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北京文学》2020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金弢，字有根，1974 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77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 级北外德语系读研，1985 年 1 月进文化部，1985 年 3 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多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张炜、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20世纪80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来德32年，在德创业22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30年。现今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圣力姑娘》《保罗•策兰杏仁诗译及后记》《莫言往事》《街坊陆游》等50余万字。

散文

莫言往事

文 / 金  弢

是莫言往事还是莫言往事，看官见仁见智。

赛德尔夫人

    1987年5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德，那是一次特殊的出访。这次不同于历年两国间每年一度的对等互访，也不是中国作家协会跟西德某一联邦州进行的单项访问计划，而是在我任职作协外联部多年中，唯一的一次德方私人出资邀请。

　　成行的作家有玛拉沁夫、从维熙、高晓声、王安忆、张承志、叶文玲、张炜、程乃珊、外事秘书等，我任随团翻译。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当时的青年作家、崭露头角、时而还被领导人物批评几句“脏学”的、后来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世界顶级著名作家的莫言。

　　说起这位德方出资人，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家有万贯钱财，非常热衷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此话头还得从两年前的“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说起。

　　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老人，自称是尽失了对西方体制模式的希望，认为人类将来的出路是在东方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古国中国。认为人类古代文明的四大发祥地，其他的均已衰落，她已不再看好尚有再次兴盛的机遇。而唯有中国，几千年传承的文化从未曾断裂，传统一直得到延续，这个华夏古国现行的“改革开放”，将预示着人类下一个世纪的未来。

　　她预言，21 世纪将是属于中国的世纪，是中国并肩世界强林的世纪。这四大古老文化的民族，唯独中国才有再度昌盛的希望。

　　她主动表示愿意拿出一笔雄厚的资金，邀请一个较大规模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德国进行一次旅游访问，了解一下中国以外的世界，以拓宽视野，获取参照，拿西方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引以为戒。

　　老太太名谓赛德尔，大家尊称她赛德尔夫人，她家住德国西部、靠近杜赛尔多夫的克雷费尔德（Krefeld）城，父辈家产富可敌国。后来有一次我去位于荷兰边境的德国“欧洲翻译中心”开会，回慕尼黑途中路经她家曾小住几天。她家有敞亮的豪宅，别墅楼底设有私人宽大的游泳池、桑拿浴、健身房等一应俱全。她带我来到市中心的商业大街，指着马路两边高耸林立的商贸大楼称，整条街曾均是她家父辈的产业。这些巨额财富后来都留给了她和弟弟二人。

　　赛德尔夫人家产万贯，长得雍容华贵，我见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气质美丽高雅，但她独身，一辈子从未结婚，这让我们大家颇为困惑。

　　赛夫人阅书千万，我所谈及的德语书目她均了如指掌，谈话间时不时地向我推荐书名，还给我买了一大堆她认为值得一读的好书。自1988年得知我在慕尼黑大学读博，专攻日耳曼文学，她来信主动提出承担我全部的书籍学杂费，坦言她生活里多了一个儿子。谈到1985年在西柏林对张洁、王蒙和北岛的印象，她见地非常独到，作品朗诵会她场场出席，认真聆听。这回中国作家团的再次访德，我们言谈之中不免议论团里的每一位作家，然而她更多的话题似乎谈及莫言。

　　赛德尔夫人独具慧眼，处世为人敏于观察，不知她从哪个角度看出了莫言的质地，她几乎从一开始就感到莫言是非常的神秘，或许因为我把莫言的名字直接意译成了德文。她很赞赏莫言的笔名，明言表示这一名字取得到位，作家应该是一个沉默、深层、寡言的人，只有言辞少了，思想才会深邃。她称莫言为“伟大的沉默”，并援引德语成语：言语是银，沉默是金。她认同老庄大智若愚的理念，认为莫言敢取这样的名字，一定是“大逆不道”，是个大潮流的叛逆者，而且一定具有充足的自信与强实的底气。半瓶水会响，水满了就有了城府，城府深了就沉默了，然而这种沉默不会是永远的。会有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次出访，赛德尔夫人，还有德国汉学家顾彬都出乎寻常地看好莫言，早在2008年3月，在莫言获得诺奖多年前的一文《顾彬重炮猛轰中国作家》中，我曾谈及顾彬当时最看好的除了王蒙就是莫言。

莫言墨宝初留海外

　　那次出访因为是私人邀请，我们团基本上没跟德国的官方打交道，是一次旅游式的民间访问。在说顾彬对莫言的印象之前，还有个绕不过去的插曲，就是汉堡家访关愚谦，莫言也因此第一次在海外留下了他的签名和墨宝。

