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冯道:四朝为官,他是人精还是贤臣? 北宋帝系:九位天子,一副重担

知识点一:长乐冯道:四朝为官,他是人精还是贤臣?

单讲一个人,这个人的一生,可以说既是观察五代的一扇窗户,又是了解后面的宋朝的一面镜子。

这个人就是冯道。

李嗣源时期

冯道,号长乐老,是今天的河北沧州人。沧州距离幽州比较近,冯道最初是在幽州的割据势力那里做官的,后来投奔了河东的李存勖。因为是个出色的秘书人才,冯道很快得到了赏识提拔,到了唐明宗李嗣源的时候,冯道做到了宰相。

宰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选拔官员。冯道的做法很值得称道,不看出身,注重实干。

冯道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是很能够体察民情的。

有一次,后唐明宗问冯道,最近老百姓日子如何?冯道说了八个字:“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如果最近粮食很贵,就说明农民在挨饿,因为农民虽然是粮食的生产者,但粮食是优先保障权贵和城市供应的,如果城里都觉得粮食涨价了,农民自己可能就根本吃不上饭了;如果最近粮食很便宜,就说明商品粮不能带来多少收入,农民的日子也难以维持。总之,古代农民是被盘剥最重的群体,一直都是很苦的。

于是,冯道给后唐明宗背聂夷中的诗《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很感动,从此常常背诵这首诗。

总之,五代乱世之间,能有这么几年略微好一点的时光,冯道是有贡献的。

石敬瑭时期

后唐明宗去世之后,又是一系列政变,石敬瑭当了皇帝,也任命冯道做宰相,冯道也就做了。

对石敬瑭来说,怎么和契丹相处,是最重要的问题。石敬瑭要物色出使契丹的人,对冯道说:“此行非卿不可。”这一趟不是你去不行。石敬瑭又假惺惺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您这么高的官位,这么重的德性,不能让您去。

石敬瑭为什么要冯道出使契丹,好理解。冯道是河北人,又曾经在幽州一代做官,那是契丹觊觎已久的地方,冯道对契丹情况比较了解,契丹也很早就重视冯道,当初冯道回家乡守丧期间,契丹甚至曾想出兵把冯道抓去契丹做官。冯道担任使者,再合适不过。

不过,中原的皇帝认契丹的君主是爸爸,肯定是要落下千载骂名的,冯道当了使者,恶名也跑不掉。所以,石敬瑭才会摆出又要你去,又不好意思要你去的姿态。

冯道倒是很爽快。冯道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契丹对你有恩,你对我有恩,你让我去,那我就去。

冯道这趟出使果然很成功,但回来后不久,冯道就辞官不做,石敬瑭没有同意。

石重贵时期

石敬瑭死后,他的干儿子石重贵当了皇帝。冯道和石重贵关系处得不好。这时候有人对石重贵说:“冯道是太平年代的宰相,应对不了现在艰难的时局,就好像一个参禅的和尚,不能指望他召唤老鹰打猎。”于是石重贵就把冯道调到地方上去任职了。

这一段记载有点隐晦,不过还是不难看出内情:石重贵不甘心做契丹的儿皇帝,冯道则反对挑起和契丹的矛盾,石重贵就把他赶走了。

后来,契丹果然被召来了,后晋灭亡。

耶律德光时期

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他和冯道是老熟人了,于是就找冯道。在哪儿呢?冯道当时在南阳,他要是想逃到经济繁荣的南方去,很方便,而且以他的名望,受到礼遇也是不难想象的。但冯道还是选择了回开封,见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问了冯道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救如今的天下百姓?”冯道说:“如今的百姓,就是佛陀在世也救不了,但是,皇帝能救。”这就是乞求耶律德光不要那么暴虐的意思。

