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
亚历山德拉·特姆丨作
辰列阁丨译
《波士顿评论》奥拉·埃斯特拉达短篇小说年赛获奖作品。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华裔美国律师无意中卷入她郊区邻居的不幸之中。小说行文平淡，不事渲染，着力描述了两位女性的内心需求。一位女性曾经学习钢琴，没有大成，另一位刚好有一架价值8万美元的钢琴。作者巧妙地在表述中“留白”，留给读者自己体会其中情绪的空间。低调的文字记录下两个家庭之间的文化冲突，结尾恰似音乐的休止，而不像不协和和弦的解决。我很高兴地挑选它为2012年度奥拉·埃斯特拉达短篇小说年赛获奖作品。
——萨穆尔·R·德拉尼
我梦到那架钢琴。在森林岗（纽约长岛）的公寓里，我在练琴，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我的食指按下中央C，好像按的是打字机键盘。咚咚的节奏间杂着自来水滴答的声音和钢丝球快速摩擦铝锅的声音——我妈在擦洗锅底烧糊的大蒜和芝麻油。我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弹，无视面前的活页乐谱。我知道，她的手一干就会走进来打开节拍器，瞪我一眼“你干嘛！没有时间。”她在厨房没忙完我就醒了。
卧室里有点儿冷。半梦半醒之间，我抬头看闹钟，七点二十二分。我慢慢清醒，心想今天星期六怎么这么早就醒了？我推开被子猛地坐起来，头有点儿晕。达里尔不到十点不会起床。他好像下巴脱了臼，嘴巴张开着，发出轻轻的均匀的鼾声。我梦到了中国，真罕见。站在床边的木地板上（我和达里尔对地毯颜色的看法不一，还没铺），寒意从脚底顺着双腿向上蔓延。我走到中间窗户前，拉开雪纺绸窗帘。天空蔚蓝，泛着金属光泽。我们的车顶全白了。邻居门前楼梯的弯曲黑色扶手也白了。下雪了。
我们刚刚搬来，时不时我会提醒自己到了新家。起床之后径直走到窗前，梦境在现实的映照下散开了，烟一般飘向天空，这时我最容易分不清身在何处。我心里隐隐希望仍然住在六层，能看见街对面肮脏的公寓大楼，一家窗户上挂着一面墨西哥国旗，像爱国者的舌头在风中扑动。眼前，一排排木瓦屋顶次第排开，道路笔直，像一把尺子丈量着城市到郊区的距离，房屋则是尺子上的刻度。房屋对称地坐落在路两边，简洁明快，看着就让人心情舒畅。有一天我想，这景象要不了多久就会印刻在记忆中。
向外望去，看不真切，眼睛还是有点儿累。街对面那座房子门前台阶上，詹森家八九岁的小男孩一蹦一蹦地往下走——最后一级台阶上突然停下来。他朝房子大喊了一声，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他妈妈在门口出现了，一只手拉紧身上的浴袍，另一只手推开纱门。她张口说话，肯定是在责备什么。男孩拖着脚、低着头走上台阶，进了屋。纱门还没完全弹回去，男孩又出现了，戴着帽子，穿着防雪服，从下到上一直扣到下巴，胳膊垂在身体两侧，和身体形成45度角。
眼前的一幕放在几年前我会写进故事，不过我上法学院之前就不写了，到现在都十年了。上大学后，我在严密紧凑的分析推理中寻找美。我在里面工作的那栋大楼——那座高耸入云、贴满玻璃的塔式建筑、街区第一高楼——正是法律语言的最好体现。穿着西装的男男女女每天同时上班来，又同时下班去。简练精干、完美无缺：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活吗？每天进进出出大楼、参加各种会议、打开一个又一个马尼拉麻质信封、接案结案，从周一到周末，如此往复。这感觉真好。上下班的路上，我也很享受，虽然路途遥远、中途要倒几次车，这就像一本书正文前后的引言和结论一样不可或缺。
男孩子在屋前的小院子里玩得正欢。院子大约15英尺长、5英尺宽，前面紧靠着一排白色的尖桩栏杆。他捏着小雪球，排成一行。雪有点儿麻烦——里面有灰尘，不好捏——不过他已经捏好六个了，正在捏第七个。男孩一点儿也不像他爸爸。那是个粗脖子、急性子的人，名字我不知道。
达里尔和我都没有和詹森先生交谈过，但是这个街区我们看到次数最多的人就是他。他挨家挨户到人家去抱怨，要不就是去把误投他家的邮件扔到邻居门前台阶上。搬来的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他。最后一辆卡车搬空了，天色渐渐变暗，达里尔和我在楼下窗前向外看。今年的霜冻来得较早，细心的家庭主妇把盆栽搬进室内。空气中流动着木头冒烟的气味。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污浊，我慢慢感受到了些许轻松——那一刻时至今日记忆犹新——就在那时，詹森先生冲出家门跑到一对老年夫妇门前，用力拍门。一个衣服肮脏、留着胡须的男人开了门。