　　在汉堡，有个海内外众所周知的新闻人物名叫关愚谦。说起关愚谦，1980年代在北京中央部委搞外事的恐怕没有不知道的。他是1968年文革时期利用工作之便，瞒着单位拿了对外友协日本客人的护照冒名顶替出的关，跑了。为此，负责友协的领导还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关的事件在当时可是一条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1985年中国作家团到汉堡，关愚谦提出邀请我们到他家访问，遭到了拒绝。但这次玛拉沁夫、莫言作家团，关再次发出邀请，我们却爽快地答应了。这之间相隔的几年，跟国内当时改革开放的需要、与时俱进的观念不无关联。

　　在玛拉沁夫、莫言作家团之前，王愿坚、路遥作家团也去过德国，其实那次我们已经有了与关见面的准备。除了改革开放，另外关到了海外几十年也没有什么对不起祖国的言行，他靠自己的艰难打拼赢得了一席生存之地。还有国内快速的形势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已逐渐消融。我们内定底线：不主动、不热情。到了汉堡就等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或许是1985年关吃了闭门羹，轮到王愿坚、路遥作家团访德，他比较知趣，没有主动来找我们。这回玛拉沁夫、莫言作家团，也许是时间隔久了一些，记忆变得有所淡漠，抑或是改革开放的气势更强大了，关再次提出要见中国作家。这回我们一拍即合。

　　关终究是搞外事出身，事事讲个有礼有节，考虑问题也比较周全，他两次欲跟我们接洽，都是通过汉堡文化厅提出来的。头一次 1985年，我们还在组团期间，汉堡文化厅的来函已把他提名在册。这一回也是汉堡文化厅先把电话打到了我们下榻的饭店。我把这一信息向玛拉沁夫团长汇报，团长说：想见就见吧。让我约个时间。

　　我们是那天下午十几个人包括本地的留学生去关愚谦的家。关的为人应该说是平易可亲的，他保持了上海人识大体的风格，无论遇到什么场合，大面子上一定过得去；他那种上海人能“吃苦耐劳”“忍辱胯下”的精神，给人印象至深，这也是他后来在海外成功的关键。

　　为了家访认路方便，我跟团长先去他在汉堡大学的办公室。上海人那时到哪儿都喜欢说上海话。这当中自有上海人为自己的方言感到骄傲。甚至在北外，系里在电影大厅放德语电影，整个系里的学生济济一堂，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中两个上海老师隔着好几米大声说上海话让人颇为费解。这里是经院式的氛围，地处北京，况且全是知识群体，却不说普通话。就是再爱说家乡话，就不能之后私底下去说？我听懂没问题，但系里大半的师生来自北方。

　　到了关家，他对我也是一口上海话，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是从何渠道打听到我是杭州人。杭州上海，都属吴方言，说话相通。还有，他跟我说上海话当然也有亲切、套近乎的意思。但到了接下去文人聚会开始后，出现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场面。

1980年代刚改革开放，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中国作家，都是原汁原味的地道汉语，自然惊动了整个汉堡及北部半个德国的汉学界，那些自以为是权威的汉学家、教授们，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关系参加此次聚会，也想亮亮自己的汉语水平。为了照顾在场的中外来宾，关说汉语，我替他翻译，但关发言时，他时不时地跟我说上海话，弄得那些汉学权威听起来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关毕竟是个文化人，又在德国生活了多年，有文化人喜好收藏的习惯。当年的作家若不是名家也出不了国，所以今天到场的用当下的时髦语言来说都是“大腕儿”，关自然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让作家们在他的家庭记事本上留言。我忙着翻译头绪多，都记不得自己写了什么。但作家们都留了自认为是最精彩的一笔。莫言前面是高晓声，我在一边正好看到了。高写了: 同是一个“汉”；轮到了莫言，他的留言是：吃完面条听古琴。在场的大家看了都哈哈大笑。

　　莫言的谈吐与思维独具个性，这一开始就被赛德尔夫人言中。他不光写作，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时语出惊人。从维熙、玛拉沁夫、张炜、王安忆、张承志等都正经八百地留了言，而他却来了一句大家意想不到的“吃完面条听古琴”。那是因为那天关请的是意大利面，完后让住在楼上的一对中男日女的留学生夫妇演奏了《平沙落雁》。还有一次，莫言发表的见解也让人很是惊讶，搞得我都不好意思直接把他的话翻译给赛德尔夫人听。

　　那个年代，中国人历经了多次“除四害“运动，在国内已见不到走兽飞鸟。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德国小城市参观，满街的鸽子，它们丝毫没有怕人的迹象，会直接停在我们的手掌上要吃的，作家们看了个个新奇感慨，各自发表言论。到了莫言他又是出人意料，一句：这么多的鸽子，要是摆在国内，中国人早就会想方设法怎样把它们尽快地变成大便。说得作家群里顿时哗然。

“莫言将来是个伟大的作家”

