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伊城的前两代主持人那会儿，是很少有私人小汽车的。那年月，私人小汽车是奢侈品。有一次，我在金桌市场老史面馆旁边看到一辆灰色的现代牌伊兰特小轿车，不禁被它的外观惊呆，感觉它是那样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它的驾驶人是一位看起来冷漠而又优雅的女子，个子高挑，表情漠然。她临上车时，大概是感觉到了周围人艳羡的目光，愈发拿捏出一种矜持而冷傲的姿态，刹那间让我觉得遥不可及。

那个时候，我不管做梦还是不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我也会拥有自己的一辆私人小汽车，而且，品牌价位和那辆伊兰特差不多。

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婚庆礼仪的兼职摄像，每天看着伊城一对又一对红男绿女手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自己的内心却漠然而麻木。回首已经想不起上学时的恋爱是什么样的滋味，对着茫然的前途，踮起脚尖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乐趣就是当一场结婚庆典或寿辰庆典落下帷幕时，可以躲在角落里等着结算工钱时抽根烟，然后，看着淡灰色的烟雾袅袅，逐渐遮挡住自己麻木的脸。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见得多了，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对这种事情愈发热爱，一种是对这种事情愈发厌恶。五哥是前者，我是后者。

五哥当时在伊城来说，算条件不错的一个男青年。有单位，而且单位属于国家事业单位编制，还搞兼职，兼职就是婚庆礼仪摄像，收入也算可以。

可是，五哥找了个对象结了婚以后，他媳妇却屡屡让他下不了台。

比如，五哥有一次陪单位领导吃饭，大概是没给家里打好招呼什么的，结果不一会儿，他媳妇儿竟然追到了他们吃饭的地方，堵在门口气势汹汹地看着他们。五哥脸上挂不住，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不知说什么好。倒是五哥的领导能沉得住气，说你媳妇儿既然来找你了，那赶快回去吧。

后来，我在五哥的那个单位实习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后，也正式被安置在那里工作了。

我和五哥成了同事。

一次，单位加班。到了吃饭时间，就在旁边的一个饭馆吃工作餐。吃着吃着，领导不知怎么心血来潮，说要给我介绍对象。正当我忐忑时，领导又转而聊起了五哥的媳妇儿，并说起了上面我提到的让五哥下不来台的那件事儿。

领导不无感慨地看了看五哥，叹了口气说，唉，小五啊，咱本地有一句俗话讲得好，为人找不上好老婆，不如客后套拉骆驼。

说得五哥脸上又是红一阵白一阵，竟然无言以对。

后来，我和五哥慢慢熟悉了。一次，我问他，五哥，你咋找了这么个老婆？

那时，我已经在别人闲聊时听到，五哥的媳妇儿竟然只有小学文化，几乎就是个半文盲。五哥也长吁短叹了一阵，对我说，唉，都怨业余搞这个婚庆摄像，成天看着别人找老婆入洞房，实在眼馋得呛不住，就找了呗。

我当时听了，无言以对。

突然就回想起了上学时的一些人和事。

如果让我说我最怀念伊城的什么，我觉得就是它某个黄昏的时候吧。

那个黄昏，我还在读高三第一学期。

那个黄昏，我和某个女生在校园里漫步，她皮肤白晳，样子温婉。那时，我刚刚戴上近视镜不久，连自己都有点儿不适应的样子，时时都能意识到眼镜的存在，就像我时时都能意识到她的存在一样。

那时的伊城，三角公园还是公园的样子，有围栏，有花木，有坐在亭子里消夏的人，也有和心上人坐在这里窃窃私语的男女。偶尔，也会有喝醉酒的失意之人打碎的玻璃瓶。

那时候，伊城一中的南围墙还是高高的南围墙。围墙外面是少量的住宅和一大片林子。

一个人的本质就是一段时间。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么，那时的我，大概可以用南围墙时期的我来形容吧。也或许，那个时候的伊城，其实也可以用南围墙时期的伊城来称谓。