詹森先生的声音响亮清晰，不过为了确保听清达里尔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达里尔也是律师，非常喜欢打官司）。“再不把你家该死的狗看紧了，离我家该死的草坪远点儿，我向上帝发誓，我就去举报你刚刚建的那个房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别装作不知道。”男人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反倒是一副厌烦的表情。“我认识建筑委员会的头儿，我举报快得比你说——”詹森先生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想说什么词最快，“——说‘快’还要快。”男人关上门，詹森先生就走了。天渐渐黑了，纯净的天空中一队大雁往常一样向雁巢飞去。“郊区欢迎你。”达里尔打着哈欠说。他关上窗户，我们一起上楼。
三个月后的现在，我擦去窗玻璃上呼出的热气凝结的水珠，看着詹森家的小男孩玩耍。他面容清秀、额头发际较高。戴的帽子一会儿就会滑下来遮住眼睛。他戴着手套，把帽子往上推推，顺手擦去眉毛、鼻子上化了的雪。把达里尔叫醒，让他看看新家的第一场雪？不要叫。我们在一起不想看到小孩子，这件事我们意见不一，至少是在目前。童年我没玩过雪，偶尔也会想也许玩过吧。不过，住在皇后区的时候，我从来不会第一个在一大片雪地上留下脚印。我妈常跟我说，你永远猜不到捧起一捧雪会露出什么。中学的时候，有一天下雪了，广播里说所有公立学校停课。可是，我妈一定要我到学校看个究竟。学校在市区那边，坐完公交车还要步行十个街区才到。
男孩做完了八个雪球，沿着栅栏排成一排，像兵工厂的炮弹。他停下站起来，后退一步欣赏自己的作品。他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肌肉似乎僵硬了，瞬间又松弛了，紧接着身体也松弛了，身子一歪倒在雪地上，身体快速、急剧抽搐起来。防雪服的兜帽掉下来了，帽子顶到了雪里面。我胸口一紧，睡意顿消，来到室外，从栅栏的白色板条之间看过去男孩的身体成了一道一道绿色的条纹，纹丝不动。
我穿着大靴子、三步并作两步往街对面走，心想他妈妈开门看到我会怎么想呢。天空特别亮、特别蓝，我眨眨眼睛努力适应光线。万分紧张的时刻，感觉会变得恍惚。我心砰砰直跳按下门铃，詹森太太开了门。她一看到是我，脸上立即严肃起来。
“早安。”她像是在问话，一边说一边把长袍的腰部紧了紧。
“你儿子——”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声音轻得像耳语，边说边伸出胳膊指向小男孩。我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去，詹森太太就从我身边挤过去，跑到儿子身边。她蹲下，摸摸他的脸，又推推他的身子。男孩的一只手套掉了，手心向上耷拉在积雪上，看上去那么不自然，像燃烧着的炉子上方随意搭着的一只手。她喃喃地说“醒醒，丹尼尔”，一遍又一遍。她光着的脚和雪一样白。
“有什么事我可以——”
“进去叫救护车。”她的声音轻得像耳语，像是对他儿子说的。我愣了一下。“去啊！”她抬头大喊。
我走进她家。在门口我下意识地要脱鞋，发现没穿袜子，就不脱了。我母亲要是看到了一定会大吃一惊。
她家房子的结构和我家差不多。我走进厨房，找到电话，打了911。我挂断电话，这时客厅里的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眼神：一个平整、光滑的暗色木板。我伸长脖子仔细看，真的和我猜想的一样，一架三角钢琴。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座房子里看到三角钢琴。非常突兀。我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这么漂亮的乐器他们家谁也没有水平让它哪怕是一小部分的表现能力发挥出来。
