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

在我长大的北方城市,冬季有半年的尺度。能穿漂亮衣服的日子是很短的,春天像偷了东西一样欻地溜走,顺便打翻了一个高压锅,秋天把锅捡起来,剩下的就都是漫漫寒夜。我很容易地学会了讨厌阴天,讨厌雾霾,讨厌光秃秃的树枝。可惜在这个燃煤取暖的地方,冬天几乎都是以这样的面貌呈现。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爱开玩笑,十分擅长为自己找点乐子。这种地域文化更像是一种生存策略:

让人得以在难捱的冬夜里抓住一束火光。


酒店的员工等级其实很鲜明:最上层的是区域总经理Ben,升职后他待在酒店的时间更少,如果在,大多数情况是身着西装、负责跟同样西装革履的英国人(通常是男的)边吃牛排边聊公事;然后是总经理Heidi,她是从基层磨了五年才上来的,在之前她常需要时不时为这家酒店擦一切屁股,比如在员工(通常是查理)突发请假时替补做早餐或晚餐,偶尔也会见她围着围裙在厨房拖地、做清洁;接着是前台团队,又分为值班经理和普通前台服务员,值班经理负责当天所有大小事情,前台服务员直接对接顾客,负责入住、调酒、点单以及其它一切相关服务。

坐班我一共就做过大概三、四个月的班,真的非常少。坐班这件事情让你觉得这真的活成西西弗。我们要避免这一点,对吧?我在最后一家公司的时候,还要求大家自己带电脑去上班。我当时就说,这简直是“自带生产工具”,从来没见过工人要自己带工具来干活的,马克思大概都没想到过这样的情景。所以说,现在的就业环境就是已经荒诞到这个地步了。

泌尿外科有位病人,五十多岁,同事都喊他老李。老李对科室的同事好像都特别熟悉,见面都能喊出同事的名字,同事们也都会和老李热情打招呼;在病房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闭着眼都能摸到护士站在哪,还经常给新入院的病房病友,介绍哪里可以打水打饭。

我心里纳闷,这是哪位领导介绍来的熟人,这么熟门熟路。后来经同事告知才知道,是因为他是老病人,总要来化疗,人又热情,就和大家熟络了起来。

我内心的问号如同一个个气泡在随机升腾,一会儿往左飘一会儿往右飘,然后一个个迅速破掉。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中了电梯的病毒,每次电梯门开,我的心脏就开始加速,特别是逐渐到了手术预计结束的时间前后,我整个人的紧张状态又更拉紧了几度,只要听到电梯声响,我就忍不住要冲过去看看。

傍晚,宫贺准备上夜班。走出地铁站,雪从有些暗红的天空飘下来,落在地上一瞬间就消失了,倒是落在外套上的雪亮晶晶地执拗地堆积着。这个马上48岁的男人做了个深呼吸,空气潮湿冰凉,刚吸进来的那一瞬间,好像用薄荷牙膏刷了个牙。,

宫贺其实不喜欢下雪,换做十年前,每次看到下雪,他都犯愁。作为一名急救车司机,就算给车换上雪地胎,也会因为车速过快时不时地打滑。但只要没有其他车辆别自己,甩尾的情况比较少见。如今,虽然是老司机,也只能说在心态上好一些,学会了闭嘴,把闹心咽在肚子里。


城市里的麦当劳,肯德基可好吃了。

那天的第一个活动是按摩。据说自闭症的人会对感官接触比较敏感,比如,机构其中一个成员认识人的方式是抚摸对方的手。当他发现他不认识你时,他会走过来拉住你的手,然后在你面前跪下,用他的十指指腹触摸你的指腹,轻点、摩擦,眼睛滴溜溜地转,像是在输入某种密码。成功输入密码后,他会用他的手和你的手击掌,这样你们就算认识了。在一次小颁奖典礼中,他荣获了“最熟悉每个人的鞋”称号。