　　这一预言，1987年出自德国汉学家顾彬。

1980年代的顾彬初出茅庐，羽翼未丰，经常遭到瑞典汉学权威马悦然和德国马汉茂的揶揄奚落。2008年我在《顾彬重炮猛轰中国作家》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记录：对王蒙，顾彬一向非常敬重。顾彬是个很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汉学家。在他眼里，王蒙不仅是一位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长辈、一位领导。1985年3月，中德作家在北京什刹海《文艺之家》举办两国文学座谈会。整个过程，顾彬对王蒙一直毕恭毕敬。王蒙身为资深作家、中方代表团团长，英语又好，时常出访欧美，谈吐风格自然比较随意。加之德方多为中青年作家，在发言中王蒙偶尔也会用长者的口吻，对客人略有提醒告诫之辞。就是我们不翻译，顾彬也能句句听懂。尽管如此，顾彬丝毫没有动摇过他虔敬的神态。就是后来王蒙当了部长，顾彬来京让人带去王蒙办公室，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

　　然而对莫言不一样。顾彬一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位当时的青年作家。莫言不光写小说出名，人缘也不错。出访德国一个月，我们总合住一个房间，白天忙完日程，晚上什么都聊。1987年中国作家团访德，在波恩大学搞作品朗诵会，当时顾彬就说：莫言将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们当时听了多少有一种言辞夸张的感觉。中国文字的表达比较含蓄，而德语相对直白得多。

　　等到莫言得了诺奖，再回首往事，会让人觉得这种预言颇具神奇色彩。这中间有着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对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和选题，在西方人的眼里抑或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而我们或者更多地在乎作品的内涵与教育意义。诺奖评委在给莫言颁奖的解说词中首先肯定的是莫言的写作手法，这种价值取向有悖于我们传统的文艺批评。我们在作评论时，往往会先从作品的思想性出发，只在评论的收尾才谈及作品的写作技巧。

　　又加之，当时信息手段落后低下，我们对海外同步在发生什么、他人在想些什么知之甚少，所以很多的文艺动态会让我们出乎意料，甚至让人吃惊，可以通俗地说，对西方的行情我们不甚了解。顾彬敢这么断言，当时我们只是一笑了之，现在事后诸葛亮地分析，的确不无道理。顾彬首先是个严肃的学者，他不像某些汉学家，汉学只是一种手段，而对顾彬，汉学是他的终极，是他人生的挚爱，我曾写过“为了汉学他可以舍弃一切物质上的追求”。我也曾试问过，他的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否与物质有关。同时我们也很早寄望于他能成为德国的Franz Kuhn 第二。库恩不仅翻译了我们几个朝代的文学经典，他终身不娶，从事文学翻译六十年，是世界上包罗各种文字在内的翻译量之最的翻译家（见《顾彬重炮猛轰中国作家》一文）。

　　顾彬跟我们打交道那么多年头，我回忆不起顾彬曾有过开玩笑的场景，张洁、张抗抗评论他是“沉默的顾彬”“严肃的顾彬”“不苟言笑的顾彬”，其实都是在说他是个“认真的顾彬”。如果让我对顾彬不受限制任意地评论，我能轻而易举地一口气说上一百句描述，然而只允许我对他一言定音，我会说顾彬是个“严肃的学者”。这让我想起他当时对莫言的评判绝非是一句信口开河，基于他严肃的治学风格，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是认真的。

　　同时顾彬的性格也是一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这种性格或习惯与他的汉学倒是相吻。1985年中国作家团出席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我们还没完成组团，他已把消息带到了北京：这回每人能得一千马克。事实上顾彬并没有读过莫言过多的作品，更没有亲自译介过莫言的小说，那年在波恩的作品朗诵会前后，他让一个汉学系的女生来找我们，表示她有翻译莫言小说的意向。对顾彬而言，那时近五年的情况已大有变化。他已不再是自由职业，而已受聘成了波恩大学的汉学教授。或许他已力不从心，或许他已无暇他顾，昔日与北岛孔捷生高行健轻松的时光已经过去。但他毕竟已经注意到了莫言。

　　那一次顾彬说的不少话，当时在我们听来不会觉得入耳，也不会往心里去，甚至会认为顾彬因中文有限，在表达上或是词不达意。在今天看来，顾彬的预言：莫言将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跟莫言后来果真荣膺诺奖相吻合，这难道是一次无辜的巧合？我想不尽其然。

　　顾彬这么预言，不光是他个人的预感，这其中还包含了他从他们内部得来的信息。很多事情，德国人对外守口如瓶，而对内却是无话不谈，他们的原则跟我们的外事工作无异，也是内外有别。因此顾彬的看法不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西方学派，包括诺奖评委会，所以他这么看好莫言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当时信息不通，闭目塞听，顾彬手里掌握着许多远远为我们所不知的信息，加之我们也没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分析。

