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孤永的指尖反复摩挲着棉袄内袋里的油票，纹路在指腹下硌出细小的印良，像某种不会褪色的标记。巷口的风裹着“滋滋”的电流声飘过来，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亮着一点暗红，把夜色烫出一个微弱的洞。
油坊前的队伍排得老长，人挨着人，像被冻住了的麦垛。有人把发僵的手塞进袖筒，有人正跺着脚，鞋底蹭着薄冰的“咯吱”声散在风里，却没人开口。偶尔有一两声的咳嗽声，也短得像被掐断了的线。突然，大喇叭里的声音带着尖刺的电流滚了出来，排队的人脊背齐齐绷紧些，目光却依旧垂着，落在前面人的后脑勺上，像黏住了似的。
棉门帘被掀开时，混着油香与霉味的热气便涌出来。铁皮油罐上那一层细灰被粗布擦了擦，老板舀油的手腕顿了顿，勺底的油珠悬了悬，还是滴回罐里。“三两”。声音黏糊糊的，像浸过油一般。陈孤永递出油票，看着油缓缓流进铝桶，油面平得像块深色的玻璃，连波纹都懒得动。他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出“多给半勺”一类的话 ——后面的人盯着他，眼神里没期待也没不满，就像盯着路边一块石头。
走在路上，墙面上的标语糊糊裂着纹，墨字被雨水泡得发花，那枚黑色的感叹号却死死咬着墙皮，像结了痂的血。拉煤的马车从身边过，马蹄“得得”儿响，车夫甩鞭子的声音却轻得像风，没敢带半分从前的号子。煤块掉在地上发出“噗”的一声轻响，车夫跳下来捡，手指染得漆黑也顾不上擦一擦。
车间里的机器声震得人耳膜发疼，冲床“哐哐哐”砸在铁板上，每一下都往人心里沉。陈孤永戴着手套，扳手转得飞快，汗水渗进沾满煤灰的衣领。车间主任的皮鞋底敲着水泥地，在机器声里格外清晰。“必须完成指标！”嗓子像磨过砂纸似的，喊完便停在老王身边，盯着他手里的零件。老王的手指被划了道口子，血珠渗出来，他用衣角悄悄擦了擦，继续干活，眉头都没皱一下——上个月小李喊了声疼，就被说成了“资产阶级娇气病”，并因此而扣了半个月的粮票。
墙角蹲着啃窝头时，硬渣硌得牙酸，就着腌萝卜条往下咽。咀嚼声散在风里，没人说话，掉在地上的窝头渣也没人捡。远处的大喇叭还在播新闻，讲着丰收和捷报，声音忽远忽近，却没人抬头。陈孤永摸出粮票数了数，三张，每张两斤。他的指尖贴在票面上，能感受到一点胸口的温度，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粮票塞了回去。
锣鼓声突然炸响时，红绸子在风里飘得猎猎作响。戴红袖章的年轻人押着胸前挂着黑牌的人走过来，黑牌上的名字被红漆打了个叉。“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有人举着拳头跳跃着，脸涨得通红，声音嘶哑。陈孤永站在人群后，看见那人低着头，头发乱得像枯草，脖子被绳子勒出红印。旁边的老太太摸出帕子，被身边的老头狠狠拽了下，便赶紧缩了回去，跟着人群小声喊，声音却细得像蚊子叫。
人群散得快，像潮水退去，没人回头，也没人议论。地上落着几张踩烂的传单，红墨水沾了泥，糊在地上。陈孤永走过去，除了“革命”两个字还能看清，笔画歪歪扭扭的，像在哭。
煤油灯的光只有拳头大，映在墙上，把陈孤永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拿出破了袖口的棉袄，找了张旧标语纸，背面“抓革命促生产”的字还能辨出些，裁成小块垫在里面，防止棉花掉出来。拆自旧袜子的线很细，断了好几次，他耐着性子重新穿针，针尖在灯光下闪着一点冷光。
外面的脚步声“噔噔”响，从街的这头到那头，又绕回来。狗叫了两声，很快没了声息，像被什么捂住了嘴。陈孤永缝完最后一针后，便把棉袄叠好放在枕头边。吹灭油灯，屋里陷进黑暗，只有窗缝漏进点月光，照在桌角的油桶上，油面泛着冷光，像凝固了的眼泪。
他躺在床上，呼吸放得很轻，怕吵到邻居，也怕吵到这静得发慌的夜。远处的大喇叭早停了，只有风卷着煤灰打在窗纸上，“沙沙”作响。他摸了摸胸口的粮票，又摸了摸枕头边的棉袄，心里踏实了些。日子就像这屋里的寂静，慢得让人发慌，却总得往下过——下一次排队，下一次拧扳手，下一次数粮票……都在这没头没尾的时光里，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