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2天《梁惠王下 凡十六章》2.2
原文阅读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字词注释
[1] 囿（yòu）：畜养禽兽的园子，大曰苑，小曰囿。
[2] 传（zhuàn）：古代文献。
[3] 刍荛（ráo）：打柴草的人。刍，草。荛，柴。
[4] 雉（zhì）兔者：打猎的人。雉，野鸡。
[5] 阱（jǐnɡ）：陷阱。
译文参考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文王狩猎的场所方圆七十里，有没有这回事呢？”
孟子回答说：“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问：“要是这样，不是太大了吗？”
孟子说：“百姓还嫌小呢！”
宣王说：“我的狩猎场所方圆仅3F里，百姓还觉得大，为什么？”
孟子说：“文王的狩猎场所方圆七十里，割草砍柴的能去，捕鸟猎兔的能去，和百姓一同享用。百姓觉得小，不应该吗？我刚到齐国边境，问清齐国的禁令，才敢进入。我听说郊外有一个打猎场所方圆四十里，凡杀死里面一只麋鹿的以杀人罪论处，那么这方圆四十里的地方不就是在国中设立的陷阱，百姓认为太大了，不应该吗？”
核心内容解读
齐宣王向孟子请教:为何先王的宫苑越辽阔，百姓越觉其小；而今王的园林不过四十里，子民却视若庞然巨物？齐宣王以"囿"的物理尺度为切口提出的疑问，实则触及权力合法性的根本命题。 这场围绕皇家园林的对话，在孟子笔下化作一把解剖刀，层层划开了权力运作的隐秘肌理。这里的禁苑是一种权力的隐喻。
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土地作为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其占有与分配方式直接映射政治伦理。文王七十里与宣王四十里的对比悖论，表面上呈现"大而显小"与"小而显大"的认知反差，实质上暴露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哲学。
“文王之囿”通过"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的开放性设计，将象征王权的封闭空间转化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生产生活场域。周文王七十里园林里，樵夫自由拾取柴草，猎户随意追捕雉兔。这方草木葳蕤的天地，在孟子的叙述中悄然消解了物理边界——当统治者的特权空间向民生需求开放，宫苑的围墙便不再是权力的藩篱，而成了连结庙堂与江湖的血管。这种空间共享机制使"囿"这个权力符号转化为民生福祉的载体。
而“宣王之囿”是以"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的严刑峻法构建绝对禁区，麋鹿成为触碰即死的禁忌符号，草木化为不可逾越的雷池，四十里土地异化为权力暴力的具象化存在。在这里，本应滋养生命的土地，沦为吞噬人性的制度陷阱。这种空间独占模式则割裂了君民关系。
当齐宣王以严刑护卫禁苑中的麋鹿，他实际构筑了双重牢笼：百姓困于有形的高墙，君王困于无形的猜忌。孟子将"杀麋鹿如杀人"的酷律比作陷阱，不仅批判了法家重刑主义的荒谬，更揭示了权力异化的终极形态——当律法失去仁德的温度，制度本身就会变成噬人的猛兽。而文王园林里自然消弭的禁令，则印证了儒家"德风德草"的政治理想：最高明的治理，是让秩序生长在生活之中。
孟子以精妙的相对论破解了绝对主义的统治迷局。空间的道德尺度从不取决于丈量土地的绳尺，而在统治者与百姓的呼吸距离。文王的七十里因其共享性，在庶民眼中是流动的生活剧场；宣王的四十里因绝对的独占，在百姓心头却是凝固的恐惧坐标。这种认知的吊诡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真正的权力边界不在舆图之上，而在民心之间。
宫苑里的草木荣枯，最终丈量的是文明的刻度。在孟子看来，真正的仁政从不在于画地为王的疆域，而在于拆除心墙的气度。当统治者的园林里回响着百姓的脚步声，这样的天下，方称得上"与民同之"的江山。
这场两千年前的对话，在当代城市广场的玻璃幕墙上依然投下思想的剪影。从皇家禁苑到共享单车，从宫闱高墙到开放街区，人类始终在寻找公共空间的伦理平衡点。孟子的智慧提醒我们：任何物理空间的丈量，都暗含着精神空间的标尺。当权力懂得在共享中消解自身，四十里可成无垠天地；若统治执念于独占，七十里终成逼仄牢笼。
背景知识
孟子生平之游历（中）
在宋国期间，滕国的太子（后为滕文公）到楚国去，路经宋国，拜访了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感动了滕太子。从楚国回来时，滕太子又一次访问了孟子，孟子引用前人的话以鼓励太子，并说，滕国的面积虽不大，但是“绝长补短”计算起来，也有长宽各五十里，还可以治理成一个好国家。
孟子觉得，在宋国很难实现“王政”，继续留下来已没有意义，于是决定回到邹国。
回邹后不久，滕国的国君定公死亡，太子要举行丧礼，便想起孟子的谈话，“于心终不忘”。于是，请然友（太子的老师）到邹国请教孟子，然后决定丧事。然友传达之后，孟子回答说：问得好啊！父母去世后，本应尽心尽力办好丧事。但是，各诸侯国的丧礼我没有学过，我只听说过，“三年之丧”，“三代共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没有例外。意思是，应当行“三年之丧”。然友回国报告于太子，太子果然采用了孟子之说，定为三年之丧。这是孟子的主张第一次被采纳。但是，邹国的父老百官却不愿意，说：我们的宗主国鲁国的先君已不实行了，我们的先君也不实行了，到了你这里却要改变过来，这是不合适的。他们还引用《志》书中的话说，丧祭之礼要依照祖先的规矩，以证明现行的丧礼是有依据的。但是，现行的丧礼是什么样子，《孟子》中并无说明。