围墙之外，也有四季。四季之中的伊城，那时泾渭分明，让我记忆犹新。

伊城一中的南围墙外，基本就是郊区了，近郊。有一个大蔬菜种植基地。在南墙外面的民房租住的同学偶尔会窜到大棚里偷两棵菜吃。

而我所记得最清晰的，是我曾经漫步过围墙外面的那条小路。路在林子里，是一片榆树林，有些年头了，高大，夏天浓荫蔽日。

我和她慢慢轻轻地走过这里，生怕惊到人或什么东西。

现在想想，我们在怕什么？其实真的也没什么好怕啊，没有一个人会冲过来说，你们还太年轻所以不允许你们在一起。

嗯，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大概只是害怕自己太年轻吧？

那时，在一起的我们说了些什么，尤其是在南围墙外面的小路上，我们说了些什么，我竟然记不起来了，能够记得起来的，竟然都是一些无所谓的争吵和和好后的温情软语。

真是好奇怪，人原来能够记得的，只是最好和最坏，那些中间的流年，那些不温不火的过往，竟然被我们过滤出美好的范畴之内。

在南围墙外同学租住的小屋里，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也曾经喝醉过。

那时，左手是呛人的劣质烟，右手是高度数的白酒。前半夜说的是心中温婉妙丽的女同学，后半夜说的是迷茫的青春和看不见方向的将来。

那时不觉得累，可以喝到日升月落，可以聊得哭哭笑笑。

……

南围墙的日子过得好快啊，转眼之间，高三毕业了。又转眼之间，竟然工作了。再转眼之间，南围墙拆除了，原来南围墙的位置，建起了新的楼房，又几年，新建起的楼房又被拆掉。

南围墙时期之后的伊城，变得好快啊，短短三五年间，竟然让我有了恍如隔世的沧桑感觉。

也难怪啊，如前所说，如果生命和物质的本质是时间的话，那么，加速向前的时间，真是可以消除许许多多的旧迹，让人有种我的曾经去哪儿了的感慨与忧伤。

其实，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是亲眼目睹着大片大片曾经的伊城被高效率的铲车、挖机一点儿一点擦除的，像一本旧作业上的铅笔字迹，很容易就被暂新的橡皮擦除。

后来，面对着大片空白，我竟然有了一种慌张的感觉：因为，这空白让我感觉如此陌生。

一座城市中的种种建筑，就是这座城市中的命脉和律动。而当它处于大拆大建的空白期的档口上时，就像一个假死之人，苍白而沉默，让曾经生长于斯、消融于斯的我，无限陌生，也无限感伤。

如今，南围墙时期的那个我，包括那段无疾而终的恋情，都到哪里去了？

大概，都死了吧。

就像假死之后复生的伊城，再也不是我心底深处的那个城了。

伊城第三代婚庆礼仪主持人中间，已经很难找出一个代表人物了。

这是一个庞大的3.0群体，他们面目纷杂，良莠不齐，却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在各自的舞台上活跃着、喋喋不休地说着、笑着、闹着。

他们年轻，有活力，有冲劲儿，虽然底蕴不深，却懂得用学习和请教来及时补上自己的bug。他们不同于第一代的费喇叭，也不同于第二代的郝老师。他们身上没有那么多的矜持和放不开，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负累。

这其中，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就是大翠。

大翠是高挑个儿，身材极好，模样也长得极漂亮。她的专职是歌手，后来，在一些规格不太高的庆典上，也客串主持人。

有一次，大翠在一场男女双方合办的婚宴庆典中身兼歌手和主持两个角色。按照仪程，是要把新郎和新娘的父母亲一齐邀请上台的。结果，心慌意乱的大翠一时疏忽，竟然忘记了把新娘的父母亲邀请上来，当她说到今天这场婚宴是由男女双方合办时，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