　　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世界今天早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近来20 年在电子科技方面风驰电掣般地发展，中国尤甚。中国的作家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作者自己写作优秀外，还得有优秀的翻译。我自己搞文学翻译，深有这种体会。译者不同的本国文字水平，可以把原作译得面目皆非。

诺贝尔文学奖与汉学的影响

　　欧洲汉学实力的分布主要在德国和北欧，其他的欧洲国家相形之下只是凤毛麟角；尤其诺奖的评委在北欧，这一点至关重要。加之北欧的文学走向世界，德国是北欧诸国的一扇大门，两者间有着紧密的文化渊源。北欧文学往往是先翻译成德语，然后介绍给世界，如斯特林堡、林格伦等。

　　在德国，众多的名牌大学均有实力雄厚的汉学力量，而且分布与侧重也颇具战略考虑。慕尼黑大学的东亚语言学院，从1970年代的鲍吾钢到现在的贺东励，其研究的重点均在中国的古代文献，对老庄、孔孟思想的探讨研发，几十年一脉相承；而对现代汉语、中国当代文学的挖掘，此任务则落在了顾彬旗下的波恩大学。他们的哥廷根、图宾根，海德堡、汉堡大学等，均有凸显自己强项的汉学流派与权威，这在我们如何分析利用这一现状，设立专家专项学术机构，配合中国文学“走出去” 的国策，或已迫在眉睫。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历来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科目分类精细，是个强调权威性的国家。

　　在瑞典，年届耄耋的马悦然（G·Malmqvist，1924 —2019），师出名门，他曾师从高本汉（ K· B· Karlgren，1889 — 1978 ），高当年曾是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主持远东考古博物馆，堪称瑞典汉学的鼻祖，并在瑞典创建汉学使之成为一项专门学科，功不可没。

　　自1978年高本汉离世后，马跃然跃居欧洲汉学界首屈一指的权威。马从青壮年起致力于汉学研究，身为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他曾历任斯德哥尔摩东方语言学院汉学教授兼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及欧洲汉学协会会长，为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他将我国的《诗经》、老庄哲学、四书五经，包括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辛弃疾的诗词及中国近代古典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等率先译介到了瑞典。

　　马悦然梅开二度，曾娶两任中国陈氏女性为妻。他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诚然，诺贝尔文学奖毋庸讳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西方人手里的一张牌，也是他们欲以此体现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在评委里，马自然会力挺汉学，然而他毕竟势单力薄，孤掌难鸣，有时会输得很惨，败得一塌糊涂，1986年便是一例。

　　我们1980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国策，形式上是一种往前的模式，实际上是在跟过去作一次清算，推陈出新。“改革开放”的提法明摆着承认自己过去的封闭。因此以往我们在欣赏和评价自己的作家时，总会与国外的优劣标准判若云泥。所以，当年顾彬对莫言的预言，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的文学鉴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对欧洲文化背景的揭示。这种以世纪为计量的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美学品位和价值观，在以往各自为政的封闭年代，要达成共识有如异想天开。眼下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国际间彼此沟通的加速与加深，或许我们能有效地参与影响。

1986年为配合诺奖评比，我方派出作家团出访瑞典，意在气势上佐助马悦然，以造声势，结果无功而返。现在想起来，实际上并不是马悦然的作用没有发挥到家，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背景的时机尚未成熟。世界承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成就，往往离不开以经济发展为先导；中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同时在告语世界，不仅经济，中国同样谋求文学引领世界。文学标志社会发展的总和，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学地位在国际上得到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经济大国必定是一个文化大国。

　　顾彬当时的预言，已道出了西方对中国文学重视的端倪，莫言的得奖只是一个开头，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二个莫言。社会的变迁正是产生文学的契机，这种变迁越剧烈，出现的文学就越惊心动魄。

　　西方国家不弘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价值观，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荐，就像优质产品，要尽数自己的优势与强项，彰显自己的阳光面。文学作品无异是一项产品，是一项精神产品。因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社会的昌明与变迁正备受世人关注，我们可以自握纲绳，推毂自己的主题文学，可以有计划地分类分批地译介中国作家，既有在国内已确立文坛地位、但在国际上尚未大红大紫的作家，诸如贾平凹一类；也有已崭露头角、年轻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强、风格独树一帜的中青年作家，像陈染、东西、格非、葛水平之辈；也有年轻的新潮作家，只要思想意识符合国情，都可以荐译出来，这是我们的多元、也是“百花齐放” 的传统。

