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的时候，正是个阴翳的秋天。想来倒也应景——她这一生，似乎总与丰饶的金秋无缘，有的只是无尽的寒冬。
我婆婆，个子是矮的，背微微佝偻着，走起路来有些内八，许是年轻时担子压得太狠，把腿也压得弯了。怪的是，她那一头长发却乌压压的，没有一丝白发，像是命运刻意留下的一个讽刺的注脚，证明她还不算老，苦日子还远没有到头。
她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女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块垫脚石。丈夫在部队那十几年，她一个人拖着孩子，竟把那十几亩地打理得如同她的发髻一样，一丝不乱。后来总算盖起了三间敞亮的红瓦房，那红色，在乡下灰扑扑的背景里，红得有些刺眼。可这新房，她连门槛都没踏进去过，便让给了二弟作婚房。第二幢，又轮到了三弟。直到第三幢，才真正属于她。那时公公已退伍，在粮所有了个闲差，日子仿佛要开出花来了。
然而男人的心，到底是靠不住的。粮所里的风流韵事，像江南的梅雨，悄无声息地渗透过来。她去闹过一场，换来的是一顿结结实实的拳脚。为了三个儿子，她把这口气咽了下去，连血带泪，无声无息。那忍辱，是旧式妇女的一种精明，也是一种悲哀。
粮所的差事黄了之后，他们做起肉丸的营生。我总记得她形容那肉糜的凉——“那冷气，是顺着骨头缝往里钻的，直通到心底。”许多轰轰烈烈的苦难她都忘了，偏偏这具体的、琐碎的冰凉，成了她记忆的锚点。后来他们开了饭馆，把最好的年节都卖给了别人家的喜庆。
日子像一匹褪色的布，眼看着越来越薄。饭馆给了老大，公公南下，她又独自扛起一切，养鸡，种地，开小店，像个永不歇脚的陀螺。好不容易给老二娶了亲，老大又欠了一身债跑了，留下两个小的。她便一人带着孙儿，身后还拖着那十几亩地的影子。
我怀了身孕时，她查出了癌。病魔来得迅疾，像一阵风，吹熄了这盏本就油尽灯枯的烛火。她走得不算安详，，喊着自己肚子里有东西要拿刀给刨开，疼了一夜，不甘的闭上了眼。她总是想着别人，临走了竟从牙缝里省下两万块钱，留给了公公。她大约是觉得，男人总是不懂得如何过日子的。
可她这片真心，终究是付诸东流了。她走后不到半年，便有新人进了门。
她这一生，像一出自导自演的默剧，她在台上用尽了力气，台下的人却早已各自散了场，连最后的幕布，也落得仓促。只剩下那记忆里冰凉的肉糜，成了她存在过的、唯一的、冷冰冰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