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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先生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为刻画对象。上部《出延津记》讲述了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杨百顺（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失去了唯一“说得上话的”的养女巧玲，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则讲了巧玲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

一去一来，跌宕百年。

孤独与友情是这本书的两个主题。“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这就是小说的孤独观。

正是：知心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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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语言就是沟通的桥梁。

不爱说话的人，一天几句，几十句。爱说话的人，一天讲几百句，几千句也是有的。

而说话沟通，又分为三重境界。

最高境界是：一两句话，一个眼神，对方便心领神会，彼此可谓知音。知音难觅，所以俞伯牙为钟子期摔琴的故事才流传千古。

细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对方能耐心听完，并不时给予回应，表示理解。或者虽然不被理解，但能得到支持。这是第二重境界。

第三重境界则是各说各话。这就好比鸡同鸭讲，驴唇不对马嘴。不但双方认的理不同，且情感、情绪都不能被理解。久而久之，内心就产生了隔阂。出现这类情形，大抵是由于双方的信仰（价值观）、生活理念、教育背景及彼此谈话的动机截然不同而导致。像“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和你谈道德……”属于这类；动辄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事，甚至是三件事、四件事，也会让对方的话越来越少，最后都陷入不被理解的孤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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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算面对面，即算说了很多话，不被理解的孤独，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来看看《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传教士老詹和杀猪的曾师傅的一段对话，你就会有深刻的体会：

这边杀完猪，那边传完教，双方共同在村头柳树下歇脚。老曾抽旱烟，老詹也抽旱烟，两人抽着烟，老詹便动员老曾信主。老曾“邦邦”地磕烟袋：“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为啥信他呢？”

老詹“吭吭”着鼻子：“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老曾：“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个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脸憋得通红，摇头叹息：“话不是这么说。”想想又点头：“其实你说得也对。”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而是老曾说服了他。接着半晌不说话，与老曾干坐着。突然又说：“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有忧愁。”

这话倒撞到了老曾心坎上。当时老曾正犯愁自个儿续弦不续弦，与两个儿子谁先谁后的事，便说：“那倒是，凡人都有难处。”

老詹拍着巴掌：“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

老曾：“主能帮我做甚哩？”

老詹：“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老曾立马急了：“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

话不投机，两人又干坐着。老詹突然又说：“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是个木匠。”

老曾不耐烦地说：“隔行如隔山，我不信木匠他儿。”

杀猪的曾师傅和热爱天主教的老詹，说多少话也是白搭。

这本书中的人物众多，涉及的职业很广。可不管是卖豆腐的、杀猪的、卖馒头的、贩驴的、做银饰加工的、开饭铺的、教书的、提着刀子路上杀人的……他们都在寻找那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可见，精神的苦闷，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才有的。

据说，作家刘震云先生本人除了在北京写作，回河南延津比较多。他不爱高朋满座，反与家乡各行各业的人来往密切。他说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和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在老家形成的，这个“罗盘”至今在起作用。在外面迷失方向的时候，他自然用老家的“罗盘”来纠正。大概故乡的风土人情，更让他接近生活的本质，从而治愈了作家内心深处的孤独罢。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杨百顺的问题是，他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那么一句话，应该有那么一个道理。他说不出来，到茫茫人海中去找那个能说出来的。但他找不到！他的孤独是他手里没攥着自己绝对信的那么一句话。他想找那一句话，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孤独。

这样，就上升为哲学意义上的孤独了。

世上的人千千万万，能过心的人千里难寻。如遇上了那个温暖灵魂的人，是极其幸运的。如没有遇上，就找一个精神寄托的方式吧。

作者简介：湘江岛主，教育工作者，业余码字。长篇婚恋小说《湘语》、《秋风误》在掌阅书城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