紧张极了的大翠一下愣在台上，几秒钟之后， 她竟然下台径直向我走来。

我慌忙关掉摄像机。

大翠当时很虔诚也很奇葩地问了我一句：军哥，咋办？要不让他们下去，我们重新开始仪式？

我差点吐出血来。

我悄悄地对大翠说，你不要慌，赶快上台去，自自然然地接上说，就说新郎的父母请上台后，我们下面接着有请新娘的父母双亲也上台，这样就可以了呀。

大翠恍然大悟，急速上台，照着我的意思说了。

还好当时大伙的头脑都被喜气冲昏了，谁也没在意这个事儿。

事后，偶尔有人问起，我帮大翠打了个掩护说，是我的摄像机电池突然没电了，我换了块儿电池。

还有一次是寿辰庆典，那次我不在场，是另外的人摄像，大翠再次身兼双职，又当主持又作歌手。

这一次，当寿星上台之后，大翠开始称赞老人家好精神，身体好，并且祝愿他健康长寿。结果，她把那句人们挂在嘴边的祝寿联说成了：祝愿某某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死松。

不死松。

话已经说成这样了，谁也不能把大翠怎么样。寿星的子女大概恨得牙根儿都痒，可是，面对着高朋满座，又能怎样，总不能把大翠拖出去打一顿呀。

这次之后，大翠的这句名言就传开了，礼仪圈儿里的朋友们一见大翠，就挤眉弄眼地来一句，寿比南山不死松。

大翠心眼儿大，也不羞，捶那个人一拳，笑骂几句，也就过去了。

后来，伊城年轻漂亮的主持人越来越多，可以既胜任歌手又当好主持人，唱得婉转，说得也流畅。和他们一比，大翠就只能老老实实地作她的歌手了。再或者，要想去又当主持又当歌手的庆典场子，就只能跑到偏远的乡镇饭店。

又后来，唱得好的歌手也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冲击下，大翠的活儿越发少了。

可是，大翠还有她最后的优势：身材好，人漂亮。她就去跑零场。

所谓跑零场，就是在伊城经济兴盛的时候，官方或私人的接待宴席比较多，为了让客人吃好喝好玩儿好，就要叫歌手来唱歌助兴。

虽然大翠的歌唱得也一般，可她的漂亮模样养了好多人的眼，所以，她的零场反而比其他人多。

再后来，有人传言说，大翠傍上了一个领导。

我不信。

后来，我慢慢地退出了婚庆摄像这一行，也就很少见到大翠了，也很少见到其他歌手主持了。

很久以后，听说大翠又生了第二胎。

偶尔的机会，我在街上碰到了大翠。她还和以前一样漂亮，身材也和以前一样好。阳光下，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乐呵呵地和我打招呼。

看着大翠灿烂的样子，我只是觉得，她是一位为了生活，努力奔波的漂亮妈妈而已。

大翠的丈夫和大翠是同学，艺校的同学。他们一块儿走在街上，人家都认大翠的丈夫是大翠的叔叔。

没办法，人长得老相是天生的，这个是无论怎样也改不了的。

一起搞礼仪行当的那些年轻人就开大翠的玩笑，说大翠大翠，你看我长得又高又帅，和你挺搭的，晚上我们去吃饭吧。说是玩笑，却又半假半真。每到这时，大翠也不恼，只是爽朗地笑笑。

大翠看我平时不怎么说话，有时就主动和我找话。

一次，大翠的丈夫还有大翠还有我，我们三个人正好在同一个场子。大翠主持兼歌手，她丈夫是琴师，我摄像。

那天，大翠的丈夫穿了一件和我一模一样的毛衣。

休息的时候，大翠和我闲聊了几句，她抱怨说，你看看我们家那个人，和你穿着一样的衣服，可穿在他身上就显得那么邋遢。我笑了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其实，大翠的丈夫也是知道大翠对自己的评价的，可是，他也不好说什么，毕竟大翠平时还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只是有时会有几句怨言。礼仪行当里的那些人就传言说，大翠丈夫的功能不行。