冯道这个乞求不能说很有用,当时契丹的军纪很差,烧杀抢掠是很严重的;但是也还有点用,冯道确实救了很多人。那段动乱的局势里,不管谁当权,冯道都出来帮他维持秩序。冯道还赎回了很多被契丹俘虏的女子,让她们暂住在尼姑庵里,后来寻访到她们的家人,又都送了回去。

刘知远时期

接下来后汉建立,后汉高祖刘知远照例给冯道很高的礼遇。但是后汉一朝,冯道只是担任荣誉性的闲职,实际影响力,就不大了。

郭威时期

后汉短短四年,接下来是后周。

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也都是河北人,和冯道算是老乡,按说和冯道的关系应该亲近很多。但是在后周,冯道遭遇了生平最大的羞辱。

后汉的隐帝刘承祐被杀掉之后,郭威觉得自己可以当皇帝了,但是还是不太自信,于是他做了个测试:见到冯道的时候,像往常一样向冯道下拜。如果冯道当即避让,表示“不敢当,不敢当”,郭威称帝的时机就成熟了。但是冯道坦然接受了郭威的下拜,郭威知道,还不行。

于是郭威扬言,要立刘知远的养子刘赟为皇帝,并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刘赟。冯道问:“侍中由衷乎?”你是真心接他来当皇帝吗?郭威就指天赌咒发誓,冯道就出发了。

但是冯道迎了刘赟,往回赶的时候,郭威就自己称帝了。他派人来堵住冯道、刘赟一行,夺了刘赟的兵权。刘赟对冯道说:“我是因为您这位三十年的老宰相,才没有顾虑,前往京师。事已至此,如何是好?”冯道能怎么说,只好默然不语。

后来,刘赟被郭威囚禁,最终杀死。

这样冯道算是为郭威立了大功,郭威对冯道越发礼遇。

这事当然是有连带反应的,刘赟是刘知远的养子,刘赟的亲生父亲叫刘崇,本来就是一股比较独立的势力,听说了儿子的下场,就自己称帝了,继续使用后汉国号,仍然叫汉,这也就是“十国”当中唯一一个北方的国家,北汉。

柴荣时期

后来郭威去世,世宗柴荣即位,柴荣要御驾亲征北汉的刘崇,冯道极力劝阻。柴荣就回顾历史,唐代初年,到处都是割据势力,都是唐太宗亲自平定的。冯道说了句很难听的话:“陛下得如太宗否?”你比得了唐太宗吗?

柴荣大怒,把冯道放到一边,后来到底还是亲征了,而且大获全胜。

冯道为什么要阻止柴荣亲征北汉?原因当然只能靠猜:有人认为冯道就是害怕柴荣成功,提升了皇权的威严;有人认为他低估了柴荣的军事才能,但确实是为了柴荣好,因为一旦打输了,后周又得崩溃;有人认为这次劝阻,无非是冯道这辈子一贯的反战立场罢了;当然,说因为刘赟被骗的事,冯道觉得自己对刘崇有些愧疚,也不算不合理。

但不管怎么说,周世宗柴荣大胜,就显得冯道跟周世宗这么说话,真是个又怯懦、又不识时务、又自以为是的老登。

冯道去世于后周世宗胜利后不久,后周世宗是体面人,姿态上非常到位,为此三天不上朝,给冯道追封了一串荣誉性的头衔,还拟了个好听的谥号:文懿。

冯道这辈子,还是挺以道德高尚,才智卓越自负的。后周太祖郭威,羞辱了冯道的道德;后周世宗柴荣,则羞辱了冯道的见识。还有,冯道的儿子,作风狂放,冯道管不住。冯道人生最后的日子,心境大概并不好,长乐老,不快乐。

