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一个当前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广为人们认可的含义是牛津字典给出的定义——“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有许多的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借助这个词汇来描述当前社会的传播生态，也有许多人认为我们当前正处于“后真相时代”，新闻媒体甚至是新闻本身正在经历着解构的过程。
新闻作为一个被建构的事物，在传播中经过了至少两重建构，可以说，新闻限于其形式和新闻生产者的局限性，本身就是事实的某个视角的一个呈现，可以称为局部呈现。传统媒体的时代， 尤其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多数国家聚焦于现代化，在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后现代思潮，新闻媒体在这一时期的角色表现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促进者， 受众易于将新闻媒体的局部呈现作为事实加以接受。在当今这个媒介化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在实质上获得了传播的权力和能力，基于自身传播能力、传播实践、社会现实和人生经历的认识，受众普遍产生了对新闻的解构意识，从自身出发对于新闻媒体和新闻内容做出自己的解读。从总体上看，它表现为一种不完全的暧昧的解构，新闻在受众面前成为了一个理性的逻辑层面上复杂矛盾的中介，而在感性的直观层面上成为自我情感和价值确认以及释放的对象，如何在理性的逻辑层面和感性的直观层面划定一个界限同时也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所造成的割裂使得非生存层面上的普遍在个体和小群体之间失去了意义。
分析新闻媒体在当代的困境，需要重新出发，从当代人普遍存在的疑惑和困难出发。这种疑惑和困难，我并不认为纯粹的是生存和精神范畴内的问题，就生存层面来看，绝大多数人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问题，我的意思是这种普遍存在的疑惑和困难并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之上；而就精神层面上看，精神已经侵入到生存的领域，将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改造为一种混合的杂多的矛盾的事物，它超越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赋予了生存过多的认识和价值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不再是生存的主体和目的，而是成为生存的工具。基于精神对于生存的侵入，人们在思考自身的生存境况和他者的生存境况时，总是在做一种痛苦的比较，总是在做生存的选择以及为此苦恼， 杂多的选择成为生存的主要内容。与生存无关的问题，被提升到了生存的层次上，而真正与现实生存有关的普遍问题，则被忽视或者合法化地建构了。贯穿其中的逻辑是“人作为工具”和“人作为目的”矛盾， “人作为目的”和“人作为工具”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的，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社会合作之上的，统一于人类发展路径之中的逻辑。“人作为工具”是实现“人作为目的”的必要路径，这不是各种制度和知识要求的，而是人的生存结构首先决定的，并在之后的人类发展中被制度地和知识地建构起来了。要了解“人作为工具”和“人作为目的”的逻辑，可以从其他物种，如蚂蚁和蜜蜂的生存结构来帮助理解。一个蚂蚁种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因为蚂蚁种群内部进行高度的分工和合作，共同维持种群的繁衍，这种由无意识的，高度互惠的蚂蚁个体所建立起来的蚂蚁种群生存结构，在“作为工具”和“作为目的”的层面上达成了统一。当然，我们恐怕难以要求人类按照蚂蚁的生存结构来组织我们的社会，人类拥有的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使得个体无法机械化生存。对于人所追求的上帝的彼岸世界，即完全所谓“以人为目的” 的世界，也未必是真正“以人为目的”的， 至少从实现路径上看不是“以人为目的”的，它将终极价值依附于外在于人类的一个全善全知全能的意志之上， 信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即是调和“人作为工具” 和“人作为目的” 的矛盾， 试图使这两者在思想而不是实践中达到统一， 是缺乏基于人类主体的批判性的。在这种信仰之下，只要有一个人不具备这种信仰，就必将造成自身逻辑的矛盾，导向内在的和外在的不和谐（内在的如宗教分裂， 外在的如宗教战争）。同时， 由于现实世界中缺乏理想世界中的物质条件， 单纯地追求“人作为目的” 的理想在物质层面和理想层面上都将落空。因此，不能单纯地否定“人作为工具”，也不可天真地希图和追求“人作为目的”，应当在“人作为工具”的实践过程中实现螺旋上升式的“人作为目的”。当代人遇到的问题，我认为普遍表现在两个方面：
1. 部分过度追求“人作为目的”，而片面否定“人作为工具”；
2. 在追求“人作为目的”的过程中被制度、知识、文化和环境“工具化”；
具体地说， 随着批判思想的广为传播、社会传播能力的提高以及自我意识的空前觉醒，“人作为目的”的逻辑成为当代社会思想的主旋律，在这种现状下，凡是中介性的、限制性的一切上层建筑中的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广泛的否定。不仅如此，即便是“人作为工具”的事物也常常伪装为实现人的目的和幸福所必需的而难以察觉，因为它诉诸人的情感、快感和虚假的欲望，这在当今的传播生态中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便这一点早已经受到学者的批判，但却无法深入到普罗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中去。上述情况在新闻传播领域表现为：受众对新闻的解构意识的增强，往往伴随着基于怀疑主义的神经质；受众要求新闻实现“人作为目的”， 但往往在接受新闻和参与社会传播的活动中接受了表面上是“人作为目的”，而实质上是“人作为工具”的框架。
以上是从当代人普遍存在的疑惑和困难探讨了为何新闻媒体在当代面临困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如果社会结构不能帮助“人人作为目的”的目标，反而是帮助实现“人作为工具”，那么社会结构便会使得“工具化”的困扰成为普遍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等社会精英主导的活动，尤其是新闻媒体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因为新闻媒体的活动不仅是可建构和可操纵的，并且由它所导致的社会结果也是可以被操纵地接受的，由此来看，传统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中心化的新闻生产理念，在新的传播生态下已经不再适用，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新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模式，建立一种置于社会共同监督下的有助于社会信任不断成长和扩大的机制，基于互联网的平台技术和区块链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可能性，通过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和可追踪性来消除技术黑箱，平台建立后的一切技术操作都将置于社会共同监督之下，在平台运作的必要规则之下充分扩大了个体的话语权，达到“人作为工具”和“人作为目的”的和谐统一。这样一种社会传播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当然并不是三言两语便能勾勒清晰的，并且它仍面临一些问题，尤其是与政治逻辑的接续发展紧密相关。基于以上设想的传播模式，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具体的新闻生产和分发的问题，关于这些内容，需要更加深入的技术思考和推敲，也需要更多的对当前的传播实践和生态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