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9月10日，星期四，第36个教师节。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微信群里偶尔发来一两位学生或家长的祝福，不激动，也不怅然。36个教师节，咱也跟着过了29个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如果让我写一篇作文《难忘的教师节》，那可就难为死我啦，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只让学生写，孩子们想象力丰富，乱写一通不疼不痒的大瞎话，让我读来，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
墙角的档案柜里，有三盒”干部档案”，那是三位老教师的档案，都已经去世多年。2015年县教体局整理档案，把已故人员的档案都退到了原单位，说是让家属领取后做个念想。我把档案拿到了学校，然后一一联系家属。现在，五年过去了，三盒档案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或许是他们的亲人怕睹物思人，不愿意再见到这些遗物。亦或许是虽然他们的档案盒上写的是”干部”，他们的亲人却丝毫没有感受到半点荣光，有的只是跟随他受苦受穷，甚至蒙受灾难的记忆吧，他们想忘掉，忘掉这一切，让它们跟这个人随风而去吧。
张XX,档案号：QC0036
张老师生于1930年，如果活到现在，该90岁了。但他却在60岁那年，死在了去县城办离休手续的路上。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戴了一顶崭新的草帽，个子很高，说话的声音像洪钟，就是旧电影里正面人物的标准式样。几位村口的老头子到现在还记得他走的时候有说有笑，半晌被拉回来时，人就没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张老师在我们村小教学。那时候村小只有四位老师，除张老师是公办老师外，我父亲和其他两位老师都是民办老师。每到月底发工资，张老师一个人领六十六块六毛，我父亲他们三个一共领六十六块三毛，一个人二十二块一。当时公办老师地位很高，村里还专门为他配了一位厨师给他做饭。
张老师是个很大方的人，每次领到工资，就拿出十几块钱来，让厨师割来一大块肉，买上两瓶酒，等学生放学了，几个人就围坐在小厨房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每当这一天放学，他总会在教室门外盯着，看我背着书包跑出教室，就一把揪住我的胳臂，拎进小厨房里。小厨房的正中摆着一张小桌子，我父亲他们几个人笑呵呵地围在桌边，桌子中间摆着一盆热气腾腾的炖猪肉。靠近窗边是灶台，上面放着一个小碗，也是满满的一碗肉。灶台旁边摆了一个小板凳。我放下书包，坐在小板凳上，大快朵颐。到现在我还总觉得之所以到后来下定决心考师范学校，很大原因就是以为做了公办老师也能像张老师一样吃上炖肉吧。他们几个人喝得很热闹，张老师酒量很好，等我吃完肉背起书包跑出小厨房时，我父亲他们几个已经喝得舌头都短了。可别担心，张老师会配解酒药，一把花花草草，大茶壶里一放，这边喝酒，那边煮茶，酒后一人一碗，下午上课一个个红光满面，上课时精神抖擞，绝不误事。我们学校哪个孩子有个头疼脑热或是拉肚子，从来不找村里的赤脚医生。他一把拉过来，摸摸脉象，翻开眼皮看看。接着站起身，从墙角的一个褡裢里摸出一些花花草草，那都是他平时在河堤沟渠里采来洗净晒干的。放在一个小砂锅里熬好凉凉，一小碗喝下去，药到病除。他还会打针，我那时候身体弱，一有不舒服，最怕他不去拿那些花花草草，而是翻开桌子右边的柜子，里面整整齐齐码放这一盒盒药水。他翻开边上那个铁盒子，里面放着一个发亮的玻璃注射器，看见那明晃晃的针头，我总是撒腿就跑。他一把把我揪住，两条长腿一夹，我就动弹不得了。我一直到现在还怕打针。（张老师档案里特长一栏，都是填的“祖传中医”）
我回到家，娘早就做好了饭。看见我，一边盛饭一边问爹到哪儿去了。我拍拍肚皮，说：“我不吃饭了，有一碗肉在里面了。”娘噗嗤一笑。知道老师们又发工资了。自己端起碗来一面吃一面唠叨：“这几年，张老师可算是熬出头了。那些年被打成*派，可是受了罪了。大儿子被打死了，二儿子也疯了，一个闺女在生产队里喂牲口，让骡子踢折了腿，到现在还是个瘸子。”（张老师的档案里，有一份*派鉴定表，是1958年的；一份*派平反表，是1979年的。）
