺在这里，成为我们医学路途上一盏无声的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熟练的“一推一划”之下，不仅暴露着解剖结构，更可能触及了一个曾经无比鲜活的生命故事。而我的“技艺”，是否足以承载这份生命的重量？
带着这份前所未有的惶惑，我重新翻开了那本早已学过、却未曾真正读进去的《大医精诚》。过去，我或许只把它当作一段需要背诵的、带有训诫意味的古典文本。而今，字句竟有了灼人的温度。“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孙思邈开宗明义，将“心”置于“术”前。他所描述的“大医”，面对病人时，要“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要“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这并非否定技术，而是为技术注入了灵魂——一种深植于共情与悲悯的、将他者之苦痛真切感知为自己之苦痛的能力。
我反复咀嚼着“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这八个字。从前在模拟诊室学习问诊，我们背诵流程，罗列症状，像完成一份填空题。我们学习的是“采集病史”，而非“倾听故事”。我们关注主诉“腹痛三天”，却可能忽略那三天里，一个父亲因无法工作养家而滋生的、远比腹痛更深的焦虑；我们看到病历上“高血压病史五年”，却难以想象这五年间，一位老人每日服用那片小药丸时，混合着对中风瘫痪的恐惧与对医药费的心疼。我们的“一推一划”，无论是物理上的手术刀，还是逻辑上的鉴别诊断，都太容易停留在生命的表层，而未能深入那由希望、恐惧、爱、尊严、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的生命整体。
《大医精诚》如一面古镜，照见了我的匮乏。我开始尝试改变自己“观看”的方式。在病理实验室，面对显微镜下斑斓的癌细胞图像，我不再只兴奋于辨识其分裂象的多寡与侵袭的深度，我会想起上周在肿瘤科见习时，那位安静地听着我们讨论她病情的阿姨，她眼中一闪而过的、对窗外阳光的眷恋。在诊断学课上练习腹部触诊，当手指按压模拟人肋下的“肝区”时，我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文献中读到的细节：晚期肝病患者皮肤上特有的瘙痒，以及那种挥之不去的、带有甜腥气的“肝病气息”给患者社交带来的无形隔离。技术告诉我肝脏的硬度、大小、边界，而人文的想象则让我试图触碰那份“瘙痒”与“气息”之下的孤独与窘迫。
这并非易事，有时甚至会带来一种撕裂感。医学教育要求我们冷静、客观、抽离，以避免情感耗竭，这是必要的保护；而人文素养又呼唤我们投入、共情、联结。这其中的平衡点在哪里？我逐渐体会到，或许“人文”并非要求我们每时每刻都沉浸于感性的波涛，而是要在我们专业意识的底层，永远为“人”的维度保留一个不可动摇的位置。它是在我们开具最新靶向药处方时，能考虑到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是在我们实施一项高精尖手术前，能真正理解患者对“生活质量”而非仅仅是“生存期”的个性化定义；是在我们宣布一个残酷的诊断时，能选择一种既尊重真相又呵护希望的表达方式。
上学期末，我们在临床技能中心进行OSCE考核。其中一站，我需要面对一位由标准化病人扮演的、因女儿罹患重病而情绪崩溃的母亲。她语无伦次，涕泪交加。按照标准的沟通流程，我应当引导她陈述病情、安抚情绪、提供信息支持。那一刻，我脑海中首先闪过的，不再是那些背诵的条目，而是《大医精诚》中的“皆如至亲之想”。我没有立刻打断她的哭泣，也没有机械地开始我的“问诊清单”。我递过去一张纸巾，沉默地等待了几秒，然后说：“您一定非常害怕，也非常辛苦。”当她抬起泪眼，那瞬间眼神中流露出的、被理解的微光，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有时比精准的“诊断”更先抵达的，可以是一句承载着温度的“看见”。这或许就是“精诚”二字在当代语境下，一次微小的实践。
回望来路，从最初在解剖台前惊叹于结构的精妙，到因一只粗糙的手而心生震荡，再到在《大医精诚》的指引下重新审视医学的意涵，我走过的正是一条将外在“技术”逐渐内化、并与内在“仁心”相互融铸的路径。医学的精湛，终究是为了服务于人的苦难与希冀。那最初的“一推一划”，是探索真理的必要起点；但唯有当这“一推一划”的背后，浸染着对生命整体的敬畏与温情，一个医学生才有可能跨越“匠人”与“大医”之间的那道无形鸿沟。
实验室窗外，南京秋日的阳光正好，法国梧桐的叶子开始泛黄。我知道，未来的道路漫长，还将面对更多复杂的技术挑战与伦理困境。但至少此刻，我心中那盏由千年之前文字所点燃的灯，已然亮起。它或许不够耀眼，却足以让我在追求精湛技艺的同时，不忘时时俯身，去倾听那隐藏在每一次心跳、每一声呻吟背后的，属于人的故事。这，便是我所理解的，医学人文教育的起点与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