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生活，男人不会打铁还能说得过去，可以找铁匠。
不会杀猪也能说得过去，找杀猪匠。
不会垒灶，就跟不会生火一样，最主要也没有灶匠，但有石匠。
旧时开口容易，农忙时帮衬出一天两天工，你来我往，称为乡亲。
现在，人难开口，倒是票子翻飞。来往少了，称为一个村的。
锄头，铁镐，镰刀，犁铧坏了，找铁匠。
现在不用找了，直接换新的。
村里有专业的杀猪匠，请杀伐的人，电话预约，络绎不绝。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要是有男人什么都不会，一般都会被称为“神仙”。
换女人的一句话说：“羞先人”。
现在，“羞先人”漫山遍野，匠越来越老。
南方厨房多有三方灶台，在滇东北人家的厨房，现在简化为两方灶。
一方大灶，一方小灶。
大灶不常用，一般只在年关开启。
譬如：杀年猪，大灶里早早地就盛满水，烧开，准备着汤猪毛，灌肠等等。此外，年夜饭的蒸菜，大菜会用到大灶。大灶一开启，总弥漫着轰隆隆、雾腾腾的景象。
我对大灶的印象最深刻是腊月里熬糖。
熬糖是滇东北乡俗。
入冬以后，用筛子和簸箕，把最大颗，最饱满，晒得金黄的麦粒，挑选出来备着。
翻了黄历，选定日子。
熬糖开始了。先用水“醒”，叫“醒麦”。把麦子泡在水里，等它吸足了水分，就做好了熬糖的准备。
“醒麦”这个过程中，人也不能闲着，从打定主意开始“熬糖”，整个家里的女人就像临盆，谨慎、忙碌、小心。
男人也一刻不能闲着，得劈柴，担水，出力。
“熬糖”的关键还是在“熬”。
劈柴的时候，要劈够大灶肚子不停歇地烧一天的柴火。
柴块都白咧咧堆在厨房门口，时刻准备。
记得第一次参与熬糖，我急不可待地想吃糖，结果早早在大灶旁的墙边睡着了。大半夜，母亲唤我，起来吃糖。
看着整个大锅里红红的糖浆冒着热气，吹着泡。
我用筷子蘸一点糖稀，并不甜啊。
这时候，才到熬糖的第二阶段。
控制着火候，慢慢熬到全家人想要的甜度，这锅糖就成了。
我从来没有等到最后阶段就走出灶房。
母亲脸庞红彤彤泛着微光，看着那灶肚里的火。
夜很重了，走在里边都会被绊倒，天上掉着寒令，烟囱上空窜出来几只火星，只能掖紧衣服赶紧跑向被窝。
等第二天醒来，厨房里大灶肚子还有温温的暖。
拿了火钳，往里搅动，总会滚出来几个内焦里酥的土豆或者红薯。
灶台边站着那只热乎乎的坛子，里边全是糖稀。
悄悄伸手指，沾了一点。
甜。
小灶很小，百变。
在这上边能产出全家人一年到头想吃的饭菜，更需要一双巧手。
初中上学时候很调皮，常常提早把生活费花光。
总有两天饿肚子。作为寄宿生，想尽办法逃出校门，找吃的东西。
那时候校牌是一张纸片，分为红黄白三种。
红色能任意进出校门，黄色半寄宿，白色全寄宿。
为了出门，我悄悄用黄色蜡笔涂抹校牌，模仿老师的手笔在校牌的照片旁边签上一个“特”字。
把校牌装在裤兜里，瞅准时机，跟着放学出门的人群，往外冲。
听见，你，校牌。赶紧掏出，只一晃，就跑。
出了校门，顺着河边往外婆家赶。
由于饿了一夜，走路打颤，路过一片玉米地，看着那些玉米的红帽口水直流。
啃了几只生玉米后，勉强挨到外婆的村口。
我最害怕，她那道方方的窄门挂了锁。
推开门，先摸摸小灶，要是温度很低了，那必定还没吃中午饭，在忐忑中暗暗开心。
要是炉子上坐着一只茶壶，那定是午饭结束了。她应该没走远，必是去了菜园或在附近。我就静静等着，一脸可怜。
外婆寡居多年，一人种着几亩大田，还有很多山地，也杀年猪（杀年猪，曾在滇中是家里财力富足的象征）。
我守着那小灶的炉火，看着梁上的腊肉口水直流。
也会焦躁地在门前的晒场上踢石头，或者靠着墙磨蹭。
外婆抬着一只撮箕，里边装着几只包菜（滇中方言：莲花白），还有田卡拉（一种猪菜：喂猪的菜）。
哎哟，快来。
她一眼看穿我那饿鬼相，给我做一碗炒饭，热了腊肉。
腊肉都黑黑的，肥腻，伴炒的葱头很好吃。炒饭是油乎乎的两掺饭。（滇方言：两掺饭，米饭和玉米饭混杂。）
我急火火地吃，她自在屋里忙活着。
有时过来摸摸我的头，很不顺畅。
这样的炒饭，我吃过很多次。
我也很多次空着肚子跑回学校。
如今，那一把锁是永久的锁上了。
当我再次开启，擦掉上边的沉灰，费力地推开门，那两只灶台早已冷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