对冯道的评价

冯道一生,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都做过官,侍奉过大约十几位君主。

就是说,冯道这个人,没有太多忠君死节的观念,但好像也不能说他没有道德感。因为他很注重爱民,和人交往也注重信义,只是不怎么忠君而已。

欧阳修给冯道立传的时候,先发了个感慨,“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五代这个时代,忠臣都是武将,当然武将并不都是忠臣,就是少数忠臣还都是武将。儒生反而很少有做忠臣的。欧阳修给出了个解释:这个年代,高尚的儒生会直接选择隐居,不出来做官;会出来做官的,本来就是道德败坏的,所以自然也就不会做忠臣了。

对欧阳修的问题,还可以这样解释:五代乱世,战争频繁,核心权力都掌握在武将手里,权力和义务相对应,武将忠诚的义务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何况你本来是一个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的话,你要叛变,别人也更难信任你,忠诚一些也是理性选择。

至于儒生,像冯道这样的,他虽然在好几个朝代做官,但实际上从来不是决定性的人物。冯道在后唐、后晋的时候重要一些,经济、民生领域有一定的发言权,到后汉、后周,则基本上就是摆设。还是根据权责对应的原则,忠于君主的义务,自然就小很多。

这种有限忠君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符合孔子的主张的。孔子这辈子,侍奉过的君主何止十几个,比冯道要多多了。孔子追求的是什么?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冯道这辈子,大体也可以说是在按照这个标准努力。

冯道去世时是七十三岁,因为孔子也活了七十三岁,所以当时就有舆论说,冯道就是当世的孔子。这个联想,当然不会仅仅是因为七十三这个数字,而是冯道身上,确实有不少东西可以和孔子对照着看。

很多人以为冯道能在那么多朝代做高官,靠的是人精,靠的是善于投机。实际上,人精和投机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冯道确实在做事,君主们觉得用冯道处理行政事务或者做摆设,可以发挥糊裱匠的作用,无补大局,但聊胜于无。

这个时候,不要把自己代入冯道或者代入某个五代君主,不妨把自己代入某个五代时的中原的小老百姓,你想想自己更愿意碰到怎样的儒生:是欧阳修提倡的那种独善其身,隐居起来不问世事的?还是像冯道这样出来做官,在有限的范围里把局面维护得相对好一些的?

所以对冯道评价的变化,是很有趣的。五代时对冯道评价总体上非常高,宋代初年编的《旧五代史》,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对冯道的高评价,到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活跃于北宋中期的学者那里,对冯道则严厉批判。





知识点二:北宋帝系:九位天子,一副重担

关于宋朝的争论

首先,谈到宋朝,容易引起价值观层面的争论。

很多人提到宋朝,立刻就想起一个说法叫“积贫积弱”。这个说法古代就有,北宋中期王安石要变法,你要改变现状,当然就有必要把现状说得很糟糕,当时积贫积弱这个观点,就很流行。更何况,有一个结果是明摆着的,看看前面的秦汉隋唐,都有对外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最后都是亡于内乱。只有宋朝,面对辽、西夏、金、元,不管对手是谁,基本是从头到尾被压制的。

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说法更加盛行。因为1840年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时候,没有办法不觉得中国积贫积弱。于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就把这种焦虑投射到宋朝身上了,讲述宋朝国家危亡的状态,就仿佛在说当时的中国。有学者考证,1939年以后,国土日益沦丧,亡国论甚嚣尘上,宋朝积贫积弱论也变得越发流行。

这是批评的一派,另外也有推崇宋朝的一派。

很有意思,中国学者面对侵华日军的时候,联想到宋朝特别弱,而恰恰是日本学者特别强调,宋朝特别好。最有名的就是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觉得宋朝就是中国近代的开端了,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类比的。

内藤湖南在日本称得上桃李满天下,他的很多学生也都是很有影响的大学者,所以他这个说法,非常流行。当然,内藤湖南的观点,要是把它完整地讲出来,中国人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很多中国学者乐于断章取义,就把上面讲的这个比较动听的说法单挑出来,强调宋朝确实有它很发达的一面。或者也有学者的看法其实和内藤湖南无关,就是基于自己的研究,觉得宋朝确实有别的朝代比不了的地方。

