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可在我的心底里母亲依然活着，就像她老人家生前外出旅游了一样，过一段就会回来。

        现在，我时常会想起母亲和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或许艰辛、充实而快乐的日子。

        母亲是一个坚强、睿智、善良的人，出生在宿迁名门——王项家族，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规熏陶和私塾教育，我记得母亲常和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做善事，莫问前程。

        我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要饭的来到家门口，母亲总是不等要饭的开口就把一张煎饼或者馒头加上咸菜递了过去，虽然那时日子过得很紧张，父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一家五口和外婆，还要补贴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以及照顾母亲的娘家人，即使这样如遇到要饭的来了恰巧家里没干粮也要送上一个分币，还满怀歉意地说：没啥好吃的给你，快赶去下一家吧！听到邻居对要饭的大声呵斥，母亲就会嘀咕说：唉！新社会谁不遇上难处了，会出来要饭啊！

        母亲婚姻不顺，那时父亲是与前妻因性格不合离婚的，两年后调到城里工作，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母亲，父亲大母亲六岁，母亲因家庭出身不好，婚姻是高不成低不就，已经二十八九岁了还未出嫁。

        他们结婚时正赶上父亲入党申请进入政治审查阶段，组织上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要和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小姐结婚？父亲说：她心地善良，知书达理！和她结婚我和前妻的孩子不会受屈。又问他：如果因为和她结婚，你入不了党怎么办？父亲回答的很干脆：那我就下次争取吧！就这样，父亲的入党愿望泡汤。

      都说后妈难做，可在母亲看来没啥难的，凭良心做就好了，母亲每个月都提前就把给我同父异母哥姐的抚养费准备好，等我大哥来了让他吃饱喝足了拿上钱回家，遇上逢年过节还要带上肉啊鱼啊佐料煤炭等等，家里再不宽裕也没有拖欠过。我大哥大姐结婚时母亲东拼西凑借钱也要成全，从没有让父亲为难过；一次我大哥的孩子生了急病，医生都要放弃了，当时父亲出差在外，母亲四处奔波借了很多钱，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父亲回家后一听借了那么多钱就急了，母亲说：钱可以慢慢还，孩子的命只有一回。母亲在我的老家口碑很好，长辈们提起我母亲善待前妻的孩子都说：那是没的说，亲生的又能怎样！而大哥大姐长大后也一直尊重孝敬我母亲 。

        由于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的影响，母亲一生受了很多委屈，遇到许多不公平的事，却仍然是那样坚强和善良，母亲从解放后就先后从事扫盲、代课、民办教师工作，前后十多年教龄，中间两次下放农村，退休时却没能享受到教师待遇，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命运的不公，文革时期，母亲失去了她喜爱的教师工作，成了织布厂的临时工，巨大的境遇反差和辛苦的体力劳动，让母亲消廋了许多，可是母亲坚持了下去，很快就学会了织布技能，产量不断提升，为了能提高收入经常主动加夜班，长期的熬夜母亲脸色苍白，还落下了眩晕症的老毛病。

        或许是受了太多的歧视，或许是生活的太过艰难，1969年居委会刚刚开始动员下放，母亲没和父亲商量就毅然决然的报了名，带着我们——她心爱的三个孩子再次离开了她生活了几十年熟悉的城市，当时我还是个十二岁的懵懂少年，内心充满了抗拒和疑惑，而我的弟弟妹妹却兴奋的睡不着，嚷嚷着要去农村吃新大米了，母亲安慰我说：天无绝人之路，一切都会好的。就这样母亲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农村开始了十年的乡下生活。

        那时父亲仍然在城里工作，几乎每个周六晚上都会骑着自行车奔波四十多里回到乡下的家，无论是刮风下雨，周一早上天刚亮就要赶回城里上班，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说的少做的多。虽然不赞成母亲的做法却又无可奈何，为了弥补对母亲和孩子的歉疚，父亲每次回到家里都带回许多好吃的，还尽可能的找事干，减轻母亲的负担；为了我们在乡下不受欺负，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很少求人的父亲动用所有关系帮助乡亲们购买各种生活生产用品，从红糖、碱粉、水缸、楠木锅盖、手表、自行车到大小队种地用的豆粕和化肥，让母亲和我们的生活境遇不断友善起来，一年后母亲又当上了代课教师，我和弟弟妹妹也回到了久违的课堂，那时母亲和我们虽然有很多不适应，也会有困难与挑战，吃过很多苦头，但内心是快乐自由的，生活是简单充实的。

