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之一，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的问题。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系统性思维锚定乡村振兴方向，既延续了“三农”工作的历史逻辑，又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和美乡村”“乡村文物保护工程”等新概念，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从这一顶层设计出发，乡村振兴的路径需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以“要素改革”为支撑、以“城乡融合”为纽带，方能实现从“输血式振兴”向“造血式振兴”的跃迁。
一、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科技内核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标志着乡村振兴从资源依赖型向科技创新驱动的转型。《意见》明确指出，要以生物育种、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为核心，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重塑。这一变革的实践意义在于：科技不仅提升效率，更重构生产关系。例如，山东通过“龙头企业提振行动”，推动农业科技企业年营业收入达2.3万亿元，农产品出口额连续26年领跑全国；安徽则通过“种业振兴行动”和“农业科技装备升级”，使粮食总产连续8年超800亿斤14。这些案例表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将实验室的“技术变量”转化为田间的“产量增量”。
然而，技术应用需避免“一刀切”。文件强调“因地制宜”，城市地区侧重科技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农村地区则聚焦技术产业化与普惠性服务。例如，湖南通过“藏粮于地‘十确保’、藏粮于技‘十突破’”策略，推动稻谷亩产提高2-3公斤，体现了技术适配性的重要性。未来，需进一步探索“科技特派员下乡”“高端农机具抵押融资”等模式，让科技真正成为农民“用得起、用得好”的生产力工具。
二、要素改革：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制度密码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意见》将“深化农村改革”贯穿始终，聚焦土地、资金、人才三大核心问题。在土地领域，安徽试点“农房出租、入股、合作”等盘活利用方式，湖南推动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地联动”，旨在释放土地资源潜力。在资金领域，债券市场的创新尤为突出：“三农”专项金融债券累计发行1672.5亿元，乡村振兴票据募集资金超2192.5亿元，形成了“财政+市场”的双轮驱动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要素改革需警惕“资本下乡”的异化风险。文件提出“发挥财政投入引领作用，支持设立乡村振兴基金”，但同时也强调“联农带农机制”，要求将政策支持与农民收益挂钩45。例如，山东明确“小微产业”优先带动农民增收，湖南通过“庭院经济”“林下经济”等模式让农民直接参与产业链分配。这种“利益共享”机制，正是避免资本掠夺性开发的制度保障。
三、城乡融合：从“二元对立”到“共生共荣”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城乡关系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互动”。《意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其本质是通过要素平等交换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在硬件层面，湖南计划提质改造3000公里农村公路，推动基础设施“从有到优”；安徽则通过“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补齐城镇化短板。在软件层面，“文明乡风建设”“乡村治理提效”等举措，旨在缩小城乡公共服务与治理能力的差距。
更深层的融合在于“人的现代化”。文件强调“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但农民进城并非乡村振兴的终点，而是城乡身份自由流动的起点。例如，山东通过“稳岗就业政策”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增40万人，同时发展“乡村旅游”“电商平台”吸引人才返乡。这种“双向流动”既缓解了城市劳动力短缺，又为乡村注入新活力，形成“城乡命运共同体”。
四、结语：乡村振兴的“破”与“立”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方法论”与“路线图”，但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实现三大突破：一是从技术应用转向生态构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二是从政策驱动转向制度创新，以土地、金融等改革释放长效红利；三是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通过城乡融合实现全域振兴。
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乡村振兴正是这一目标的缩影。唯有以新质生产力破解发展瓶颈，以要素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城乡融合重构共生关系，方能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