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好奇的是，像王冬龄、邵岩、沃兴华那样的书法家，明明字写得很好，为啥非要写丑书？
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位妇女发癔症，自称蛇仙附体。
打那以后，她的行为就异于常人，主要表现在但凡科学解释不了的，她都能解释。
后来十里八村的人只要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来请她帮忙看看，看好看不好不知道，不过鸡蛋、罐头、红糖倒是收了不少。
时至今日，我都不信邪，但我非常同情那位发癔症的妇女。
那个年代农村生活艰苦，妇女的压力比男人大，白天既要洗衣做饭带孩子，又要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纺线织布。
如果认为自己不是女人，而是神仙，也许会快乐一些。
同情归同情，但并不意味着我也要当神仙，毕竟这是一种病态。
妇女说自己蛇仙附体，是因为压力大，书法家写丑书，又何尝不是因为压力大。
不同意我看法的人必然会说，书法家无非是写写字，能有什么压力。
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不过一个人付出数年的努力成为书法家，或是成为授业解惑的书法教授，怎么着也要在书法史上留下一笔，不一定浓墨重彩，但一定要留。
一味传承古人者多是默默无名，唯有创新才能历史留名，比如变俊逸为雄强的颜真卿，比如“一扫二王恶札”的米芾，比如“后王胜先王”的王铎。
对于当代的书法家来说，留名是目的，创新是方法，怎么创新却成了问题，这便是压力。
你要说了，创新值得鼓励，为啥不走正道呢？
深挖传统已无希望，况且他们的年龄也不允许。
既然书法提倡个性，何不利用余生有限的时间极力往个性上写，于是“乱书”、“盲书”、“射书”等丑书出现了。
你可能要问了，知道他们写的是丑书，为啥还有这么多人追随呢？
人都是在走投无路时才会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去请那位发癔症的妇女的人，不正是如此吗？
换言之，那些追随丑书大师的人，不正是对书法无计可施了吗？
无计可施就要请人解惑，而那些大师皆为名声在外的书法家、书法教授，权威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认为：跟着他们准没错。
我不反对创新，但反对打着创新的口号胡作非为，反过来还仗着自己特殊的身份信口雌黄，说是在推动书法发展。
当然，我无法证明那些书法家创新的书法是丑书，但坚信他们的创新是不理性的，是不值得提倡的。
之所以坚信，是因为他们的创新会把后来者引入歧途，甚至像迷信者一样变得不可理喻。
总而言之，书法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能为了一点私利，就放弃理性，从而为祸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