有一次，还是我们三个在同一个婚庆场子。大翠大概和他的丈夫吵过架。两个谁也不和谁说话。

仪式结束之后，该歌手上场唱开场曲了，可是大翠却站在一边不动。她丈夫没办法，只好赶紧把电子琴调成自动伴奏模式，自己上场唱。

大翠丈夫的形象的确不怎么适合上台露面。他一上去唱，底下就有人指指点点。

大翠的丈夫在艺校学的是声乐，可是，就因为他的形象不好，再加上唱起歌来吐字有点不清，没办法，后来只好又改学器乐。

那一次，大翠使性子不唱开场，他丈夫上去替她，底下的人笑他，他憋红了脸，可还是坚持着把开场曲唱下来了。

我在旁边摄像。说心里话，大翠丈夫的嗓音还是不错的，感觉也好，只是吐字稍微有点不清，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那次之后，大翠就再也不和自己的丈夫跑同一个场子了。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大翠的丈夫是个好人，实在人。为人忠厚、热情。时常请圈子里的人吃饭喝酒什么的。

可婚庆礼仪圈儿里总有那么几个人，当面称兄道弟、猜拳行令，背后叽叽呱呱、说长道短。

可是，我从没见过大翠的丈夫和哪个红过脸，有过不愉快。

他时常乐呵呵、笑嘻嘻的，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十多年后，有部特别红的电影，叫《夏洛特烦恼》。大翠的丈夫，和电影里面马冬梅的丈夫大春神似。

当伊城的婚庆礼仪将要步入4.0时代时，我终于彻底告别了这个行当，开始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打量、来体验，来看着伊城由辉煌到顶峰再到低谷的曲曲折折。

至今，我都印象清晰地记得在我快要彻底不干婚庆摄像时的一场庆典。

那是一场在离伊城不远的陕北某县举行的豪华婚礼。

婚礼的主办人，也就是新郎，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据说资产已经过亿。

这场婚礼聘请了天津某大型的礼仪公司前来搞策划，又据说，这个礼仪公司其实是国内曲艺界姓冯的大腕儿开办的。出头露面的是他的大徒弟。

天津的这家公司只是负责策划，策划好方案后，又把具体的布置分包给了这个县城的一家礼仪公司，而我们，只是这家礼仪公司找来负责摄像的。

那是我迄今为止仅见的一场豪华婚礼。

婚礼举行的前夜，我们被叫到次日举行婚宴的饭店熟悉场地，我看见，新郎新娘正在相关人人员的引领下排练走台，仿佛是一对即将上场的男女主角在彩排一样。

那一晚，找我们去摄像的当地那家礼仪公司把我们安排在了一家旅馆，这个旅馆隔壁就是一家浴室。这两处场所原本就是一座楼，只是中间过道用一层薄板隔开，所以，浴室那边儿的噪音听得清清楚楚，仿佛有人在吵架，又仿佛有人喝醉了在骂街，又仿佛有人在楼下打架。

我在心里默默地统计了一下，那一晚我睡着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

第二天五点左右，我就起床赶到将要举行婚礼的那家大饭店。

和我们住的又破又吵的那家旅馆比起来，这家饭店简直舒服得要命。温暖、整洁、安静。新娘的化妆师就住在这里。

不多一会儿，新娘到了。化妆师开始了漫长而细致的工作。

两个多小时之后，新娘的妆终于化好了，我眼前凭空多出一个美丽而陌生的新娘。我随车前往新娘家，等待时间一到，新郎驱车前来迎娶新娘。

新娘的父母家一看就是那种平民家庭，楼房老旧，面积也小，标准的小门小户。

约摸八点左右，新郎和迎娶的车队到了。

一万响一挂的鞭炮大概放了有十挂左右吧，炮仗炸裂，四处弹跳开来的碎屑偶尔会飞溅到抵近摄像的我的脸上，打得生疼。腾起的烟雾让周围的人有一种硝烟弥漫的恐慌。

待炮声停息，烟雾散去，我这才完全看清眼前的情景。

迎娶的车队打头的是一辆据说价值300万的宝马入门级跑车，敞棚的，排在中间的是十四辆加长林肯房车，押后的是一辆奔驰入门级跑车。开道的是当地公安局的一辆捷达警车。

一阵喧闹之后，人们簇拥着新郎进了新娘父母家的门。

新娘父母家备好凉菜和酒还有饺子，可男女双方的人们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一下，就结束了。

