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今天，先父罹患肝癌不治，永远离开了人世。三十年来，未曾一日忘却父亲的点滴，却一直未写出只字片文，不是不想写，是觉得自己的经验阅历不足以概括出父亲的一生。现在，已是父亲去世时的年龄，自己也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极为坎坷且命运多舛。生于胶东半岛一个山区与平原相交处的村子——平度县四区棣家疃，出生时正是日本侵略者肆虐横行的时候，鬼子在东边数里外的高望山、北边数里外的夏邱堡都设有炮楼、碉堡等据点，青沙公路就在村西埠子下，平度掖县的鬼子调防、扫荡经常从此经过，大泽山区的八路军曾在村西居高临下伏击过夏邱堡据点出来扫荡的鬼子，但由于装备悬殊，地利的优势没有转化为胜势，仗打得很艰苦，八路军损失惨重，边打边撤，最后鬼子打进了村子，那时伯父不满十岁，牵着家里最值钱的大青骡子去了盘古庄舅姥爷家躲避，爸爸三岁多，只能与奶奶和姑姑们在家里坐以待毙，幸好鬼子怕村子有埋伏未敢恋战，没有进村烧杀抢掠，但本村一农妇在田里干活惨遭毒手被杀害。
父亲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幼时兵荒马乱，再加上数年干旱，本来就贫瘠的土地所出产的粮食更不够一大家子人吃了。懂事的父亲从四五岁开始就跟着姐姐去田里挖野菜，回家和着玉米面做野菜饼子或野菜粥，用以充饥。村子附近的挖完了，就去几里外的邻村地头去挖，最远去过十几里以外。一句电影台词“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用来描述父亲幼时的境况非常贴切。每年春季青黄不接，每餐不多的干粮只能紧着父亲干重体力活的伯父、年长的堂哥和家里的长工吃，妇女儿童只能喝稀的。最好的日子就是秋天收了地瓜，可以上顿地瓜、下顿地瓜，天天吃饱肚子了，但地瓜吃多了会反胃、流酸水。以至于几十年后家里餐桌上有了地瓜，我们抢着吃，而爸爸一口不动，说小时候吃地瓜吃的胃疼，现在一看见就反胃。苦日子带给他的满是辛酸。
建国后，家里的日子也好了一些，大家庭分了家，辞了长工。爷爷原来一直在青岛打工、经商，但分家后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人下地干农活，伯父在南京当兵，大姑裹过小脚下不了地，二姑是半大姑娘、爸爸只有十来岁，都力气小扶不了犁，所以爷爷只得回乡照顾家庭。爸爸可以安心进初小读书了，小时候有私塾的底子，又很用功，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和二姑一个班，两人总是占班级成绩的前两名，爸爸以第一名考上乡里的高小（二姑因因曾祖父不让女娃继续读书无奈爷爷把她送到了青岛去读），后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平度四中。1957年爸爸和二姑，分别在平度和青岛考大学，爸爸考上了平度农学院，二姑考上了莱阳农学院，可家庭条件供不起两个大学生，二姑在青岛有招工的机会，就放弃就读大学，到国棉六厂工作了。爸爸就读的大学在一年后撤销解散，无奈只能重读再考，而二姑放弃的那所大学现在已迁到青岛，更名为青岛农业大学了。1959年考上了青岛机电学校（中专），正赶上三年天灾人祸，家里都断了粮，但爷爷奶奶都支持爸爸继续学业，好不容易熬到1961年，课程基本结束，只待实习分配工作了，可学校的粮食指标用尽，所有学生都无法返校完成学业。爸爸只能边在村里小学任代课老师，边等待学校的消息。两年过去了，学校再也没有消息。两位叔叔都已长大，家里生活依然入不敷出，爸爸毅然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去找在北大荒农垦转业的二哥（堂哥），想在那谋个工作。就在爸爸走后不到一个月，青岛机电学校派人来通知返校，准备安排工作，可那个年代，没有电话，写封信路上都走好长时间。爸爸再次错过了机会。命运与爸爸连续开了个几个大大的玩笑！自此，爸爸便扎根边疆，将余生扔在了北大荒。
