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可以有一百零一种活法。
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周末，我坐在葡萄藤架下，听着塑料大棚上哗哗的雨声，扯开嗓子，和老贾，杨老师聊着。 我们谈人类的生活方式，谈生态农业，乡村生活的自给自足，以及快速的城镇化对农业社会的影响。
听说老贾已经好多年了。当年“设计丰收”项目中，他是一面旗帜：在中国尝试自然农法的返乡青年。这次通过杨老师引荐，终于见到他本人了。乍到门口，见一个地里帮忙的工人，黑瘦黑瘦，其貌不扬，站在门口，冲我们笑笑。 等我钻进大棚，杨老师拉住我说，这就是老贾。有点意外。想象中的老贾，应该是和地里的庄稼一样，硬朗壮实。
英雄不问出处。入座后，就像是老朋友般，我们直奔主题，聊了起来。 这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其间老贾的太太棠棠忙着张罗了一桌子蔬食，我们这才稍事停顿片刻。
（图中左起：老贾，棠棠、杨老师）
老贾说他这派自然农法，是“秀明法”（日本传来的），别的他都遵循：严格的不用农药，化肥，甚至不用动物粪便沤肥。但是不翻耕还是做不到。现在的地是2015年租的，共20亩。蔬菜占了5-6亩，年均有五、六十个品种，主要是供应上海的老客户。水稻一亩，自己吃。杂粮还有五、六亩，包括各种豆类，红薯等。其它是自己用的地。城里的客户共约10来个，一直就跟着他，订他的菜。自然农法应该是生态种植中产量最低的吧，我问了下，他说蔬菜的平均产量只有化肥种出来的1/10。 “打算明年减少到7亩，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产量呢”我问，“产量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老贾的蔬菜大棚。自然农法，野草丛生也不去管它）
“说说你的故事吧！”我也不客气，上来就问。“我98年大学毕业，学财务的。在北京、深圳的企业里工作了十年。最后一份打工的工作是销售。讨厌相互欺诈或是泛泛之交的生活，那时候开始自问什么样的生活是适合自己的。小时候在城里长大，不懂农村，但又向往那样简单自由的生活，心想说不定我还能做个农村致富带头人。在尝试了各种可能的改变，也游历学习了各地的农业种植后，07年辞职，在南汇租了4亩地，正式开始了农民的生活。用CSA方式（社区支持农业），找到几个主顾。居然就这样过下来了，还挺好。这期间，与前妻分手了。09年在莫干山深处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农场。但发现自己其实不喜欢那种世外隐居的生活，还是喜欢与人交往。于是再回到上海郊区。2011年在崇明承包了一片地，开始探索自然农法。11〜12年给同济大学娄老师的“设计丰收”项目组做农业顾问。（我告诉他，那一年间我也在同济大学和娄老师合作，不过是在中芬设计工厂的创新项目上。那也是我开始尝试创业的第一年）。15年，老贾他们搬到了现在的这块地。
（老贾生活起居的大棚内一角。他们在村里租了房子，可是平时更喜欢住在这里）
“有其他新村民加入吗？”。我试着问，“有啊，最多时有七、八家新村民。不过有两对夫妇有孩子后就搬回上海了”。“我们这个圈子，大家一起最喜欢的事情，是研究各种美食。食材新鲜，就有兴趣琢磨各种吃法。吃了自己种的生态蔬菜，你不想再吃别处的菜了。那个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哪怕就是小青菜，也是百吃不厌“。（我想起了洪莉种的青菜，还有前阵子寄给我的一箱黄瓜和销茄子，真的是好吃啊！也联想到我们的生态学习中心项目，心里有些黯然。。。）我们也聊起了岑卜村，我说我在那边有不少朋友。在乡下居住，在城里工作。所谓的“半农半X“的生活，也是我这几年向往的生活状态。 老贾并不太认同只是从城里搬到乡下住。他的社区在招募成员时，有个最基本的要求，每家至少半亩地，自己种地。“只有一起种地了，才有共同的文化，对等的价值，相似的理念。才能理解农村。才是真的扎根了，而不只是”消费农村“ （这话说得好犀利）。
（2019年栖境生态学习中心项目进行时，我在岑卜村的场景）
老贾不是一般的农人。我以为他只是为了寻求简朴生活。其实他想得很多。”我对未来有自己的看法，我希望我的尝试，可以带动和慢慢影响本地经济生态圈的发展。未来，如果是一个个小型的农村经济体，自给自足，包括教育、医疗、生产。温铁军老师所说的“去依附“，可能才能让农村找回自己的位子，重建文化的自信。”。。。“世界应该是多样的。生活也应该是多样的。城镇化如此之快，城市周边的农村，已经是工业社会的附属品。社会体系不再是均衡发展。如同过去几十年，国人把长江沿岸许多湖泽围起来养鱼。江湖不边通，泄洪池子没了。洪水一来，乡村、城市都遭殃。疫情期间，乡村受到的影响最少，因为可以保证基本的自给自足。。。。我相信这个世界，有许多不是科技甚至科学可以解释的。超自然，你相信吗？我是相信的。。。。。“。我虽然不全部认同他的观点，但我知道他读了不少书，也思考了不少关于世界的本质问题。
（午饭后，我在老贾的大棚里转悠，看他的各种食材。居然发现几瓶不错的红酒。）
