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仙家不是神，我是山中砍柴人，只因生来爱唱歌，四方漂流难安身。”这是老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对李老汉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唱出来的一首山歌。
关于刘三姐其人，两广多有各种版本的传说，但是不外乎两大类别，一是历史人物神话化，二是神话人物历史化。各种历史版本中，刘三姐原名刘三妹，据说刘三姐这个名字，始于民国时期的一部彩调剧。后来的山歌剧老电影《刘三姐》风靡，刘三姐这个名字响遍全球。
不管是历史人物神话化，还是神话人物历史化，刘三姐一直是山歌人敬仰的歌仙。
说起仙，这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周秦时期诸子百家，其中就有神仙家。据史料记载，史上第一个成仙的人，是周灵王的儿子姬晋。姬晋本是太子，由于反对周灵王的治水政策，被废为庶民隐居山中，常吹箫引来凤凰和鸣，三十年后成仙飞升。
从姬晋成仙的故事看来，姬晋并没有修仙，就这么成仙了。世人敬仰的仙师鲁班等人，也都不是修仙者。而历代皇帝修仙，以举国之力召方士采药、道士炼丹，却不见一人成仙。这样的反差，似乎向世人陈述着仙文化的神奇：成仙与否，与是否修仙并没有必然联系，修仙不会成仙，成仙也不需要修仙。这大概也是仙道难求的一种暗示：何必徒劳枉费心？
人心不足蛇吞象，做了皇帝想登仙。人之初，性本贪。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凡人都有原罪。当然这是正常的，人生在世，就必然有活下去的需求，得不到各种所需的支撑，也就活不下去。
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就源自于人类的贪欲。因为有需求，所以才会努力去拼搏，才有多姿多彩的创新，才有无穷无尽的乐趣。这是人性的光辉，更是基本的自然规律。
凡事有利就有弊。贪欲自然也会带来各种祸灾。贪官被追责，贪淫伤身害病等等，诸如此类，就是贪欲带来的恶果。然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就抹杀贪欲带来的巨大成就。
而修仙文化，则视贪欲为根本大敌，虽然能够防止由于贪欲引发的灾祸，但是却严重违背人性，阻碍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从本质而言，修仙文化就是一种反人类的文化，要说是垃圾文化也不为过。
按照修仙文化，修仙讲究法、财、侣、地。这是专属于有钱人的游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修仙的本质就是烧钱，深山、海岛去采药，开炉立鼎炼金丹，哪样不要钱？
修仙文化的创始人和传播者都清楚，修仙不一定能够成仙，但是以成仙为诱饵，可以钓到有钱人来修仙，从而达到挟仙敛财的目的。至于钓来的有钱人能不能成仙，那是不需要保证的，没有成仙，给人家一顶“心不诚”的大帽子，就完美解决。
显然，修仙文化就是一种社会蛀虫文化，既有利可图，还能高高在上，理所当然地接受那些社会地位高的有钱人顶礼膜拜，何乐而不为？因此呢，仙文化和修仙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毫无疑问，歌仙刘三姐属于仙文化，但是不属于修仙文化。不过刘三姐并不是只有单一的仙文化属性，还有其他的文化属性。
一是山歌文化属性。传说中的刘三姐，是最初造歌的人，所谓“蛮歌之鼻祖”，“广西壮乡歌成海，都是三姐亲口传”。二是革命文化属性。传说中的刘三姐，多个版本的故事都是反抗故事，有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版本，也有反抗地主老财的版本，还有反抗父权（准确来说是反抗兄权）的版本。三是龙神文化属性。在一些地方，刘三姐被奉为龙母，还有祭祀刘三姐的龙母庙。
多种文化属性的叠加，刘三姐的文化形象就越丰满。喜欢刘三姐的人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切入点，有人喜欢听刘三姐的山歌，有人喜欢听刘三姐反抗地主老财的故事……
不论是虚构人物，还是史实人物，只要文化形象丰满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神仙中，只有有血有肉的神仙，才能走进凡人的内心世界，成为世人的精神食粮。倘若用佛来说，这种有血有肉称作修凡，是首楞严三昧的一个分支，属于觉他——开觉他人。
刘三姐也不能例外。供奉在庙堂里的刘三姐，是歌仙也好，是龙母也罢，历史千载的供奉，也没有走进广大凡人的心间，而一部老电影山歌剧《刘三姐》，却把“不是仙家不是神”的刘三姐带进广大凡人的内心。“不是仙家不是神”的刘三姐，更胜既是仙家又是神的刘三姐。平凡而伟大。
影片中的刘三姐本人，精神世界也是赛神仙的。“采茶采到茶花开，漫山遍岭一片白，蜜蜂忘记回巢去，神仙听歌下凡来”、“唱歌不怕头落地，阎王殿上唱三年”，这是何等的潇洒？