酒是没人愿意多喝的。　早晨喝一杯酒，至少头晕一个小时，酒量小的像我这样的，甚至可以晕一上午。在我干婚庆摄像这个行当的记忆里，至少有那么三五回，主人家硬端来一杯让喝，被逼无奈的我喝了之后，足足头晕了多半天。这固然和酒量小有关系，还有就是和太忙碌太紧张吃不上饭有关系。因为摄像师的工作就是全程记录，所以，在别人吃饭的时候，我还在摄像。

草草吃过饭，新郎帮新娘穿好了婚纱，在众人的笑闹声中，背着新娘下楼出门，上车直奔新房。

一列长长的车队在这个县城狭窄的街道上慢慢向前，清一色的豪华车，前面还有警车开道。我手持摄像机，坐在主车上，这辆最豪华的林肯房车里，坐着年轻的新郎和新娘，他们的脸上是开心的笑容，对窗外的人们置若罔闻。

这时，新郎向新娘举起一只手，让她看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把一根手指碰破了。当时，血流得比较多，面对新娘的关切，新郎一副没事不在乎的样子，脸上是惬意而幸福的笑。

车队一路缓慢向前，是刻意要让人路人看清的那种慢，带着一丝炫耀，带着一丝夸张，也带着一丝骄矜。

走了大概十多分钟后，前面的车停了，片刻之后，新郎和新娘的这辆车也停了。说是到了新房了。

下车之后，听人们议论说新房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县城的别墅区。可是，车队并没有到了新房门口，新郎的朋友们在半道上截下了车队。他们找来一辆人力三轮车，装扮了一番，也弄成婚车的样子，让新郎骑车，新娘坐着。

此时，鞭炮轰鸣，一直没断过。

我随着人流向前走，鞭炮一直在我耳边不停地炸响，腾起一路烟雾，就这样，等走到新房门口，我目测大概走了至少四里路。

鞭炮一直跟着炸了四里路。

进了新房，一盆清水当门摆。新娘要洗手洗脸，新郎要用梳子给新娘梳三下头，方可正式进门……有些人家的讲究更多，更繁琐。追问这些习俗的意义，人们大多说不上来，能说上来的，大多已经作古。活着的人们，只是程序一样，刻板而严密地把自己拴在这些习俗上，看到别人这么做，自己也便跟着这么做，慢慢的，生活就变成了一种漏洞百出却又不可更改的程序。

新房的布置如此奢华，可是我今天竟然回想不起来哪怕是一点点。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唯一的一次。

其他时候拍摄的那些新房，我多少都会有一些印象的。

接着，就要去举行庆典的饭店了。

在饭店门口，车队还未停稳，鞭炮就开始炸响。

当我把摄像机对准饭店准备拍摄一下环境画面时，突然发现， 炸个不停的鞭炮浓烟蔽日，根本看不清饭店的面目。

十分钟左右之后，炮声将息，烟雾又过了好一会儿才散去。

当时的鞭炮是堆放在饭店门口的一个口径两米左右的大铁箱里燃放的。进饭店的一瞬间我扭头看了一下这个箱子，里面足足有半箱的碎屑。

庆典仪式和一场小型的演艺晚会几无区别。

新郎和新娘是这场大戏的男女主角。

当他们退下舞台后，其他配角开始上场，吹拉弹唱、唱念作打，一时之间，人们全都看呆，几乎没有一个人动筷子。

我跟着新郎和新娘挨桌敬酒。

他俩在灯光照耀下，在众人烘托下，显得那样光彩照人、那样开心而幸福。他们的嘴角一直向上翘起，眼角的笑纹一个中午都没有舒展开来。我看得好累，觉得自己的腮帮子都要隐隐发酸的感觉。

那一次摄像，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累。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仅有的一次。再加上前一晚几乎没睡着，当我结束摄像自己一个人开车往伊城返的路上，有好几次，差点睡着。