然而最让我意外的，是他对消费市场的洞见。我们谈到了台湾、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兴趣的可持续生活运动。当时的台湾、日本就像今天的中国，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食品安全，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社会关注的紧迫话题。有许多社会团体，特别是妈妈团自发组织起来，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安全，以及土地的可持续性，成立消费合作社，她们的口号是“用消费改善社会”。主动去联系农民，鼓励农民用生态的方式种植农作物，由他们负责采购。同期在欧洲和美国，也兴起了这样的潮流。这就是现在中国也开始热起来的“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运动。老贾建议我研究下台湾的主妇联盟。他们有20多万会员。
（上图源自“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网站）
“上海、苏州真正愿意支持和消费生态农产品的人还是太少了”我说，“主要是价格太高，20元一斤。。。“。 ”是，这是消费观念的问题。大多数城市中产喜欢在外边吃饭，请客时几百上千，然后不好吃或点多了浪费一桌子。或是买大牌包包，各种零食。吃掉一半，扔掉一半。。。然而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会员，上馆子少，宁可在家多做饭。因为外面的菜不好吃，也不安全。少浪费些，给自己买点可口又健康的蔬菜，长期对身体又好，少去医院。这笔帐还是划得来。需要转变消费理念“。 我继续问：”你的客户目前也是老外居多。他们观念先进。可是怎么影响更多的国人呢？”。“先从责任消费者开始，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海归，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以及90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青人，他们的消费已经不再是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他们需要的是”个性化“的消费。自做的面包，自酿的啤酒，出门不带LV，而是布包包。。” （我赶紧把我的布包包摆摆正^-^），“都要找这样一些独特的地方。你要记得，你们卖的不是产品，应该是消费的理念（环保），生活方式（特立独行），以及文化价值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那个当下，我好像是醍醐灌顶，就差给老贾叩头认师傅了！“建立消费者与农户之间的信任是关键。最终，还是应该整个社会的改变。让大多数中国人吃到健康的食材。这是我们应当推动的”。
雨过天晴，我们要离开了。老贾和唐唐送我们出来。慈菇的叶子在水塘里摇曳，一只小龙虾正张牙舞爪爬上岸，全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新插的秧苗亭亭玉立，我看着老贾生活的大棚天地，绿油油的农田，觉得眼前一片敞亮开阔。
附：
什么是“秀明自然农法” （来源：维基中文）
提倡秀明自然农法[34]为神慈秀明会的创始者小山美秀子，她原先也是跟随冈田氏的信徒[35]，但在1970年（昭和45年）脱离，故另称“秀明自然农法”。总部位于滋贺县甲贺市，他们没有固定的研修单位，但能透过介绍到先进农家学习。秀明自然农法几乎完全照着冈田氏的自然农法论述来做，即无农药、无肥料、连作[注 1]、自家采种。重视土壤的清境，因此会透过连作[注 1]，自家采种来去除土壤和种子里的肥毒[16][36][37]。除了使用落叶或枯草等天然堆肥外，绝不掺入任何不纯物质，以净化土壤，发挥土壤原有力量的农法[38]。
自然农法与有机农业的区别：
有机农业（organic farming，或称有机农法）会采用轮作降低病虫害问题与产量下跌；但自然农法容许单一作物连作，表示产量约在4至5年后恢复。茶树是自然农法的重要栽培示范，每年透过覆盖修剪后的茶树枝叶在表土以维持地力，十多年后仍可维持一定产量。肥料使用是自然农法与有机农法的另一差异，一般有机农业可以施用有机肥料，但是最严格的自然农法完全不施肥；台湾在1994年至1996年间引进MOA自然农法时，设立了〈自然农法执行基准（台湾版）〉，允许天然有机肥料使用。在2006年，执行基准再次修订，修正为推行第三版。因此MOA虽然是国际有机农业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l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简称IFOAM）的会员之一，但是它采取自己的独特认证形式。MOA发源于日本，在2001年时曾成为“有机JAS”的验证机构，不过旋即于2004年退出而自行发行认证。[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