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大部分人都有过叛逆的时期，我也不例外。可能我最叛逆的时期就是中学时期。到现在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干过的几次“挑战权威”的事情，而且除了有一次是公然发言、呛声，其他的三次都是以文字的形式投递到“校长信箱”（行政楼外挂的一个小箱子）里。

第一次发生在高一上学期，当时我沿袭了初中时的环保思想（初中时学校管理严格，已形成习惯），看到学校食堂卖早餐都用塑料袋给我们装食物，深感这样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当时因为刚好看了报纸上一篇关于环保问题的文章，非常认同其观点，更加觉得这一问题简直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某天下午，老师在开会，我们自习，我实在憋不住要写一封信，那就这时候吧。信几乎是一气呵成，加之我打了很久的腹稿，对于这封信的质量，我自我感觉是相当良好的。下课铃一响，我第一个站起来冲出去，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那个小箱子里面。后来某一天，学校全面禁止我们使用方便袋装早餐，此令一出，骂声四起，哀声遍野，包括我在内都觉得不怎么方便（道德下滑就是这么容易，方便袋用惯了，当时那一刻忘记自己写了那封信），但是马上意识到，好像自己前不久还非常推介此举呢，顿时默不作声。

再后来，高二的冬天，每天我们都顶着刺骨寒风早起跑步，这也就忍了，还能怎样。原本就睡眠不足，有起床气，遍布校园的喇叭还传来校领导阵阵厉声催促，而且有时候出言相当简单粗暴，弄得我心情很不爽。压抑已久的情绪在某天早上突然爆发，我边跑出宿舍边对着喇叭呵斥，越想越生气，把我们当犯人？还是拿我们当牲口？那天早读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领导们明白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机器，所以我在晚自习的时候写了一封信。没错，还是投给“校长信箱”。三节晚自习我都在写，写到后面情绪缓和，文字中也没有发泄情绪的味道。下课铃一响，我又冲出去投进了那个小箱子。这一次我静静地等着看效果。很快回应就来了。在某次周一升旗仪式之后，经常喊话的杨主任（教过我妈）训话，他说同学们希望学校的管理很人性化一些，以后会调整态度，希望同学们也更加雷厉风行一些……

最后一次给校长信箱写信，是因为我个人利益受到了侵害。我们学校的传达室会将同学们的书信和邮寄物放在一个窗口，同学们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到。高三上学期某天我经过此处，发现有我的信件，兴高采烈地取出来，发现已经被人拆开过，虽然不是哪位同志写的情书，只是一个增高广告的宣传单（我向该公司邮寄过想当增高小白鼠的意愿书），但是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我没开启别人怎么能开启？！。不行，这事我得反馈，我得写封信到“校长信箱”。此时的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愣头青，我已经学了一些哲学知识，有了一点理论知识作指导，所以写起来更是洋洋洒洒、挥斥方遒。写完之后我很满意地投出去了。又是很快就有效果了，每个班的宣传委员多了一份工作：每周去阅览室领取本班信件。我表示非常满意。

上述几次是我以文字形式对学校管理建言献策，最后这次是我以赌气的形式跟校领导直接叫板，而且是当着众多精英学生的面。那是高三下学期，四月底，还是那个杨主任带着我们几十个学生去参加一个比赛，前面的行程都很顺利，到了结束的头天晚上，我打起了主意，或者说我早有此意，只是在那时候更加坚定而已，那就是我不随着大部队返校。因为返校第二天就要放五一假期，我不想再跑一趟，那时候五一假期还是七天。我在头一天就跟家里联络好了，我妈让我小姨夫来接我。我想了个歪招，让小姨夫来到现场直接找杨主任请假，带我回去。可是杨主任不同意，说一个都不能少地返回学校，我立马质问为什么，杨主任表示是校领导规定的。这时候我无礼地大声表示您这是踢皮球给校领导，我不信这点事情您还做不了主！这一闹就惹恼了杨主任，他大声表示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让我走的，我坚决表示我今天一定要走。僵持之下，他掏出了手机给领导打电话了，汇报了情况，听到他最后说好的。挂掉电话我等着他宣布，内心倾向于这事不可能了，结果他说可以走，但必须有家长接，还要留下家长电话。这一说不要紧，一群人表示有家长接……走吧走吧走吧，你们这些闹心的娃！众人纷纷对我投来了感激的目光。收假之后，我还要去找他领会我返程的路费，心想，在他骂我之前我一定要服软，骂不还口，打还是要还手。所以见到他我就马上表示上次是我不对，我不该那样讲话，顶撞是我没有礼貌，学校有学校的规矩…哪知他比我更客气，弄得我更加内疚了，领了钱就灰溜溜地跑了。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今天突然想起来，别有一番滋味，我可能非常适合做某些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