我第一天参加活动时,非常忐忑。由于我不是心理学或教育学出身,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很怕做错事、说错话,伤害到别人。但是一切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大家只是在不同的活动中一起玩,相互支持和感谢,我也在大量的正反馈中慢慢放松了下来

北京地铁座位的体验感,大概有50%来自于你两侧的邻居是谁,还有50%来自于夏天的空调,和冬天的屁股加热座椅。所以,一大早踏进地铁,当骨架宽大的我见到一排仅有一个窄小空位的全男座椅时,是否要放弃自己坐下的权利这件事,就变得格外刺眼了。但所幸,这样的时候不多,一般空位都不算特别窄小,比如昨天。

乘着一阵庆幸的东风, 我的屁股马上填上了那个还算宽裕的座位。这次运气很好,旁边的大哥清瘦,我甚至可以往后靠靠,把自己嵌合进两侧男邻居肩膀的中间空位里。书也不重,举起来看两页很轻松。北京真是保了轻型纸一辈子荣华富贵。

阳台面对地铁站,两轨的列车往返穿梭,靠近时发出轰鸣的金属声音。第一周住进来为此辗转难眠,颇为困扰,甚至购买了耳塞。一个月后噪音如一颗耐心的石子,终于在我的神经上磨出茧子。

晚上十点多,某高速路段,进京方向。北京界边缘。连续开了九个多小时的车,速度反正是超速的迈。因为要查外地车的进京证,堵起了四五公里。听着李志在网易云音乐推荐的歌,思考人生的心情很焦躁。想飞。

那些对于我而言是习以为常的一切,在表哥看来就像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巨大的诱惑。

他在这家公司工作已经快7年了。我们认识6年。刚认识的时候,他谈起工作还有着许多憧憬和干劲,现在每天早晨从家里拎着电脑出门几乎都一脸愁容。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不快乐。

“方便的话回个电话🤝🤝🤝。”收到这条信息时,我心里一沉。

这是十几年来形成的条件反射,我几乎从不主动联系他,他也很少联系我,但每次联系准没好事,不是要钱,就是要我回去看他。他,是我要称呼为爸爸的人。

当时网络还不很是发达,在只能囿于这个粤西北边陲山区的的表亲而言,独占并且“分享”大城市的异闻是只有我这种“城市人”才有的特权。

那会儿,高速路、高架桥还是大城市才有的奢侈品,高铁就像电视机上的各种宇宙飞船一样只是念想,要回趟家乡走的是曲折、破损还容易堵车的省道、县道。

想起三月上午飞抵南滨时一边喝着早茶一边望着窗外的场景:饥肠辘辘的我吃着一块煎得焦酥的萝卜糕,感慨粤菜果然好吃。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还处于早春的时节,窗外绿油油的树木枝头便已开满红色和白色大朵大朵的花。我幻想了一下生活中那的场景,周身都变得温暖了起来。

想象一下,你在电影院或者高速公路休息站,小便是不是一件麻烦事?答案取决于你的性别。如果你是男性,大概不是什么难题。如果你是女性,可能就意味着长时间的排队和等待。

本来,男女厕所的面积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就女性要排长龙?因为构造不同:男厕有隔间加小便池,女厕只有隔间,男厕能容纳更多人。那给女厕加多几间隔间呢?面积相同,隔间数增加,女厕恐怕还是不够用。

我甚至马上找到了一份工作。我拿出自办理后就在家积灰的驾照,在先生一个星期的陪练后,上了高速,开车20分钟,去公司集中的隔壁镇上班。周末,我们去农夫市集、去公园爬山、去小溪戏水。纽约来玩的朋友,说这里让她想起《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上大学的时候,教学楼的电梯里总是坐着一个中年妇女,负责按电梯楼层。犀利的文化人类学的老师眯着小眼睛,一脸坏笑地说:“你们看看电梯里的妇女,她们可能是某个教授的妻子或者亲戚,没看到大家有什么事干,她们的工资是从教授们的工资里省出来的。”