被点名的青年作家

我们一起出国那年，莫言刚好三十出头，在团里算是小字辈，是个青年作家。我是因为听了路遥《人生》的广播小说才知道了作者，莫言我是因为看了电影《红高粱》才听说了莫言，尽管那时我已经到了作协。当然首先是莫言的小说写得好，张艺谋才给它拍成了电影。但反过来也是因为电影的成功，轰动一时，使得莫言的小说一举走红。莫言不吝的写作风格我事先已略有负面的耳闻，就是写作手法比较开放、大胆，写了别人没想到或者想到而没有写的东西。一次，同办公室的、后来出任作协外联部主任的室友，手拿一本《人民文学》刊物向我展示莫言一篇有争议的小说，我们还曾对他的作品根据当时的形势议论过。

这次出访，除了在波恩黄凤祝老板和顾彬举办的中国文学报告会外，在慕尼黑举行的 “中德作家会晤” 是整个旅程中唯一的一次比较正规的文学对话。谈话对象是一批德国民间的左翼作家。座谈会上，老作家从维熙不无好意地拿莫言作品说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1980年代的西德作家群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的文艺政策均成见极深。本来偏爱中国、思想意识左派的赛德尔夫人在慕尼黑召集德国作家参加文学会谈，有意识地选择了一批左翼作家，目的是为了座谈会上达到和谐融洽的交流氛围。但没想到的是，西方的所谓左派跟我们想象的左派还是相去甚远，他们不是我们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派。会谈时他们毫不隐晦地直接批评中国作家没有写作自由，写了也不能随意发表，也没有人敢给你发表。其实西德作家所谓的左、右派之分，并不在于对中国是拥戴或是否定。就说言论自由，颇具理性的德国作家群，无论左右都不赞赏歌功颂德的文字。他们的区分在于一个是善意的批评，另一个是刻意的指责。

俗话说，耳朵皮是软的，人都喜欢听好话，这说不上是什么缺点，国内国外、东西方都一样。本来讲好都是些友好的左派作家，我们以为话题皆是轻松的提问，了解一些信息而已。没想到就是左派也并非你好我好的，一旦触及创作理念，他们直言不认同 “文艺为人民服务” 的提法，强调写作不是服务于人，作家不是服务员，他们要随意表达自己的心声，要体现言论自由。他们虽承认文艺创作可以引导人的思想，敦促社会进步，自然中有提倡美德的社会效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写作不能迎合某种号召，文学不能成为受人制约的职业。

中国作家与西方左派作家虽然思想意识相对接近，但受教育不同，理念各异，加上我们文革刚过，国门才打开，对迎面扑来的新风，还没来得及很快适应，这种公开的讨论、加上当面的质疑甚至批评，大大出人意料，我们很不习惯。文艺为人服务的话题尚待探讨，说到底，人各有志，任何作家可以阐述自己的创作意识，对各种口号性的提法都可以见仁见智。这类话题依然局限于文学专题和个人范畴，这种问题两国作家可以任意扯，是否能扯出什么结果也无伤大雅，本来就是公理婆理之说。然而紧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内容与性质上就发生了急变。

谈到了文艺作品受检查的问题，西德左派作家直言不讳地抨击这种政策，提倡西方的言论自由，依据法律，人人都具有畅所欲言的权利，写作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只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触犯法律即可；对中国作家得认同国家政策、调整自己的言论，他们不能理解并予以谴责。

这么一来，话题不再是文学的流派抑或个人的理念，而成了一个国家文艺方针的政治话题。即是三十多年过去的今天，欧洲作家对中国的看法依然没变。瞬息间，全体中国作家变得鸦雀无声。这种政治话题本来就非常敏感，到了国外更不知如何对答，外事又强调内外有别，明言外事无小事。大家只好等着领导发言了。

碰到此类大是大非问题，团里出面发言的除了玛拉沁夫，就数从维熙了，此刻老玛没出声，这场面就得从维熙来撑了。然而从的发言举例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让莫言几乎吃惊失色。为了据理驳回对方论中国作家没有自由发表文学作品的提法，从维熙霸气反击：中国自1949年成立新中国以来，一直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过去如此，今天同样如此。随着目前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这种自由的文化氛围将会变得更加宽松。拿个现实的例子：像莫言这样的青年作家，他所写的文字被文学评论界认定为 “脏学”，像他这种被人评为肮脏的小说照样可以发表，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遇上 “反自由化” 运动了，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文艺政策在长足进步，是开放的、自由的。

从维熙谈得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莫言却是另有一番心境，他扯扯翻译的衣角耳语：别给他翻，别给他翻！回到饭店，关上房门，更是怨气难消，但适才座谈会上只好无奈忍气吞声。不难理解，作家都是有脾气个性的，听了批评总不是滋味，尤其还在国外，当着众多陌生的外国作家。这也是我跟莫言接触中他唯一的一次不悦。莫言是 “青年作家” 的作家，从维熙即是领导又是长辈，那就是当时的国情。我出国三十载有奇，这种现象国内当下不知又是如何？

跟莫言的“悄悄话”

