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改善这件事情上，似乎不管从哪个角度切入，都会发现，果实连着茎叶，茎叶连着枝干，枝干连着根系，而更细连着土壤……每当我们想要从一个点上去根治问题的时候，都发现能发生的改变是有限的，有规模上的限制也有改变程度的限制。对于成功的改善我们经验不多，对于失败倒是可以说上几天几夜。不管是谁，就连小小的在这个领域从业超过8年的我来说，也似乎因为说不清楚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我的思考不在于给到答案，而更多的是一些对问题的理解，以我个人个性化工作和生活经历为基础。

教育改善似乎必不可少要和教育系统打交道。但是当这个教育系统没有边界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改善就变成了几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如果这个改善没有边界的话，自然这个教育系统也难有边界，即便是有也可能是假的。诡异的地方在这里产生了，我们的教育改善从来都不是数学搞好了，然后再去搞素质，老师搞好了再去搞校长。如果不能在有限的资源下界定教育改善的影响范畴，这样影响如果不是以人为单位，似乎就是个宣传广告，更多用来骗自己的。这样的欺骗也不从来都是有意为之，我们暂且称之为天真或者暂时无能力看到真相。这个天真或者无能不是指向个体的，是一个群体的。

以我自己的机构为例，一个还处于初创挣扎期的想要在教育创新领域有所作为的机构来说。仅仅是找我们到底想要提供什么样的独特价值上，我们差不多思考了一年。关心品质的发展，然后究竟这个意味着什么和我们的业务如何关联，就又过去了一年。一种理想的说法是，我们找了个可以奠定机构存在百年的必要性；另一种说法是，我们为自己扣上了一顶泰山帽，无法行走。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可以是对自己的要求，可是当我们的领域要求理想要大声说出来，说的漂亮比做的漂亮更占优势的时候。我们谁还会傻乎乎的不走捷径呢？

而这样的聪明却至少让我自己所在的机构一直处在找客户的位置上，还自以为站到了更高的起点上避开了很多绕远路。真正找客户的时候发现，这个边界是多么的必要，目标的边界是首位的，然后是教育系统的边界。我工作过的机构中，边界感最强的属雷励。在我的了解中，雷励中国至少在最初的5年是有非常强的边界感的，从服务的人群，每年可以服务的量，服务的内容到调动资源的策略。作为乐于创新或者说“善于找联系”的人来说，雷励也蛮可以说自己是做教育改善的，毕竟影响的是青少年群体。从路径上来说，雷励也可以说自己在和整个教育系统打交道。但是，顽固的守着雷励国际给到的指导，它硬是将自己说的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难以俘获大众的心。

我无法远距离的关心人，也无法关心远距离的人，我一度为此感到难过，似乎自己遇到了无法突破而又应该去突破的墙。在读了《学会关心》后才了解，在教育学家内丁诺尔斯看来，这样的无力是正常的，是人性所致。我们过去在设立边界上遇到的挣扎跟自己愿力的大小是无关的，而更相关的是是我们的能力和周围的环境。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独特的位置上，带着美好的改善愿望。如果我们的关注点可以更多的落在探究合适的边界或许这些愿望自己可以生长的更好。

外在环境对于这个边界的接纳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绝大多数的资助方或者买单方都只喜欢那些鸿篇巨作式的教育改善，并且认可只有这些已经做出了一定规模的机构才有可能实现更大的规模化的时候，那些小很难生存，也就难谈发展。而那些在规模化上的投资不一定是有回报的，因为那些愿力仅仅是透过发愿的人或组织自身是无法关心到更远距离的人，也无法远距离的关心人。这些愿力需要和那些接近受益者的人发生共振才会让这些成为可能。

在我们的改变有边界的时候，我们去撬动改变的方式也是有边界的，也因此和教育系统的交互也有边界。影响教育政策是政策的路径，提案、参与政府规划、制定行业标准等几乎是成熟的和系统中的政策影响者打交道的方式。相应的区域性影响通常从教育局关键人物的影响开始。学校的影响可以想象更多是学校的管理者。从社会而来的影响更多是家委会等。这个边界并不是隔绝了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只是真实的找到一个“更近距离”的可以去理解和关心的对象。而这种情况下真实生取舍和智慧。

现在还要说另一种情形，也是我最近很困惑的地方。当跨界在市场上变得越来越平常的时候，在教育领域也开始不断的涌现这样的可能性。例如，商业大量进入这个可见收益很低的领域，用让人眼花缭乱的商业模式试图将这人跟人的工作要不由机器人代替或协助来实现规模化，要不就是由人跟人的互动关系来带动其他非教育的销售。似乎到后面机器的智慧都败给了人性中的懒惰或者其他不那么美好的东西；或者是美好的商业模式败给了人性中的闪光点或者说教育者的良心。感叹人性的丰富性程度的时候，也感叹这样的跨界也需要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