斯洛伐克的大大小小的路上都有非常清晰的标识,哪条是主路哪条是辅路,哪里要停车哪里要让行。在交叉路口,写着“Stop”的地方,司机得无条件地停车,即使四周无车无人也无摄像头。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汽车,当年斯柯达没少被西欧社会嘲笑,几乎集落后、简陋、功能差于一身。可是那时候的人们选择少得可怜,据说公公一辈子只买过一辆车,乌克兰产的,空调肯定是没有的,最高时速只能达到80公里。不过那时没有高速,路上所允许的最高时速也就是80公里,所以车子开不了更快倒也不是个问题。

斯洛伐克的厨房里,总藏着一个隔间,用于收纳无需冷藏或冷冻的食材、厨房工具及其他日用品等。比如我婆婆的厨房,不过十来平的大小,储物间倒有四平左右。储物间里有两排四层的架子,呈L型排列,上面放着粗细程度不同的面粉、形状不同的意面、花样各异的饼干等等。

婆婆家做客,我们的肚子完全掌握在她手里。没有什么比看到我们大口吃她做的菜能令她高兴的了,所以街头小吃我是不敢随便吃的。在街上吃了,回到家里,肚子则要再被撑一次,实在不利于控制体重。

太阳初升,当我在一片小小的土地上进行割草时,最让我开心的并不是“工作量”的多少,而是在割草的间隙中停下来的时刻。

被割掉草的土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蟋蟀、螳螂、瓢虫、蚂蚁、蜘蛛……每一个小小的活物都有条不紊地开展自己的活动。即便被挥舞的镰刀惊吓,瞬间惊慌地爬走或飞起后,下一秒又恢复到惊吓之前的状态。

视线顺着土地向前,云雾在天边聚散,宽大翠绿的香蕉叶轻轻摇动,昆虫和飞鸟高低起伏地何合唱,小池塘里偶尔有鱼跃起又落下。村子里的人们尚未开始一天的劳作,田地里的作物便呈现出一种尚未被唤醒的状态。

家里的水稻田已经荒废了一年了,原本计划五月开始锄地,一耽搁就耽搁到了6月。

我走在铺满落叶的林子里,目光在层层的褐色土色和绿色中搜索。高耸的树冠遮住了大部分天光,林子里完全感觉不到这是正午。地上积年累月攒下的厚厚的腐叶像是一层地毯,踩上去松松软软,吸收了我的脚步声。吹来的微风已经有了秋天的凉意,空气里能闻到雨水来过的痕迹,微微的潮湿混合着树皮、腐木和土壤的气息。我深吸一口,如此令人心安的味道,接着地气的踏实。我的感官全部打开,我存在于此时此刻。这种感受是如此清晰,好像从来没有那么鲜活地感知过我的知觉,我的存在,和我所存在的环境。

所以,我虽然在小城市长大,却拥有过很多同学没有过的“农村生活经验”。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学校带我们春游,路过卖菜的摊位,同学们只能以吃过和没吃过来区分,我却可以一一喊出它们的名字——这就是作为姥姥跟屁虫的“优秀经验”。

由于并不以种地为生,大家也不会去“扣大棚”来种反季节的蔬菜。十月挖完地瓜和土豆,再收获一批留种的玉米豆子,土地上便只会留下一截一截的玉米杆。砍下来的玉米杆或者拿去生火,或者被拉走做饲料,总之土地就裸露着,安安静静地度过冬天。

正是因为见过可以休息整个冬季的土地,我总觉得广东的土地太辛苦了。

上个月购入了高过膝盖的农用靴,又找出之前买的黑色大檐遮阳帽。

端午节当天,在镇上朋友小艾家的五金店里斥资人民币65元,购入一把半圆形的锄头和宽钉耙。选钉耙的时候,小艾父亲拿着宽钉耙,问我是要宽的,还是窄一点的。我觉得窄得会轻一些,可宽的又看起来会比较有效率,一时难以抉择。