“入山莫怕虎狼多，下河莫怕蛟龙恶，剥下龙鳞当瓦盖，砍来虎头垫柱脚”，又是何等的气概？比“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如何？
“急浪滩头唱一句，风平浪静姐逍遥”，更是何等的解脱自如？何等的气定神闲？
与其“菩萨有嘴不讲话”，不如“铜钱无脚走千家”。千年香火，不敌凡口传颂，庙堂尊荣，怎比凡心质朴？影片中山美、水美、人更美，美的可不只是画皮，更是淳朴。
影片中剧情推进到刘三姐被抓之后，莫怀仁交代莫进财，如果有人走漏风声，就把他打死。残忍吗？按照我们现在的视角，相当残忍，可是在封建社会，从莫怀仁的视角，或者说从那些人上人的视角，再稀松平常不过，哪个人上人手里还没有几条人命？
陶秀才唱过：“常言万般皆下品，自古惟有读书高。”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常态。
按照地方史志记载，刘三姐是唐朝人，莫怀仁是明朝人。可是不管唐朝还是明朝，它都是封建社会。而且唐朝并不是封建社会的源头，明朝也不是封建社会的终结。影片中的社会背景，也是诸如唐朝和明朝那样的封建社会，陶秀才的唱词，可谓是社会上主流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下，整个社会都是指望读书出头的，穷人家也不例外。但是寒门难出贵子，古今皆然。不能出贵子，就只能继续做寒门。
寒门难出贵子，是社会原因——上层社会封死底层人的社会阶层上升通道。譬如科举考试，看似平等，但是考中秀才的寒门子弟能有多少？中举的、中进士的，又能有多少？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考试资源的不平等，寒门子弟想靠读书出头，基本上不可能。
虽然影片中的莫怀仁只是村里的财主，但是在封建社会，那也是乡贤。当然，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村霸。莫怀仁等财主收租税的税率高达九成，与其说是贪得无厌，不如说是心理变态。
话说租税这个玩意，自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到武王伐纣，都还是没有的。是周天子下面的诸侯国发明出来，才推广全天下的。没有租税的时代，既有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也有夏桀、商纣。在有租税的时代，既有文景、开皇、贞观，也有暴秦、隋炀。可见租税这个玩意，就是那个时期的一种中性的产物，善用得善果，恶用得恶果，最后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被历史淘汰。
莫怀仁等财主如果不收这么高租税，甚至不收租税，是不是就会穷？答案显然不是。毕竟对一方山水具有管辖权，再穷还能穷到哪里去？难道不可以合作开发双方分红？难道不可以卖地，让穷人分期付款？难道不可以雇工自营？难道财主都是笨蛋，想不到这些经营办法吗？
当然不是。而是当惯了人上人，压榨惯了穷人，为什么要创新经管模式？创新经管模式，还有人卖儿卖女卖身为奴，任由财主随意打杀吗？还有人上人的乐趣吗？财主们不断加重租税，无非是心理变态，要逼着穷人们活不下去，去给财主们当奴做婢，接受财主们的任骂任打，甚至任杀。
倘若不这样，莫怀仁说得出“谁要是走漏风声就乱棍打死”的话来？谅他也不敢说。
而造成财主们心里变态的，正是陶秀才鼓吹的那种“常言万般皆下品，自古惟有读书高”的教育。是这种教育造就了阶级，以及阶级对立。
刘三姐一句“白面书生假斯文”，就撕破了这张画皮。再联系刘三姐怼李秀才的“莫要再提圣贤书，怕你越读越糊涂，五谷杂粮都不种，饿死你这人之初”，答案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读书人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样的读书人这个阶级生产出来的？全都是人家农、工两大阶级生产出来，然后通过商这个阶级流通到读书人这个阶级也就是士这个阶级的。读书人别说不事生产，连搬运工都不是。剧中的“常言万般皆下品，自古惟有读书高”，就是对封建社会的莫大讽刺，应该反过来——自古万般皆上品，常言惟有读书糟。
财主们的心理变态，迫使穷人们抗交租税，甚至民变反抗财主，这完全是咎由自取。
这也是封建教育的失败之处，造成封建王朝不断归朝换代，封建文明却始终原地踏步几千年，始终得不到进步。腐儒之称，实至名归。
教育的方向，才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
刘三姐的怼回去，那是除了士这个阶级以外，全社会其他各阶级的共同心声。这种有血有肉的美，又岂是那高居庙堂的歌仙、龙母所能拥有的呢？
最美不过刘三姐——从老电影山歌剧《刘三姐》里走出来的那个“不是仙家不是神”，却能走进广大凡人心里的刘三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