旁观了一场豪华而盛大的婚礼，我心力交瘁。

五年之后，这场婚礼的主角之一，也就是新郎，因为参与特大融资，资金链断裂，被捕入狱。而五年之前，这场大风暴在伊城和相邻县城却连一点点涟漪都看不到。

在我的印象中，伴随着这场豪华而盛大的婚礼出现的，是另外一场简朴、甚至有点儿寒酸的婚礼。还有，这场婚礼中的一个人，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是新郎家族里一位族人。一位……有点土气，又有些老派的族人。

那年冬天，农历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九了，这场在年尾举办的婚礼，因为快要撵上了春节的脚步，所以有些急促，又有些心不在焉，人们都忙着要准备过年啦，所以，它显得有点儿不合时宜。

婚礼原定在下午五点半，饭店是金桌市场北门旁边一个小饭店，可以坐六七桌人的规模。这大概是伊城当时举办婚礼宴席最小的饭店了。

那天是个阴天，却不怎么冷，空气中有层湿气，洇得人们的眼睛都气蒙蒙的。

按计划，娶亲的人们是要在下午三、四点钟就从离伊城两、三个小时路程的另外一个镇子上赶回来的。可是，到了时间，却不见娶亲人们的影子。

新房这头的人们焦急地等待，一会一个电话地询问。

我坐在旁边，听他们打电话。

电话那头娶亲的人们大概意思是说，他们还没有从女方家起身，不过快了，一会儿应该能出发了。

就这样，半个多小时一个电话，半个多小时一个电话，不停地催。

终于，在经过一个下午的焦急等待之后，冬天的天色从昏暗完全被洇染为黑暗时，娶亲队伍回来了。

一时之间，炮仗炸响在冬夜黑朦朦的空中，车灯闪亮，人声嘈杂。

男方亲戚中有些比较二的人，把新郎和新娘簇拥到离新房极远的地方，一会儿让背，一会儿让抱，久久也不让他们回新房。

这时，新郎家这位有点儿土气又有点儿老派的族人出来了，他喝退了这帮没完没了的二货们，终于让新郎和新娘走进了新房。

我紧随其后，跟着开始拍摄新房里的内容。

就在这时，让我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这位族人一扫刚才的腼腆，他的神色在刹那间变得庄重而煞有介事，他的口音是紧邻伊城的陕北某县城口音，浓浊而略微夸张。他的眼神明亮，甚至灼灼生光。他当时说的是一套类似祝颂一样的说词。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可我却记住了他说话的腔调。虽然内容大概说的就是新郎新娘平安喜顺和乐一生之类的，可是，他说这套内容时的那种腔调，却让我觉得在那一瞬间，他仿佛是被来自虚空中的某位神灵委以了重任，要庄重而虔诚地履行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与职责。

他的声音宏亮而尖锐，高高地飘散在冬夜中，夹杂在众人的喧哗与笑闹中，清亮而激越，让我记忆直今。

那一晚的宴席，从晚上九点多开始。主持和歌手是大翠一人兼任。那个时候的大翠，已经没什么大场子了，只能偶尔在这种特别小的场合登台主持。

直到凌晨十二点多，宴席才结束。

那时，我住在离金桌市场不远的平房区。这场婚礼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去市场买东西。

在市场上，我看到了昨晚那场婚宴中的那位族人，他蹬着一辆破三轮，拉着一三轮货物，吃力地向前。他头戴一顶半旧的棉帽，快要遮挡住眼睛，看起来是那样平凡而不起眼，和昨晚祝颂之时判若两人。

……

许多年过去了，金桌市场的平房区早已拆迁，我也早已搬离那里。又几年，原来的金桌市场也没了。

我告别婚庆摄像这个行当也五、六年了。平时也不太爱参加这种宴会，遇到有人举办庆典宴席邀请我去，我总是匆匆赶到饭店，放下礼金就走了。拍摄过许多场庆典宴会之后，我已经再也无法忍受它的嘈杂、扰嚷与无序。如今，我告别了它，就再也不想重新受到这样的折磨。