赞美宋朝,一是关注宋朝的文化。

像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天水一朝就是指宋朝,宋朝皇帝姓赵,赵姓的郡望是天水。钱钟书说得更具体,讲儒家思想,就讲汉宋;单讲理学,那就是宋明;讲诗词,那就是唐宋;讲绘画,那就是宋元……不管哪个文化领域,成就最突出的两个王朝,宋朝总是其中之一。

二是赞美宋朝的科技。

这是欧美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夸奖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一些美国人编的比较简明的《世界科学技术史》,其中谈到中国的部分,就单把宋朝拿出来讲,别的朝代往往一笔带过。

三是赞美宋朝的经济。

宋朝的国土面积比汉唐要小得多,国家的赋税收入却比汉唐要多得多,而民生却不见得不如汉唐。也就是宋代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且宋代商业很繁荣,宋代的城市人口比例,是古代最高的,有学者推测,达到了20%。20%是什么概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常听人说:“中国十亿人,八亿在农村”,不也就20%的城市人口嘛。

有些做文明比较研究的书,比如伊恩·莫里斯的《西方为何统治世界》里,认为现代以前,有两个社会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极限。一个是鼎盛期的古罗马,还有一个就是宋朝。

此外,现在市面上有些书,对宋朝经济有非常夸张的叙述,说得好像宋朝的自由贸易市场,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水平。

四是赞美宋朝的政治,认为宋朝是古代士大夫政治的最高水平。

既然谈到宋朝,正方、反方都非常喜欢上价值,那当然也就意味着你提任何观点,都是很容易引发争议的。

如果说,抛开价值判断,就是想要把事实弄清楚,可以吗?讲清楚宋代的史实,也比之前的朝代要难。因为宋朝是一个史料爆炸的时代。上面提的那些观点,都不缺史料支撑。研究中古以前的历史,最痛苦的问题是史料不够,从宋朝开始,就要面对史料看不过来的问题了。

北宋皇帝

宋太祖

北宋九个皇帝,第一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欺负后周孤儿寡母做了皇帝。

接下来赵匡胤一步步巩固权力,又定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步骤。南方的割据政权比较容易平定,北方的契丹不好对付,收复燕云十六州很难,所以,先平定南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北方的事以后再说。

宋太祖死得很突然,留下一个“烛影斧声”的传说,然后弟弟赵匡义即位,就是宋太宗。

宋太宗

总之,太宗坐上皇位后,先完成了平定南方的扫尾工作,容易的工作完成,艰巨的挑战就来了。宋太宗先灭了十国中唯一一个北方政权北汉,然后就对辽国发动了进攻。结果宋太宗两次北伐都惨败。

北伐失败,对宋太宗为人处世的作风,影响很大。人不自信了,就会变得猜忌;被证明了军事上确实不行,就要在别的地方找补,比如彰显自己有文化。尤其是后者,对整个宋朝的气质,影响都极其深远。

宋真宗

太宗去世,儿子真宗即位。到宋真宗时代,基本上所有人都相信,宋朝不会是五代之后的第六代,而会是一个比较有生命力的王朝了。

真宗时代最有名的事,自然是宋辽澶渊之盟,不管怎么说,两国定了和平的基调。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为了粉饰太平,伪造了“天书”,还去封禅了泰山。

说实话,大多数人肯定是觉得宋真宗是不够格封禅的。唐太宗想封禅而最终没去,算是立了一个正面的高标准,唐太宗都没去,你比得了唐太宗吗?宋真宗去封禅了,则几乎是砸了封禅的招牌,后来再也没有皇帝去泰山封禅了。

宋仁宗

真宗去世后,即位的是十二岁的太子宋仁宗。

不少人喜欢拿宋仁宗和汉武帝比较。

这两个皇帝,处境有相似之处:汉武帝和宋仁宗即位的时候,都是本朝已经建立了六十多年,本人年纪还小,在一位掌权的太后的威严下度过最初的岁月,等到他们亲政的时候,国力都已经积蓄到相当的水平。