那年我肯定九岁了。我妈在家附近的街角看到一架坏了的钢琴（纽约人总是把垃圾扔在街上），拿钱叫一个流浪汉把它拖到货运电梯上拉回家。我妈在中国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帮我们修好了钢琴。免费的，也许她什么时候帮过他。我妈天天说捡到这架钢琴是我的运气。我每周上一次钢琴课，一个牙齿掉光了的中国老妇人教的，我妈拿食品给她当报酬。我在律师事务所领到了第一个月的丰厚工资。拿这些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的公寓买了一架新的钢琴。她笑了，礼貌地说谢谢，却不肯把旧的扔掉。劝了她好几次她都不听，过了一些日子我只好把钢琴拿回家。
搬家的时候，我们把立式旧钢琴卖了，打算买个新的，更好的。现在要还新的抵押贷款、要缴纳种种税款，钱有点儿紧张，买钢琴完全顾不上了。之前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没钢琴用呢。我向詹森家的三角钢琴走近一步，突然想起了小男孩。我向室外走去，心想这八万的钢琴他们真的需要吗，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呢。男孩妈妈靠着儿子坐在雪地里，手扣在一起放在膝盖之间。她约莫比我大十岁。
“不会有事的。”她嘴唇动了动，几乎听不见声音，生怕把儿子吵醒，双眼失神。
“我叫了救护车。”
“好。”
“我回去穿衣服，一会儿就回来。”
“好的。”
我转过身艰难地走回家。再次出门的时候，我听到警笛在响、看到警灯在闪，救护车拐上我们大街。穿着白色制服的几个男人跳下救护车，跑到詹森太太和她儿子跟前。开车的人也是队长，站在一边。
“发生了什么事，夫人？”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詹森太太反反复复地说，突然放声大哭，哭声又渐渐变成了抽泣。她紧紧抱住儿子，手指陷入了他身上的防雪服。
“是我发现的。”我在那些人身后说。一个人转过身看着我，其余两个人连忙松开女人抱住儿子的手，把他抬到担架上。
“我看到他跌倒了。从我家窗户看到的。我看他是痉挛。”
“你都看到什么？”那个救护人语速缓慢、一字一顿地问，怕我听不懂英语。
“他跌倒了，就开始颤抖。”
“多长时间？”
“我看到他开始颤抖，等我到室外就停了。十秒到一分钟之间，我估计。”
“疑似痉挛。”他对另外两个正把担架往救护车上抬的人喊道。
“你儿子不会有事的。”他对脸色苍白的女人说。她已经站起来走了，注视着他们把儿子抬走。我没注意到她什么时候停止哭泣的。她的双眼没有一点儿光泽。
“我去穿鞋，等我一下，我和你们一起走。”她对队长说。
“你可以自己开车，跟在我们后面？这样的话，你儿子醒了就可以把他带回家了。”这个建议詹森太太听了很有道理，她点点头。
“圣安德鲁医院。路认识吗？”他加了一句。
“杰里在那儿缝过针。”她说，看着我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很不一样，好像我们三个是在派对上闲聊。
“路很好认，夫人，9号公路一直往前开，然后——”
“我说了我知道怎么走。”
队长上车，开车走了。男孩的母亲站在那儿目送救护车，我站在她身边。
“我去穿鞋。”女人好久才说，然后走进屋内，我站在原地没动。她回来了，头发推到了后面，扎了个低低的马尾辫。
“走吧。”她边上车边说。我无法拒绝，跟着上了车。一开始，我们都没说话。我盯着路面上的黄色虚线，看着它消失在车底下。男孩肯定不会有问题。痉挛每天都在发生。我办公室一个同事就有癫痫病，他吃药，就能控制病情。
“你和先生刚刚搬来的？”她问，视线没有离开路面。她的语气平稳，嗓音听起来适合呼喊口令和高谈阔论。可能是波士顿口音，也可能是嗓子哭哑了。
“是啊，搬来没几个月。”
“附近很少看到你们俩。你很早出门上班，还是？”
“是啊。我是律师。我先生也是。我俩都是律师。”
“律师，都是律师？厉害啊。法学院认识的？”
“不是。说起来很好笑，我找工作面试，他是面试官。”
“是吗？”她说。我在等她问我有没有得到那份工作——谁都会问——但她没问。
“你和先生上班吗？”我问她。
“我不上班。以前上班，生了丹尼后就没再去了。杰里做的是货运业。”杰里自己开货运车，还是他开货运公司、别人给他开货运车，我没听出来。反正过后我会告诉达里尔，詹森先生是个卡车司机，他听了一定会开怀大笑。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她问我。
“我们刚刚从城里搬过来。”
