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生活在上海市区，祖父生活在上海北郊的农村，我对他没有啥印象。
六十年代初，我们全家从市区被“下放”到了农村，寄人篱下在外婆家，祖籍的老家离外婆家有六里地，虽然老家有三间瓦房，可母亲不想去住那里，考虑是老家离镇较远，交通不方便，更重要的原因是老家的祖父母，土改时被评为了地主，怕我们姐弟俩到了老家被欺负。那时我还没有上学，姐姐刚读中学。
农村人民公社办的大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把粮食都吃光了。“三年赶超英美“的大炼钢铁！把农村的柴禾都拿去炼钢铁了，连长了百年的古树也逃不过厄运，被砍下，去炼钢了。整个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粮食和燃料都成了非常紧张的物资。人们天天为了能填饱肚皮而忙碌。政府按照地方干部虚报的粮食产量计算，征收统购统销的粮食。社员们吃了没有多长时间的生产队食堂终于无法延续，寿终正寝，大锅饭彻底结束了。社员们只能在家重砌炉灶，自顾烧饭。
有一天，我正和小伙伴们在打谷场上玩耍，妈妈大声呼唤我回家，跨进家门，看到有一背佝偻的老头，坐在饭桌旁的长凳上，身穿士林色的土布衣服，衣服和裤子上都有补丁，一根稻草绳索在腰间，脚上穿的一双解放鞋，大脚趾已经露了出来。头顶秃发，几十根长长的白发，垂直在头顶四周，无情的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高耸挺拔的鼻子下，挂着两条黄色的鼻涕，嘴里衔了根烟，鼻孔里流出的鼻涕浸湿了半根香烟，可他还在贪婪地用力深吸嘴上衔的香烟。
妈妈拉着我的手，领到老头面前，要我叫他”杜爹”（上海北郊地区对祖父的称呼），我凝视了好一会，叫了一声：“杜爹”，祖父用他满是老茧的手，摸了摸我的头。这是我印象最深的“地主老财杜爹”。
原来祖父患了严重的鼻炎，没有钱去医院治疗，同时他认为不影响日常生活，所以他的鼻炎越来越严重。
祖父在生产队干的活比别人多，别人中午休息，他还义务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看管晒的稻谷，防鸡鸭来吃稻谷。可他的粮食定量，要比同等劳力少4斤，一个月只有28斤粮食，秋熟的稻谷分配是七个月的定量，夏熟分配五个月大麦，当生产队把刚脱粒下来的湿粮食分到家，再晒干后去碾米，最起码还要打7折。秋熟粮食分配七个月，实际只吃五个半月就没有了。
现祖父家里的粮食和柴禾都没有了，祖父和祖母分头出来找吃的和烧的。祖父这一天沿着沪太路两旁的水沟里拾了许多芦粟皮，回家晒干后当柴禾烧饭，路过这里正好被妈妈看到，请他来家坐一会。妈妈烧了白米饭，番茄蛋汤给祖父吃。祖父临走时对妈妈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到这样的饭菜了！”
为了能活下去，必须要想办法弥补粮食严重的不足。年已古稀的祖父，冬天赤脚下河挖河泥，挑到自留田里当肥料，然后开春种上芋艿仔。经过祖父的精耕细作，芋艿蓬勃的生长，可是，还没有到芋艿成熟，祖父在黄梅季节的雷雨天，被贫协主席吩咐去秧田放水，而劳作死于生产队的田间。
收割芋艿的季节到了，妈妈带我到祖母家去，祖母和妈妈到田里挖出了许多芋艿，当满锅的芋艿烧熟后，掀开锅盖，芋艿的香味弥漫于整个小屋，透过热气腾腾蒸汽，看到芋艿上面有许多亮晶晶的白色粘液，祖母和妈妈同时对我说：“这是侬杜爹的鼻涕！”
是的！祖父在这块芋艿田里不但流了许多汗，还流下了许多的鼻涕，此时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吃芋艿。
吃了祖父种的芋艿，我们不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