叔叔将耙子头递过来。我用手掂量一下,居然比想象中轻很多,当即决定买宽的。叔叔在堆满货的架子里抽出一根木棍,插进耙头预留的口里,钉上一颗钉子。钉耙之外,我还选了一把锄头。

将“农用工具”扛回家,在婆婆家聊天的人们,轮流观看,发表评价。钉耙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并被命名为“猪钉耙”。我不大喜欢这个名字,虽然它看起来微微有些旧,我依然决定为它命名为“精钢青龙耙”!


高三暑假我考下了驾照。那时的我手持大学录取通知书,意气风发,年少轻狂。我

爱开车,我要开车,我喜欢那种风驰电

掣的感觉。武侠小说里的主角总有一匹潇洒帅气的汗血宝马,坐在驾驶座上的我十分入戏,仿佛手里握的不是方向盘而是缰绳,我要快马加鞭冲向这个世界。

可是我爸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爸作为十年驾龄的老司机,经验丰富,使命感十足,为了我的安全为了路人的安全,义不容辞担任起我的陪练拯救世界。

因为爱,我爸投入了无限的精力与感情教导我,最终却让我对开车有了心理阴影。

我爸的教导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屁股搁到座位上,嘴就开始说话:“挂挡,起步,打转向灯,看后面的车,后面有车没有?前面红灯,减速减速,停稳了,手不要乱动,你看现在左转方向绿灯亮了,下面就该直行方向的绿灯了,把挡挂上,起步,起步怎么这么慢?后面的车都在滴滴你了!快走快走!慢点开,减一档,你离前面的车太近了……”语气中带着恨铁不成钢的不耐烦。


可怜我一个新手司机,除了应对复杂的路况,还要听副驾上的唐僧念经,手忙脚乱加上心烦意乱。后来逐渐习惯了这种教练模式,代价是丧失了自主判断能力,看到红灯,首先想到的不是减速,而是等着我爸吼一句“减速”,我才会放慢速度。我爸说我没有进步,倒也不是完全冤枉我,只不过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责任罢了。

苏西坐在副驾上非常放松,说话也是心平气和。去看牙医的路上她喜欢跟我聊天,抱着一大包薯片一边克哧克哧地吃,一边眉飞色舞地给我讲她工作中遇到的奇葩客户;看牙医回来,肿着脸,说话不方便,她就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玩儿手机,或者闭目养神。如果需要并线、转弯、上高速之类的,她就提示一下,没有情况的时候绝不多嘴。她的指导都是就事论事的,语气镇定而且平静。

我大概从高中开始玩摄影,一开始是数码,后来迷上了黑白胶片,开始自己冲洗和放大。我从摄影中获得的最大收益,倒不是某张很满意的照片,而是观察世界的能力。走在街上,眼前的景物用它们的光线、色彩、材质向我展示它们的美,即使没带相机,能够观察,也是一样的收获。录音给我的乐趣也是类似的。开始认真录音后,我留意到了平常不会听到的声音,甚至早就熟悉的歌,也能听出更多的细节。

两年,大家都流行在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或者崇尚松弛感。但每个人的旷野都不尽相同,或者说到了真正退无可退的时候,我们好像才会有那一种一跃而下、跳入旷野的勇气。因为我们想要活下去,而这时候用哪种姿态活下去更好看,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们需要通过逃离当下,来辨认我们与那个环境的不同,确认自我的存在,卸下那种矫揉造作的虚假的松弛感。

在我年龄渐长,我的记忆开始不那么灵光的时候,在我的敏感触角逐渐蜷缩起来的时候,我感谢这些文字,帮我留住了那些曾经的生活。


这就是坚持记录的意义吧,所以,当初的那些担心和惶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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