可是，好几年过去了，在我拍摄过的几百场录像中，唯有那年冬天，腊月的那场婚礼，让我记忆至今。

尤其是那场婚礼上的那个族人。我每每读昌耀的一首诗，读到“我必庄重”这句时，脑中一定会出现他虔诚而庄严的祝颂情景。

这声音从几年之前的那个冬夜出发，穿透时光厚厚的迷雾，一直回响在我耳边，也回响在伊城的空中。

我后来虽然不再兼职搞婚庆摄像了，却时时会想起和婚庆相关的许多东西。

比如，新人结婚之前，男方家会给两位新人缝制全新的棉被和棉褥。一般是四铺四盖，用的褥面和被面都是杭州出产的绸缎，颜色无一例外都是大红大绿大紫大粉或者暗金色等等。这叫装新被褥。

我结婚之前，母亲照例也给我缝制这些装新的被褥。

一人之力来缝制这些，是很重的针线活，所以母亲请来大姨、二姨、四姨，姊妹几人共同动手，飞针走线。

那是初冬时节，人们都闲下来了，整个伊城也的确没有现在这么忙碌。人们忙碌一年，到年尾就会闲下来，静下来，像忙了一年的树一样，静静地隐默。不像现在的忙碌，把自己忙成了温室里的反季蔬菜，虽然时时都桃红柳绿，但味道却变了。

一整个下午，母亲和几位姨都在忙。

屋子里只听见她们几人嗤嗤的引线声，再就是议论张长李短的拉话声，或者，有了儿媳妇儿的，也会互诉儿媳的不是，并把这一腔怨气久远地埋在心里，终至在日后引出一场又一场的龃龉。

那时，我太年轻，一点儿都体味不到她们这些话语中的愤愤与不平，更不会知道，这么静谧的冬日午后，她们内心的不平究竟从何而起。

现在回想，那时的我，其实对婚姻呀、成家呀一类的情绪，真的是有些许茫然的，介于懂和不懂、盼和不盼之间，仿佛冥冥中有一股劲儿在推着向前，自己也说不清这股劲儿到底是什么。

我想起了同事五哥曾经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唉，拍人家结婚的录像拍的多了，眼馋得不行，就找了一个结婚了，等结了才发现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好。当时，我是不知道他在感慨婚姻这种形式呢，还是在感慨自己的老婆。

现在想想，婚姻真的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啊。有些所谓婚姻专家说，结婚就是两个人的种种过往、社会背景、家族关系等等一系列事物的结合。

以前，我对这种观点没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在心里是默认的。而且，在小而又小的伊城，真的就是这样，男女双方结合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双手在推动，多少张嘴在议论，多少只眼睛在看着。

装新的被褥缝好了，在冬日阳光下看起来新灿灿的，弥漫着一股新气、喜气。

每个将要迎娶儿媳妇儿进家的婆婆，起初大概都是含着一颗热络而欢喜的心，要用自己的力所能及，来祝愿自己的下一代能够平安喜顺、一生幸福吧。

然而，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制约，比如婚后要和老人在一起吃饭。吃的时间长了，人就有了惰性，自己不想独立打理自己的生活，年轻的和老的，终究是有一些隔阂的，时间长了，就有了矛盾。有家长，就有里短，终归是马高镫低就有了说不在一起的时候。

硬气一点儿的儿子，会决绝地出去，独立。

懦弱一点儿的，就开始偏向于自己的母亲，而忘记了生活，尤其是两个人的生活，终究是要和自己的妻子过的。

此时细品，婚姻二字，真的是……莫非世间一个个好女子，都是发昏了才会想到要结婚，而一但和男子结成了姻亲，又会因婆婆这位女人的存在，而平地起风波？

有多少人，是在无暇细想的时候，就开始了婚姻生活。

在伊城，我扛着摄像机，亲眼目睹了许多对男女成亲、拜堂。有许多人，是在典礼的当天，就有了一些不愉快，而这些不愉快，恰恰来自诸如给新郎给新娘兄妹的姊妹钱不是事先约定好的、压箱钱没兑现之类的。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伊城的男女在婚姻初始，就因为感情之外的因素而脸红脖子粗的事，我倒是时有耳闻。

