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帝心”到“归心”
去年,我们通识《论语》,目的就是想让大家认识到,《论语》的编排是有逻辑次序的。全书通过“为学”“为政”等科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落脚到治理天下。所以说,《论语》是一部致天下太平的书。这也是《尧曰篇》位居《论语》最后一篇的原因。
如何“致天下太平”呢?《尧曰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帝尧说:“啊!你舜!上天的运数降临在你身,你要真诚地执持中正之道。天下百姓困窘不堪,上天所赐的君禄就会终止。”
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尔躬”一语,因为“躬”是“亲身”之意。就是说,“天之历数”的决定权取决于天子是否能够全身心地践行“允执其中”。所以“尔躬”,就是“尔心”。也许是舜帝对帝尧的“允执其中”一语有深刻的体悟,所以,帝舜将“允执其中”解释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并将它传授给大禹。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
人的心思是复杂多变的,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偏离正道,走向危险的方向。然而,人对真理的领悟和追求却是微妙而难以捉摸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智慧才能把握。因此,我们需要保持精诚专注、始终如一的态度,真诚地坚持和把握中正之道,不偏不倚地行事才行。
这句话,也被后世称为十六字“心法”。
接下来,商汤的“简在帝心”,无疑是丰富了帝尧的“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心性”学说的内涵。商汤说: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朱熹解释“简在帝心”时说:“简在帝心,惟帝所命。”钱穆先生也解释说“简在帝心,惟帝所命也”。那么,“帝心”的意思就是上天的命令和安排。
仔细琢磨,这里的“简在帝心”与《论语》中一贯强调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等思想是一脉相承,并高度一致的。自古以来为政的本质,无非是要求为政者本人能够“修己以敬”,能够先“正其身”。“修己”与“正身”都是以孔子所说“由乎心”为开端的。
周天子继承商汤“简在帝心”的基础上,“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周朝又有新的发展。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严谨地制定度量衡,详细地审核法度,修立废坏的职官,天下的政令就畅通了。兴起已经灭亡的国家,重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举用在野的贤人,天下之人全都归心了。
从尧舜禹,到商汤,“天之历数在尔躬”,天下国家的良性运转都取决于“帝心”。到了周初,周天子确立的为政原则主要有二:一是“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其结果是“四方之政行焉”;二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其结果是“天下之民归心焉”。前三者是指周朝确定的礼乐制度,后三者,即采取的三项措施,按朱子《集注》说,“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以,最终取得了“天下之民归心”的效果,这也就是孔子所追求的“大同”社会。
这里“天下之民归心”的“心”,就是上文所说的“帝心”。如何才能使“天下之民归心”呢?靠的就是“去食”“去兵”之后所保留的那个“民信之”的“信”,赢得了天下百姓的信任,也就会呈现出“近者说,远者来”的局面。
正如朱子整部《论语集注》的最后,所引:
杨氏曰:“《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着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终篇,亦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论语》全书所记录的圣人之“善言”,以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帝王之道”,最终目的就是要启发当时的天子、诸侯和执政的卿大夫们,能够效法先王之道,以“简在帝心”之“心”实现孔子儒学心目中的“天下之民归心”的理想社会。
总之,《论语》所选编的五章六处与“心”相关的孔子言语,虽不能全面反映出开展“心性”世界的全貌,也基本上阐述了孔子关于“心性”的大概。
首先,以孔子本人的成长经历说明,从“志于学”“由乎心”开始,希望天下人以“有心之人”做“用心之事”,进而达到“其心三月不违仁”,从而掌握天道、地道、人道的运行规律,从而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无我之境”。
其次,是作为为政者从修养自己的“公心”“公德”开始,不断涵养自己的“帝心”,不断探索“天下之民归心”的路径,逐步步入孔子所向往的“天下归心”的“圣王之境”,进而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天地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