太子听了这些话，不敢决定，请然友再次去请教孟子。孟子说：这事不能求之于别人，要由太子自己做决定。在上位者爱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爱好得更厉害。他还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的德好比风，小人的德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便向哪边倒，因此，完全取决于太子。然友报告后，太子说：是。这诚然决定于我自己。于是决定行三年之丧。五个月居于墓庐而未颁布任何政令，百官和族人都很赞成，认为知礼；等到举行葬礼时，四方的人都来观礼，太子容色悲凄，哭泣哀痛，吊丧的人非常满意。这说明丧礼办得成功。
这件事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在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古代的葬丧之礼已经普遍不实行了，鲁国被认为是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连鲁国都不实行“三年之丧”（其实，从孔子时代就已经看出这个迹象了），其他各国就可想而知了。二是孟子提倡“三年之丧”的用意，主要不在形式，而在于如何体现对父母的真正的孝敬之情。“亲丧，固所自尽也。”亲身躬行葬丧之礼，本来是出于内心真情，因而是很严肃的事情。三是亲丧不只是个人之事，其影响所及是全社会的，通过丧礼，使全社会的人都知道如何对待父母，满足人们的终极性的情感需要，这才是丧礼的作用所在。从孟子“归葬于鲁”，有人议论其奢侈，以及孟子的回答，也可以看出，他是很重视“亲情”之孝的。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尚，关系到人的道德素养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孟子才如此重视。
孟子居邹期间，鲁国的国君（平公？）已经知道孟子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打算让他的弟子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知道后“喜不能寐”，非常高兴。他知道，乐正子并不是很坚强，也不是很有聪明才智和知识，但是乐正子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善”，对于治理国政而言，这就足够了。因为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好善”，四面八方的人就会不远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如果治理国家的人“不好善”，就会“拒人千里之外”，而那些阿谀逢迎之人就会纷纷而至，想治好国，是不可能的。从这里可以看，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正是由于这个机缘，孟子便到了鲁国。他很想通过他的学生帮助鲁君治理好国家。在乐正子的建议下，鲁平公要会见孟子，却因宠臣臧仓的谗言而中止。臧仓对平公说，孟子并不是一个贤德之人，他给母亲办的丧礼比给父亲办的丧礼规模还要大。鲁平公听信了臧仓的话，不去会见孟子。乐正子向平公问清原因之后，便解释说，这是因为孟子举行父葬时只是一个士，而举行母葬时则是大夫，身份不同，贫富也不同，规模大小自然也不同。但是，鲁平公并未改变态度。乐正子将平公不见孟子的原因及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干一件事或不干一件事，都有一种力量支配着，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这里表现出孟子的“无奈”，将不能见鲁君的原因归之于客观命运。他决定离开鲁国。
正在这时，滕太子已正式继位，是为滕文公。由于他与孟子有过多次交往，又采纳过孟子的建议，孟子便决定到滕国去。这时，孟子已年过五十，大约在公元前322年左右。
孟子到滕国后果然受到了欢迎，并享受到最优厚的待遇。滕文公经常与孟子相见，请教如何治国的问题，孟子也有机会阐述他的仁政学说。但滕国毕竟是一个小国，夹在齐、楚之间，很难有所作为。滕文公正为此发愁，向孟子请教，孟子却说：“是谋非吾所能及也。”即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解决的。不得已，就只有凿地筑城，与人民一起死守。只要人民宁死不屈，愿意献身，就能守住。但是在当时，小国与大国之间，力量是很悬殊的，于是，他又根据周太王在邠（bīn）地，因受狄人侵犯而主动放弃邠地，迁到岐山之下，老百姓因太王之仁而“从之者如归市”的故事，劝滕文公行仁政，仿效太王。这两种办法究竟哪一种更可行？他自己也说不准，只有请滕文公二者择一。这说明孟子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很大距离。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孟子》，蒙培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孟子新注新譯（第二版）》，楊逢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
《毓老师说孟子》，爱新觉罗·毓鋆 讲述；陈䌹 整理，花山文艺出版社·道善文化，2022年1月
《华杉讲透〈孟子〉》，华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读客，2014年
《孟子》，蒙培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