      出访四个星期，莫言跟我一直同住一个房间，即便有那么一两个城市，为了体验一下德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寄宿在德国人家里，我跟莫言也是合住一间。出国那么多天我们总是相处和谐。加之双方都有过在农村的生活经历，我们间的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而且农村生活也很相似。想想自己大学生活七年，除了时而去学校澡堂洗洗澡，平时图书馆晚自修后回宿舍睡觉，上床前很难得洗脚，所以莫言晚上不洗脚，地毯一蹭就上床，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跟莫言同年，他大我几个月，我尊他为兄，他对我的学历和德语专业也是佩服有加。我们住饭店很少谈文学，别的几乎什么都聊，话题无所忌讳，谈得随心所欲，但话题最多的是农村的经历。他坦言，尽管不足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但经历及感受，他耳闻目睹的事够他足足写一辈子。

　　事实也是如此，他后来所有的作品几乎一直在消耗他童年、青年时代的资源，他跟路遥、古华、鲁彦周不一样，他永远在写别人。莫言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1988年我已来德留学，慕尼黑汉莎出版社计划翻译出版莫言的《红高粱》，让我写了书评简介，并从国内调来了英文译本。出版社老板读了小说的英译本说：莫言真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莫言的成功，尤其后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膺，首先得感谢他讲故事的技巧，还有优秀的译文。

　　柏林是我们访问西德即将结束的一站，在前一站大家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会看看行李箱还有多大的空间，以定夺再能带些什么纪念品，莫言也是一样。

　　莫言的出生地是山东高密，是个穷地方，虽然他很早离开家乡，但他的家人仍在农村。我插过队，知道农村的茅坑是怎么样的。一个简易的茅草棚，地下挖一个土坑，土坑上放一个木框架，中间隔一道挡眼的草编，连个门都没有，就算是两个单间了，没有男女之分。那时的民风不但简朴，还道德正派，我在农村那么多年，包括之前几十年的老农，都没听说过有谁因脱了裤子被谁强奸的事。茅舍就在公路边，跑远程的货车或行人时有来往，单身女青年或妇女，脱了裤子蹲那里半天，也没见过出事儿的。还经常是一边男的在解手，一边女的在上岗，就是碰上互不相识的男女，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只要有一方积极发言，两边就会搭讪起来，跟我们现在的微信聊天挺相似，时而还聊得甚欢。至于两人是否聊得投怀，后来钻了草棚，只要他俩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我不得而知了。平常农活完了晚饭后去农民家串门，说到了荤笑话，谈及如厕一事，尤其碰巧男女逢缘，有经验的农民就会向我们知青泄露天机：其实啊，十个女人九个肯，就怕男人口不稳。

　　农民没有厕纸，莫言老家的茅坑也一样。我们分别各自描述过自己家乡的茅坑，其形状虽不是如出一辙，但也大同小异。事毕必须例行的公事是一问题。我插队的地方算是鱼米之乡，不缺稻粮，所以稻草比比皆是。茅坑中间一分为二的挡壁，中间穿有一孔，好心人会往孔里塞一把稻草，完事之后，抓来些许，手心绞一绞，用得得心应手。

　　来德后，有位我的同胞常客，后来成了朋友，他属老三届，1960年代下乡去了江西插队，一次茶余饭后，话及农村茅坑，我便向他讨教，江西的农民是如何处理这一“善后”问题。虽然江西盛产毛竹，似乎用竹叶太嫌滑溜，难济于事。他透露，江西的孩子很小就得学会削竹管，随身携带，以备急用。江西遍地都是竹林，加之中国人从来善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莫言要出国了，而且去的是举世闻名、肥得流油的工业强国西德。莫言的结发是个心细过人的良家女子、贤妻良母。1980年代的中国，刚刚从物质匮乏的“文革”中脱胎出来，别的不说，就说那个年代城里的厕所纸，恐怕现在不到40岁的国民都没正经见过。丈夫要去先进发达的西欧国家，虽说咱们还穷，比不上人家，但咱们中国人爱面子，再穷也只能穷在家里，不能丢人现眼，我们不是常说穷家富路吗？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家外敲铜锣，家内喝薄粥，再没钱，这件长衫马褂还是要穿的。

　　莫言老婆想起了家乡的茅坑，在家完事儿干草一把可以打发了事，到了国外可不行，怎么也要来一点儿上品的，不然人家还以为咱们中国真是个穷国呢？尽管平时省吃俭用，但在厕所纸上，为了面子怎么也得投资一番。1980年代的中期，中国的经济刚刚开始有起色，经济政策的放宽，号召国民发展私营企业，提倡文人下海，推举全国首富“万元户”，市场开始改型，出现了首批“精品商店”。所谓“精品商店”，里面要不是国内质量一流的品牌，就是“舶来货”，质量虽好，但价格都是市面上的三至四倍，除了海外回国华侨或刚发了财的个体户，普通老百姓是可望不可即，怎敢问津？但为了丈夫出国为国争光，不失脸面，莫言老婆咬牙跺脚地进了“精品店”。我就没有这个福分享受过这般好待遇。