        第二年春天政府给下放户安排了木料，队里给我家在村子西头的边上盖起了三间草房，为了看家护院，父亲不知从哪里要来一只小狗，白色的毛皮带着灰色、褐色斑点，长长的尾捎上点缀着黑色的圈圈，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它，给它取名叫“花花”，它很聪明又通人性。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经常给它洗澡，专门给它准备一把梳子梳理皮毛，还让我和弟弟妹妹给它逮虱子，它每天都吃的肚子滚圆，特别是晚上一定要喂饱，母亲说：早喂猫晚喂狗，这样它夜里就能安心看家不会外出觅食了，花花很小就知道它的职责，从不睡在屋子里，父亲每次回家它似乎知道他要回来了，有时突然就从家里跑了出去狂奔一两里路去迎接他，见到父亲上蹿下跳欢喜的不得了，然后又狂奔回家，像是告诉家里人父亲回来了。家里没人的时候，谁也进不去我们家，就是门旁天天见面的邻居也不行，为这花花还咬伤过好几个人，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家花花的厉害，从不敢轻易去我家。可我对象当初第一次上门相亲，花花楞是没咬她，还对她摇着尾巴，母亲说：这就是缘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979年的秋天我们要回城了，花花的去留却成了难题，因为它伤过人，父亲坚持不让带花花一起走，母亲和我们都想带上它，最后没办法只能含泪把它送人。那家人把它拴了起来，它不怎么吃东西很快就廋了，后来只好把它杀了。母亲听说后难过好几天，念叨说：是条好狗啊！可惜了，对不起它呀！

        母亲的善良、乐观、坚强赢得了亲友们对她的敬重，似乎也给自己带来了福分，母亲走的时候已经92岁高龄，几乎没什么痛苦，在她被查出肺部肿瘤后的几年里，我们尽力瞒着她，让她乐观有尊严的活着，不知是因为母亲的坚强还是为了不让我们难过，没怎么见母亲痛苦忧伤过，母亲去世前明显的廋了许多，饭量也不如从前，我心里很难过，母亲见了安慰我说：儿子不怕，我小时候算过命，能活过一百岁呢！

        母亲总是这样为别人着想，在过去缺吃少穿的岁月里，母亲每次都是吃山芋煎饼卷点自家腌的咸菜，把有限的肉啊豆制品留给父亲和我们，我从小就生得廋弱，饭量小，不如弟弟妹妹结实，父亲买回来啥好吃的，母亲就让外婆藏点起来，留给我吃，可很少能成功，弟弟妹妹总是能找到吃个干净。

        母亲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对我们学业要求很严格，每天晚上的煤油灯下，母亲在写教案或批改作业，我和弟弟妹妹做作业，写完了母亲还要检查一遍没问题，方才允许上床睡觉。1972年底我考上了高中，父亲认为；初中毕业就行了，家里没劳力年终决算总是透支，想让我在家劳动挣工分，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孩子这么小，身体又单薄，能挣多少工分，孩子考上了你不让上，将来会影响孩子前途的。父亲看软的不行，就在经济上施压，母亲毫不动摇硬是到学校预支了下个月工资，才让我勉强上了高中，为这事母亲和父亲冷战了好长时间，1977年当高考来临时，我不得不放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早早结婚了。

        每每想起这些总有一种愧对母亲的感觉，小的时候母亲和外婆经常给我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说：给你取名“志国”，是想让你长大后能立大志，做大事，报效国家。

        可是我却令她们失望了，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凡夫俗子，未能功成名就报孝母亲于万一，好在儿孙们争气，赶上好时代，承蒙党恩，亲友不弃，以至事业有成光耀门庭！

        值此母亲大人离世三周年忌日之际，谨以此文遥祭告慰远在天堂的母亲，愿母亲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