“不，我是说你们小时候。”这样问我懂了。
“我是在中国出生的，不过从小到大都在纽约生活。不到一岁就来美国了。”
“哦，中国。我妹妹去年到中国旅游了。她说中国很美。
“我没去过中国。来美国之后就没去过。”我说。
“你先生，他不是中国人吧？”她皱起眉头，好像是在费力回想一系列事情的前后顺序。一个冲动在我心里升起，告诉她达里尔是中国人，看看她信不信。
“不是，他不是中国人。”
我们又都不说话了。路上的雪推到了路边，排成一个一个肮脏的雪堆。小车飞速超车，激起的泥水喷到其他车上。
“抱歉，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说。
“我叫安。你呢？”她说。
“多琳。”
“多琳。”她轻声念了一下，好像在思考这个名字的含义。安高颧骨、长下巴，心形脸，鼻翼到嘴角的线条好像刀刻的一样，很深。我想象不出她和丈夫相遇的情景，想象不出她看到丈夫苹果似的脸时失神的样子。我努力驱散着这些遐想，脑海里出现的却是这样的画面：他湿润的双唇含住她的双唇，她纤细、淡白的身体缠住他的身体，快乐地颤抖。一阵恶心涌起，想吐。我使劲儿去想其他东西，就想到了那架钢琴。
“我无意间看到了你们家的钢琴。”我试探着问她，“琴很漂亮。”
“那架斯坦威？是很漂亮，我很喜欢。”
我很想听她多说说琴的情况，追问她合不合适呢？我忍不住问她：“这琴好久了吧？”
“准确说，”她似乎脑子里正在计算时间，“到现在一年多了。原来是杰里妈妈的，她过世后把琴留给两个儿子。杰里哥哥要了房子，我们就要了钢琴。”她咯咯一笑接着说：“我知道这不公平，但是我们已经有了房子。不过，”她向我侧过身子，瞥了我一眼，从嘴角里挤出一句话，“对奈德你可不能这么说。”
“我明白。”我答。
医院在公路右边，我们开过之后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我们看见急救部的标志，沿着箭头向右边开去。安停好车，我们松了安全带，打开车门，走向医院，脚步出奇地一致。一位护士指引我们去丹尼尔的病房。她坐在一扇有活动窗格的窗户后面，那儿像个加油站。我们乘坐电梯，数着楼层数字直到丹尼尔那层。丹尼尔躺在床上，看上去很瘦小。他的呼吸平稳、安静。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他的脸，脸型很像他妈妈，长大了一定是个美少年。带我们进来的护士说，丹尼尔的医生一会儿就来，让我们在病房等。
安走到床边、俯在儿子身上，柔声细语地说：“哎，宝贝儿，嗨，丹尼，是妈妈。”她的嘴唇一张一合说着话，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听见几个词。又来了一个护士，用手指给男孩把脉，接着在床尾的写字板上写下什么，然后说“医生马上就到。”
过了几分钟，医生走进来，在身后轻轻关上门。他不高、秃顶、犹太人长相。
“您叫——”他看着手里的写字板问。
“詹森，安·詹森。”
他向她伸出右手，安伸手握了握。
“你是——”
“多琳，我朋友。”她说。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列维医生，你儿子的医生，詹森太太。丹尼痉挛，初步判断现在处于深度睡眠中。身体休克就会这样。不用慌张。我们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过他醒来后我们会进行一系列检查。请不要着急。”
“他怎么还睡着呢？”
“他的身体还没从痉挛中完全恢复。”
“才一两分钟，怎么就需要恢复了呀？没发生什么意外，我儿子也没有癫痫——”
“有些小孩会痉挛。坦白跟你说，詹森太太，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医生交叉起两臂，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很干净、剪得很短。我心里在想，这双手白天触碰临终病人还有各种病人，晚上回去又抚摸自己的妻儿该是什么样的感觉。安不说话了，远远地看着儿子。
“我先生有事出城了。他一有空就会赶过来。也许今晚就来。”
“好的。让你先生小心开车，詹森太太。”医生微笑着说，把写字板抱到胸前，好像抱的是一手好牌。“你儿子一定会好起来。几个小时后我再来检查。”