六十年代初的北大荒，尚处于创业时期，刚从地窨子里搬进了茅草土坯房，没有道路、没有水利设施，需要招人来建设，所以爸爸一去就给安排到团部水利队，干的是最苦最累的装沙工作，那时根本没有装载机，全部人工装卸，跟着从苏联进口的嘎斯卡车，到河滩用铁锹装沙，装沙和装粮食不一样，高高的车厢板不能放下，站在沙坑里铲起河沙，要高高举过头顶，把沙扔进车厢。装满一车沙要几千锹，而他们一天就要装几十车！爸爸的工友、来自烟台福山的赵叔叔，身高体壮、力大无穷，一百多斤一袋的粮食一手夹一袋，肩上还能扛一袋。可装了不到一个月沙就吃不消了，哭着喊着要回老家，说回家要饭吃也不受这个罪了，爸爸这时就劝他，说再坚持坚持习惯了就好了、你回去了没钱给家里买粮吃父母不是又要挨饿了吗？非常孝顺的赵叔叔听了这话留了下来。赵叔叔和爸爸的其他工友后来都和我说，你爸爸别看身小体弱，却是最能吃苦的人。
文革后，北京、上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了北大荒，分配到我们连队有十几人，爸爸因为有文化，安排到知青班当班长，带着知青们干活，爸爸的学识和勤劳苦干赢得了知青的尊重和信赖，即使他们回城以后还和爸爸保持通信联络，曾在北京朝阳区政府和天管会工作的钱叔叔几次邀请爸爸去北京玩，爸爸去世后钱叔叔还对我说过：你爸爸干活太卖力，是给累死的。
随着荒二代的陆续出生，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老师来教学，爸爸还是因为书读的多、有文化，又被安排到学校当老师。就像雷锋所说“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后来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爸爸文笔好、能写批判文章，就给提了干在连队干起宣传工作，因工作出色又被上级调到其他连队工作，在1976年我回山东老家时爸爸被提拔当了副连长，七十年代末撤销兵团、改为农场，爸爸当副队长。八十年代初爸爸调到二十四队当书记（职工还是按老习惯叫爸爸“指导员”）。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直至去世。在此期间，与爸爸共事及爸爸培养提拔的干部很多当了农场副场长或分场的场长，爸爸因为生性耿直、不善言辞而原地踏步，在最基层奉献了一生。爸爸错过的最后一个机会，是他去世那年，过了春节农场准备调爸爸到总场宣传科工作，只待调令下发时，爸爸病重入院、最终不治而未能成行。
爸爸去世时我二十一岁，但由于我小时候被父母送回山东老家，住了十一年，还有高中大学期间假期与爸爸见面天数屈指可数，所以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八年。这短短的两千八百多天里，爸爸教我读书认字、教我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做人理念，使我受益终生。四岁时我就学会了几百个字，那年回山东老家，路上乘火车途径的站名我都认得，令邻座一位解放军叔叔非常惊讶。从山东回北大荒，我就给爷爷写了第一封信报平安。四岁到七岁这几年，爸爸教我数学心算，四位数加减答案可以脱口而出。爸爸还教我认识地球、了解宇宙。那时书籍缺乏，没有合适的儿童文学书可读，爸爸就给我和哥哥讲《金光大道》、《大刀记》等长篇小说里的精彩片段，每天讲一段，有时一本书给我们讲了十多天才讲完。爸爸对待孩子犯错误都是讲道理、举事例，绝少打骂，有一次我任性把饭碗扣到了地上，爸爸抱我到屋外吓唬说要扔我出去，也没有动手打我。我在山东读书时也考上了爸爸的母校——平度四中，爸爸除了定期给我寄居的大姨家汇我的生活费，还几次汇款到我学校，写信告诉我说，知道四中很苦，汇点钱给你买点营养品，看完信，我泪眼婆娑，感受到了父爱如山。