　　这种厕纸，我们先说颜色，是白的，暂且不说白到什么程度，问问那年头庶民百姓见过白色厕所纸吗？绝对没有！就算我这个学了十几年的洋文，工作搞的是外事，在日常生活中也没见过，是因为接待外宾住进了北京饭店才开了眼界；再说其形状，是圆的，说起来会让人觉得是天方夜谭。干吗要圆的？都不知道怎么用，还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去普通商店买，都是一刀一刀、棕红色的，大约20厘米见方。我国为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糟糠单位跟别人一样考虑到女性生理特点每月照发卫生纸，作为妇女保健福利用品，新中国提倡男女平等、是尊重妇女的社会。到了西方32年，现在想起来，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还是好，有很多优越性，单位里什么都发，连避孕套也发。那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每月补贴5元人民币独生子女费。有了一胎就要实行计划生育。老婆报社管计划生育的妇女干部小高时不时地往我老婆手里塞避孕套，也不事先问问，套套型号分大中小，我一直觉得纳闷，她怎么知道我的型号？

莫言怀揣着老婆的体贴与关爱，背上装着两卷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的白手纸上了路。我们转辗西德诸多城市，这两卷饱蘸夫妻恩爱的手纸可惜一路就是无用武之地。到了过完了下一站就要回国了，收拾行李时这两件家乡来的伴侣不由得再次跃然眼前。拿它们怎么办？这让莫言犯难了。四个星期的旅行，一路不断攒集的礼品已把行李撑得鼓成了球。

　　无奈中，莫言不禁失声抱怨老婆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他现在取舍难定。扔了？这么优美的现代化产品，自己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拥有，况且还做了全程的陪伴，多少有了感情，怎能弃之如敝屣？但要装进行李箱实在是缺空间了。我一直在一边注视着莫言的踌躇不决，见我靠近，这敦促他果作定夺。最后还是决定带走。或是莫言想到了老婆的夫妻恩情，或是苦难出生的莫言舍不得这俩“精品”。

我来到他身边，使得话题有了转向。我的参与不想对莫言是否决定扔掉还是带走施加影响，决定尽管由他自己作。我的意思是，既然要把那两卷国产货带回国，还不如换两卷德国货。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之下，国货顿间相形失色。人家的德国货那叫个细柔白净，质感棉性大，有韧性，不易戳破。我的意思是：你老婆对你“有情” ，给你出高价买了这两卷现代化的手纸，你也得对老婆回敬一个 “有义”，回送她两卷高质的，也让你老婆感同身受一次，尝尝这种柔美细腻的味道，让她用过一回没齿不忘。

莫言接受了我的意见，决定换下两卷好的，但见卫生间里的手纸已所剩无几。我说这个好办，我去服务台取就是了，一取取了一大包十五个。莫言使了劲装完了两卷好的，手里拿着两卷差的，犹豫良久，还是奋力一同打进了行李。

莫言“哭倒”柏林墙

　　柏林是我们这次德国访问的下一站。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始建，这一墙之隔，隔出了两个德国，隔出了东西方世界的两大阵营，它既是德国分裂的象征，也是冷战时期两种社会体制对垒的重要标志。柏林墙全长155公里。起初用铁丝网或砖石为材料做围墙，后来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防止车辆冲击的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到了西柏林，参观柏林墙无可置疑是首选之举。

　　柏林墙中的“墙”字，跟我们长城中的“城” 字在德语里是同一个词，都叫作城墙（“Mauer”）。早在 1970 年代我们开始学德语时，笔者曾跟外教谈起过有关柏林墙的话题。我说中国有个“城墙”，德国也有个“城墙”，这难道是巧合？外教说：两个“城墙”不一样，你们的是文化的“城墙”，而我们的是政治的“城墙”。外教何尝不知，我们的“城墙”也曾经是一堵政治的“城墙”。

那天上午，初夏的一波阵雨把西柏林冲洗得透亮干净，像是为了迎接我们，让柏林墙给我们一个好的印象。我已多次分别从东柏林和西柏林参观过柏林墙。只要我们是访问西德的代表团，若安排得出时间，我们会上午从西柏林看柏林墙，下午从东柏林看柏林墙。柏林墙的东面，之前有一百多米的开阔地带，戒备森严，人不允许靠近，怕有人强行突破，开阔地埋有地雷，也是瞭望塔的射程范围。从东柏林看去，柏林墙洁白、干净，一堵“漂亮、整齐” 的墙；而靠西柏林这一边，柏林墙没人看管，彻底开放，游人可以走至墙根；也没人管理，不仅垃圾遍地，而且尿骚味呛人。是一堵肮脏透顶的墙。