医生离开病房，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九点半过几分。我先生还不知道我在医院。我正要告诉安我要打电话给他，安眼睛还盯着儿子突然把椅子拉到我面前，抓住我的手。安低下头看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像是看着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奇宝贝，又像是看着儿子在沙滩上捡到的贝壳，拿在手里骄傲地举在她眼前。她的表情，和几分钟前在医生面前的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是高兴了。在他儿子病房，这样的表情很不适当。她不松手，我的目光沿着输液器的管子从他床头的葡萄糖药瓶移动到他手臂上的针头，祈祷着丹尼尔你千万别在这个时候醒过来。再坚持五分钟，丹尼尔，我心里说。安抬起头看着我的脸：“说真的，多琳，你知道吗？我还从来没和中国人握过手呢。很特别吧？”
她摇了摇头，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我正要随便回应，她又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碰过中国人的手呢。”
安又低下头。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但是我只是看着病床上熟睡的丹尼尔，尽量不去想手。我想起那天早晨我在床上醒来，根本没料到一会儿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渴望那种感觉，那种久违的温馨，闭着眼睛躺着、感受到先生就在身边，反正是星期六、工作台上不会有案件材料等着处理。我想起我刚刚起床后的双眼看到詹森家的房子，在天幕上映出一个简洁的白色轮廓。我想起那架钢琴，非常漂亮、制作精良，和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就像此时我被她抓住的手。
大约过了一分钟，我说：“噢，我得给我先生打个电话。”
我站起来，手滑出她的手。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尽头，拿出手机。
“这里不能打电话。”一个护士提醒，“这都不懂”的语气。我走进电梯下楼。
到了候诊室我给达里尔打电话。
“喂？”他起床了。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哪里。他问要不要来接我，我说要，快点儿来。他说，好的，十五分钟就到。我们挂了电话。坐在我对面的一对夫妇，看上去好几天没合眼了。丈夫两眼直愣愣的，紧靠身边的妻子，膝盖上放着本杂志，飞快地翻动，根本没看。
一个护士在我面前边走边喊：“卡普兰医生，有人呼叫！”
那位父亲跳起来，眼睛猛地睁大了，妻子抓住他的腿，好像要拦着他跳楼似的。“不是找你——”妻子没有说下去。丈夫明白与他无关，重重地坐下哭起来。一个男人双手抱头、失声痛苦，我不记得还有哪一次看到过。妻子的胳膊搂住他的背，转过脸去靠在他的腰上。他轻声哭泣，腰部抖动着。大厅里，医生、护士、人人匆匆地来来去去。男人的哭声淹没在鞋后跟的咔哒声、压低的交谈声和电梯的铃声里。我站起来去等电梯。电梯来了，我按下五楼，注视着一动没动的那对夫妇，电梯门关上了，一股刺痛的感觉从我的胃里升腾到我的喉咙。我拼命地往下压，痛感才消散了。
回到病房，我发现安的眼睛红红的、有泪水。我对她说，我先生开车来了，我要到楼下等他。“丹尼尔的情况请一定打电话告诉我。”说完我给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王多琳，法学博士，住宅电话：914-588-6089。安说她会打的。我来到楼下，那对夫妇已经离开了。
尽管寒气逼人，我还是到外面等我先生。空气凛冽干燥，我感到舒坦。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阳光照在我家灰色的尼桑车上，光芒向我移来。达里尔还穿着睡衣，他侧过身打开有故障的车门。我上车，亲亲他的脸颊。他很担心的样子，我向他微笑。
“不会有事的。”我说，“医生说现在睡着了。”
“你走了我都没醒，怎么会这样？”达里尔说。
“不要紧。”我说完笑了笑，要他相信是真的不要紧。他发动汽车，我们一起开回家。
到家了，我做早餐——鸡蛋、培根和吐司——吃完饭我们看报纸。他亲了亲我的头顶，说要出去跑步。