爸爸为人非常真诚实在，待人平和。工作中与同事友好相处，淡泊名利。我在山东读高中时因各种原因成绩并不理想，爸爸托一个朋友帮我迁回农场读书，为了表示感谢，爸爸送给办事的朋友一条黑龙江大马哈鱼，得知他并没有自己吃而是送了人，爸爸很实在地问了人一句：“你也没舍得吃啊！” 生活中对待父母孝心满满，对待兄弟姐妹也处处关爱。每到年节爸爸总是给爷爷奶奶寄上二十元钱（那时他的工资也才四十元），爷爷当了一辈子会计，有记生活账的好习惯，从爷爷留下的账本中，我查到了爸爸每年最少两次给爷爷奶奶汇钱，从未漏过。只要有机会他总要万里迢迢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从北大荒到山东老家往返一万多里），知道老家吃不上白面，一路颠簸几千里、三四天，爸爸竟然身背白面回老家。也不是一袋，而是两袋到三袋！再加上随身行李，他身上要背负一百多斤甚至两百斤的重量。走到大连旅顺口，得知大姑一家孩子多，供应粮不够吃，只能把白面指标换成高粱面来吃，吃得表哥表姐总是便秘。爸爸就给大姑留下一两袋白面，并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粮票留给大姑。十年前我去看望大姑时，表姐还动情地说：“我永远忘不了七舅（爸爸排行老七）大老远给我家背白面！”
我回农场读高中时，家里还住在七十年代建的兵团家属房，一家四口住36平米的房子，比较拥挤。在我高考那年，上级给批了盖房指标，为了节省建房开支，爸爸都是在休息日自己雇拖拉机去拉建筑材料，有一天突遭车祸，爸爸从拖拉机驾驶楼里重重地摔了出去，后背摔伤半米见方一片，有一条三十厘米的伤口，皮都外翻了，爸爸为了不耽误建房进程，只是到生产队医务室简单处理一下伤口，没有去农场医院缝合，连休息几天都没有，照样工作。到他去世时，后背还留有一条伤痕。我高考完帮着爸爸去新房做最后的修整和装潢，我上了大学以后入冬前才搬进新房，可爸爸住了只有短短几个月就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回来。
我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离家比较远，再加上我身小体弱，家里决定送我到校。本来爸爸想去送我，顺便去看看十七年没见的伯父。可因为那年学潮，开学晚，九月中旬报到，那个时间马上就要秋收了。可爸爸在队里是干部，负责秋收工作，走不开，只得让哥哥去送我。伯父1950年到南京当兵，只有1973年爸爸带我去南京见过一面，八十年代爸爸妈妈回老家，知道伯父也要回去，等到了假期超期也没等到，只能回了北大荒的农场，可爸爸走后没两天伯父结束会议就赶了回去，但没能见上面。阴差阳错，两个亲兄弟，四十年只见了一面就阴阳两隔，留下终生的遗憾。
大学一年级下学期五月下旬，我收到哥哥写的一封信，说爸爸年后就胃口不好、上腹部疼痛，在农场医院几次检查治疗不见好转，五月到宝泉岭农垦医院一检查就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但最长只有三个月生存期，接到此信，犹如晴天霹雳！在校最后一个月，寝食难安，恨不得早点赶到爸爸身边，可期末考试需要参加，只能待考试结束再走。因前一年影响，入学军训挪到一年级暑假进行，我去请了假，考试结束当晚就乘上北去的列车。到了医院病房，爸爸瘦得皮包骨、只有肚子大大的，我差点认不出来，泪水再也忍不住了。爸爸见了我，露出了笑容，妈妈说进了医院第一次见到爸爸的笑容。见我哭了，爸爸也潸然泪下。我赶紧擦干眼泪，去给爸爸按摩后背和浮肿的双腿，减轻他的疼痛。爸爸是很坚强的人，癌痛是最高等级的疼痛，一般人都疼得死去活来，可爸爸一声不吭，只是难受得躺下坐起或是来回翻身，最后的日子，他自己已无法翻身，我只能每隔几分钟帮他翻翻身，或扶他起来坐一会。最后疼痛使他昏迷过去，医生说这是肝昏迷，已是弥留阶段。两天后醒来，他已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但说话很吃力了，只费力对哥哥说了句“你要登记啊！（意思是不要耽误婚期）”我们全家都痛哭失声。
1990年7月18日十时一刻，爸爸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二岁。痛哉！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惟有不尽的怀念，到永远。
2020年7月18日于金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