　　去柏林墙我已是轻车熟路，今天领着大家来参观，身为团的翻译，得时不时地给大家解说柏林墙的政治背景。为了让游客能登高瞭望东柏林市容，在墙的西面建有诸多个铁制瞭望台。我们下了车，多数作家想先拍照留念，我跟莫言直奔铁塔而来。

一场大雨刚过，游客一下子挤在了一起，有人往塔上攀登，也有人从上面下来。莫言跟我靠前靠后几乎平行往瞭望台上挤，莫言在我的右侧，我比他快那么一两个台阶。几乎要到平顶的时候，我正前方下来一个六十开外、身材丰腴的女士，左手拿着雨伞，见我上来，下意识地往左一让，正好对撞上由下而上的莫言，左手的雨伞尖不慎擦及莫言的左眼角。这女士或是自己都没觉察碰了别人，没有反应地径直下瞭望塔而去。

　　莫言顿时疼痛难忍，上了瞭望塔的平台，手捂着眼睛蹲在地上。这时从下面上来一个西服革履、七十来岁瘦精精的德国老头，看看我是中国人，又看看捂着脸蹲在地上作痛哭状的莫言，便自言自语地大声发表感慨：社会主义的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德国，同情可怜得痛哭流涕……亏得莫言听不懂德语，否则当时非把他气炸不可。

　　莫言“痛哭”过的柏林墙两年后倒塌。我国古时有孟姜女哭长城，“哭倒了长城”一说；今有莫言痛哭柏林墙，也能说成莫言“哭倒了柏林墙”？史学家们都说柏林墙是德国人自己推倒的，我想，没有两年前莫言痛苦的热泪泡酥了墙根，柏林墙能倒得这么快吗? 这难道是一巧合？莫言这一壮举跟他25年后得诺贝尔文学奖难道没有丝毫有机的联系？此事有待考证。

-完-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0年第12期

创作谈

我写莫言

金  弢

2008年，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写过一篇长文，文中除了王蒙，主要写的是莫言。2012年莫言荣膺诺奖后，声名鹊起，好评如潮, 知情者敦促我重墨继续写莫言。然而诺奖前后的莫言判若云泥，他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瞬间腾升世界顶级名家，写他，顾虑变得颇多，所以往后十年，在文学回忆文字里我很少提及莫言，担心对他的 “诺奖形象” 把握失准。

写莫言的往事会担心，怕辞语不到，诙谐过了头，有损他的“光辉形象”；诺奖后，对“莫言形象”的维护，不仅事关他本人，还包含 “民族形象”，诺奖的影响力毕竟是国际性的，莫言的获奖于中华民族在多个层面都是一种象征。我之顾虑也属情理。既然心里没底，怕文字闪失，没有把握，遂干脆没写。

然而，中国发展三十年，速度让人目不暇接，堪比西方两百年，且此加速度的势态，方兴未艾。在中国作协我头尾不过四年，跟作家们共度的岁月，在历史长河中虽是白驹过隙，但那几年却浓缩了这个民族历经摧枯拉朽、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我们走出贫困的最初阶段。这一史实不记载下来便将云散风流、荡然无痕。莫言话题纠缠了我十年，难以释怀。或是到了救救历史的时刻，我的责任感与紧迫感日趋强烈。

网媒对莫言的评论铺天盖地，褒贬参半，有人把他捧上九天，有人把他贬入地狱。这些褒贬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意识，很情绪化。我写莫言是要向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生活里有柴米油盐、脚踏实地的普通莫言。通过琐碎小事透见其生活真实。“不因成就名誉则成仙”，昨不是，今不是，明天也不是。期待过了头就会失望，失望了，就会错看了他。莫言跟你我无异。吹捧的文字我从来觉得没有价值。于是我一改初衷，写了莫言。 

还有一个大层面的话题：因莫言，连到了诺奖，因诺奖想到了中国文学的世界走向。身为两栖文化人，我们或可提供些许参照，以期知己知彼，精准审时度势。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很在意“诺奖”，现在不那么强烈了，是因为中国有了更多的底气。但无论如何，“诺奖”毕竟是一席市场、一块阵地，要看我们想不想去占领，它仍然是当下国际事务中一个颇具分量及影响力的关系链，在与世界交往中不可或缺。兼听者，明。                 

小插曲：首次出访西柏林，顺访联邦德国，因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了我们众多作家的翻译作品，那一站文学活动尤其频繁，我也有了较多的亮相机会。是年秋，德国巴伐利亚文化部给我发来了访问学者邀请，但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不亦乐乎！现在看来没马上应邀是对的，否则就没了往下几年跟众多知名作家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