晚上，达里尔和我在床上看电视，十一点多关了灯。三点四十四分，我已经睡着了，电话响起。我探过身下意识地拿起电话。
“他走了。”她的声音浑浊而沉重，似乎这句话已经说了千百遍，没有任何意义。“大约一个小时前。医院说是动脉瘤。扫描没检查出来。”
我无言以对，不知道该说什么，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心脏砰砰跳得厉害，血液沸腾得要撑破血管。安继续说道：
“生活眨眼就变了，多琳。”她说出这个冰冷的结语。电话那头，她的呼吸很沉重，非常费力地吞咽了一下，我担心她喘不过气来。“谢谢你今天陪我。”
“不用谢，谁都会这样做。不用客气。”我结结巴巴地说。
她的呼吸还很沉重。
“有什么我帮得上的，请——”
安哭了。一开始呼吸很平稳，还听不出来，后来就很明显了。这是极度的悲伤。过了一会儿，她不哭了，呼吸恢复正常，叹口气、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谢谢你，多琳。晚安。”
没等“安”字说完，安就挂断了电话。她舌头接触上腭的声音和电话挂断的“咔哒”声几乎同时传到我耳朵。我手里的听筒还贴在耳边，忘了该怎么做。我还不认识丹尼尔，我对自己说。他和巴勒斯坦、达尔富尔甚至皇后区的任何一个死去的男孩没什么不同。他可以是这些地方的任何一个男孩。我感觉到达里尔的手把我手里的听筒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到电话机上，像是把熟睡的婴儿放回摇篮。他抚摸我的脸庞，我不喜欢，但又希望他的手不要拿开。我是最后一个看到丹尼尔眼睛的人。
“我很遗憾，小琳。”他轻声说。我想告诉他，要他从全班照片找出丹尼尔来他怕是也做不到。可是我又有什么资格这么想呢？我和男孩也没说过话呀。
“我想去散步。”我嘴里冒出这句话。
“这个时候？”
我下床穿运动长裤。“我陪你去？”他问。
“不用，我就是想走走。一会儿就回来。”我摸了一下他的手，走出房间。
积雪结了一层不薄的冰，靴子踩在上面清脆地嘎吱嘎吱响。月牙挂在天上，朗朗的夜空特别明亮。月色清冷、似有霜意，正合我的心情。我踏上门前的路，仰望点点繁星。这时，一个想法浮现在脑海，控制了我的手脚。我走到街对面，来到詹森家门前。我不敢看那整齐排列的雪球，男孩离开后一点儿都没变。看了我会失控。车道上没有车。我扭门把，门开了。电影里这样的场景我向来是十分讨厌的：角色敲门没人应，径直进屋，常常有杀手在厨房等着他。这是我自己的场景，我不怕。
屋里很黑。我脱去靴子，看见门边有一双小网球鞋。一只靠在另一只上，一看就知道他脱的时候没用手，一只鞋的脚跟踩着另一只鞋的脚尖蹭掉的。我弯腰把鞋并排放平，和在买来的店里摆放的一样。
我小心地走进厨房。厨房里整洁、干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灶台上湿海绵留下的印迹清晰可辨。铬白色的冰箱和旁边的白色的橱柜不太协调。我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向隔壁房间望去，钢琴就在那儿。顶盖开着，黑暗中好像一只睡着的动物，翅膀收拢在背上。我的双脚离开厨房的油毡地面，踩到长毛地毯上。我拉出琴凳坐下，打开琴盖露出整净牙齿般皓白的琴键。
我记忆的闸门开了，满脑子都是节拍器的声音和逼着练琴的画面。我妈拿着木勺子敲着墙壁跟节拍。快点，快点，快点，她跟着节拍催我。我抬起手张开手指形成一个和弦，一根手指放在一个琴键上按下去，太轻了钢琴没有发出声音。我大声地弹出和弦。琴声在室内回荡，像教堂的钟声，韵涵着意志和理性。我把耳朵贴在这乐器上，像是在听它的心跳。
我闭上眼睛弹奏起来。我弹我见过的、记得的音乐，甚至没见过、不记得的也弹出来了。音符一个接一个流淌出来，几个一团拥在一起，就像那些雪球，月光下散发着微微的蓝光，都冰住了，冻结在坚硬的大地上。我想起了妈妈为了把我带到这个国家放弃了许多许多。我想起了生病时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试我的体温，上学前她用潮湿的手掌轻轻把我唤醒。我想起了达里尔，他需要的我却没有给他。我想起了安，还有她握我手的那只手。多年来我心中无法言说的强烈郁愤之情，此刻随着串串音符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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