但是两个皇帝的作风则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处处相反。汉武帝雄才大略,宋仁宗宽厚仁爱。你如果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看问题,或者从普通民众的生存体验来说,肯定觉得宋仁宗时代好得多。但如果你相信富贵险中求,渴望在开拓疆土的事业里,寻求自己的上升空间,你会觉得汉武帝时代虽然危险,但是机会更多。

还有,汉武帝时代不管是好影响还是坏影响,对后世的影响都极其深远;而宋仁宗一朝好像没多少新东西,对后世的影响也难说。所以喜欢宋仁宗的人,往往会感慨,这么好的士大夫政治,怎么就随风而去了呢。

宋英宗

宋仁宗的儿子都早死,只好传位给侄子,也就是宋英宗。

英宗作为仁宗的继承人,还能不能管自己的亲爸爸叫爸爸,成了大宋朝堂之上激烈争论的问题。宋朝之前的五代,是个特别没规矩的时代,这场争论则体现出,宋朝建立一百年后,社会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变成了一个特别讲规矩,能够从礼法的细枝末节,引申出无限意义的时代。

宋神宗

英宗在位只有四年,儿子宋神宗即位。

神宗时代最著名的大事,就是变法,一般称为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当然争议极大。有赞美它已经站到现代社会的门槛上的,有批判说就是它导致北宋灭亡的。

还有学者注意到这样的问题,王安石究竟是不是宋神宗时代变法真正的主导者?变法真的失败了吗?

宋神宗用过熙宁、元丰两个年号,有学者习惯说“熙宁变法”,有学者更倾向于说“熙丰变法”。

说熙宁变法,强调变法的主导者是王安石,因为王安石在熙宁年间两次担任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罢相,退居江宁,从此就基本上退出政坛了。

说熙丰变法,是不管熙宁还是元丰,一直在变法,强调变法的主导者是宋神宗,王安石只是变法工具而已,这件工具不好用了,我自己接着变。

宋哲宗

宋神宗去世后,儿子宋哲宗即位,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是反对新法的,她重用了大批旧党重臣,当时年号是元祐,史称“元祐更化”。这位太后在士大夫当中口碑非常好,甚至被誉为“女中尧舜”。

但是宋哲宗对奶奶非常不满,等到老太太去世,他就改元“绍圣”,“绍”是继承,“圣”这里指宋神宗,这意思是我还要恢复新法。

宋徽宗

宋哲宗亲政不过七年时间就去世了,没有儿子,弟弟宋徽宗即位。

宋徽宗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意思是走中间路线,让国家保持安定,显然是期待旧党和新党你们不要再吵了。

但是不吵是不可能的,新党骂旧党是“元祐奸党”,旧党骂新党是“熙丰小人”。吵吵闹闹之间,宋徽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骄奢淫逸,“丰亨豫大”,丰亨豫大这个概念源自《易经》,意思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必须要多花钱,才能彰显咱这个时代是一个盛世。

社会承受不了这种折腾,于是爆发了方腊起义,当然也不妨一提并不重要的宋江起义。

如何评价宋徽宗?传统上倾向于说他是一个只会吃喝玩乐,倒是特别会玩的轻佻皇帝。现在很多研究则倾向于认为,他不是只会玩,相反,可以说他是个精明的混蛋。

宋徽宗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是联合迅猛崛起的金国,灭了辽朝。这个过程里,宋的虚弱被金看在眼里,于是金对宋发起了攻击。

宋钦宗

危机关头,宋徽宗把皇位让给了儿子,就是宋钦宗,实际上就是推卸责任。

大崩溃已经势不可挡,很快汴京沦陷,徽宗、钦宗父子连同后妃、宗室、朝官等三千多人,被俘虏北去,史称靖康之耻。北宋至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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