婚姻是什么？

男女之情的约定可以将婚姻作为唯一的形式吗？

我生活在小小的伊城，没有空间可以供我想这个问题。

伊城的那些一代又一代的男女们，他们在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时，大概也没想过这些吧。

只是，这些年的伊城，离婚率也是异乎寻常的高。

当离婚之时的两人，面对新婚之始，上一代人给他们缝制的那些色泽艳丽的装新被褥时，大概再也不会觉得十分的喜气了吧，反倒是那耀目的红黄粉绿，大概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束缚与剌眼吧。

有一天，我的同事五哥突然气喘嘘嘘地跑进来跟我说，等会儿单位领导要是问我去哪了，就说我去银行办点儿贷款。

那时，大概是二零零五年左右吧。

那是一个平常的夏日，伊城的街上人来车往，忙碌中透着一丝焦躁，似乎街上老老小小的人，都在忙着去银行办贷款。我坐在办公室向外看去，看不见五哥出去。那时，我们单位对面就是一家银行，建设银行。可我们工资是由工商银行代发的。那时，我对银行的了解仅限于此。

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懂怎样从银行贷款，不懂具体步骤，更不懂贷出来款要做什么。而那时，我身边包括五哥在内的一批人，已经开始从银行贷款，数额也不小。

几天之后，我问五哥贷款干什么。他回答我说，贷出来款以后，再放进典当行，可以赚利息差。因为银行的贷款利息低，典当行存款利息高，这样就可以不费劲儿地赚一笔了。

说老实话，我没太听懂五哥的解释，当时甚至有点儿头大。根本想象不出这个差价究竟要怎么赚。

我数学不好，一到需要计算和思路转弯儿的时候，脑筋就不大好用。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不去想这些高深的问题，转而做自己爱做的，比如看小说和看电影。

我记得很清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典当行这个词。那一瞬间，映现在我眼前的，是在电影里看来的那种情景：一个高高的柜台后，一张精于算计的冷漠面孔，柜台外是一个手拿物品讨价还价的人。

可是，伊城的典当行和影视剧里是有区别的。

关于这一点，我从父母的口中再次得到映证。

当然，我的父母当时也不是特别清楚这回事的。他们也只是知道给某某典当行的谁谁放出去，利息是多少，多长时间结算，仅此而已。

两年之后，似乎整个伊城的人们真的都在议论典当行的事情了。

似乎整个伊城都变成了一座大典当行，伊城的男女老少也被简化成了两种：放款的和收款的。

这时，似乎整个伊城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拆迁和新建工地。

原来的平房渐次不见，有的甚至是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夷为平地。

早晨去上班，看到原来一些有房子的地方，现在成了空地，露出了大面积的天，一片光秃，就觉得有点不适应，觉得露出来的大片空白那样突兀而单薄，像是一个相处久了的亲朋至友突然消失之后，心里空出来的那一大片空间，有些失落，有些苍凉。

拆迁，就这么一天天推进，让原先就不大的伊城渐次稀疏、日趋空白。而那些开始动工新建的高楼，离远望去，就像一片又一片单薄的积木，镶嵌在小城天空的背景前。

据说，平房户的拆迁款，大都放给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典当行，典当行收回来的钱，又都放给了盖这些高楼的建筑开发商们。

当时，我是不懂得这些的。只是看到每天减少的平房和每天增高的楼房，不知道应该喜还是应该忧，又或者喜忧参半。当时简单如我，只是在心里暗暗欢欣终于快能不住平房了，因为当时的平房没有大暖，每到冬季生火，是一件烦事。可是，当走到一个又一个过去熟悉的街区，却再也看不见过去熟悉的房子和房子里的那些人时，一丝由陌生带来的惶恐，也时时浸湿我懵懂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