我不懂娘在唠叨些啥，只记得他那时候教我们写毛笔字，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杨门女将》。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直到现在，有些老房子上还留有他写的标语，行书如行云流水，楷书俊秀挺拔。我现在的书法功底和对文学的爱好，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
高XX，档案号：QC0142
高老师死的那天，我领着学生在县城参加春季运动会。吃晌午饭时，教办室主任来看我们，见到我就说：“高老师死了，昨天下午上课的时候，栽倒在讲台上，拉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我今天下午要到教育局去，看能不能给他多争取几个丧葬费。你在这里多费心，能拿个名次就拿个名次，不能拿个名次也就罢了，只要保证学生平平安安就行。”他像连珠炮一样，把我给轰蒙了。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就站起身，摆摆手，风风火火地走了。我吃了一半儿的饭再也咽不下了。
高老师是我们村的，教我数学，跟我爹特别要好，上学时是对我要求最严的，我学习偷懒，他揍我揍得比我爹都狠。他跟我爹都是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二十二块一毛，家徒四壁，所以他们每次和张老师喝过酒，都会说我的脑子聪明，以后要有出息，最起码也得考个公办老师。高老师有两个儿子，一个上四年级，一个上一年级，用他的话讲，都是榆木脑袋，咋教也教不会，将来是拡牛腿的料。
高老师命很苦，小儿子刚满月，老婆就因为和婆婆生气喝农药死了。他整天守着学校，孩子饥一顿饱一顿，热一顿冷一顿的。我娘常常帮他们缝缝补补，乡亲们也时不时周济他一下。他的画画得很好，那些年谁家盖个房子，就请他去画山头，刻砖花。请他喝酒，他也不推辞。有时喝多了就跑到老婆坟上哭，我跟着爹去坟上找他，总能看见他蜷缩在坟头边，瘦得像一条受了伤的柴狗，满脸的鼻涕和泥，浑身上下都是土，跟刚从坟里爬出来一样。第二天上课，他像换了个人，一身干净衣服，瘦小的脸有些苍白，讲起课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我时常担心外面起一阵风，会把他刮走。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正在上课。（我们那时的农村是不放暑假的，因为老师家里都有地，只放麦收假和秋收假）突然来了两个穿白色制服的人，把高老师带走了。下课以后，听五年级的大孩子说，那是两个公安局的，把高老师抓走了。他的两个儿子一听，都急得大哭起来。我爹就把那几个孩子揍了一顿，说他们嘴贱。我们二年级的几十个同学听说高老师出事了，都吓得趴在教室里一动不动，生怕自己也被抓起来。后来听爹说高老师为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刻印章，那孩子在外面下海做生意，办公司，后来赔了钱搞诈骗，高老师好心办了坏事。老支书来到学校，看到几十个孩子扔在那里没人管，就去乡里反映，求爷爷告奶奶，把自己种的半亩芝麻磨成两大壶香油，送了人情，才算把高老师保了出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给别人刻过一枚印章。后来他刻根雕，想让我跟他学，我想起他被抓的事，怎么也不肯跟他学雕刻。
高老师转正不到一年，领了十个月的公办老师工资，那年他56岁。我爹说，出殡那天，隔壁当官的邻居为儿子办喜事，嫌晦气，用大红布跟他家隔了一道屏障，高朋满座，喜气洋洋。很多乡亲都到那里帮忙，高老师的丧事冷了场。可他们班三十多个孩子不论辈分大小，有的高老师还得喊他们叔叔或爷爷的，都去给高老师磕头，跟在灵车后面，哭得比他俩儿子都痛，爹娘老子拉都拉不走。
刘XX，档案号：QC0256
前些年我的孩子小，还两地分居，就要求到本村小学教书。小学校已经物是人非了，原来的老教师退的退，死的死。只有刘老师还在坚守阵地，由于档案年龄小，没有退休。原来我是他的学生，现在他是我的同事。刘老师开玩笑说：“你在外边转了一圈，哄了个媳妇儿，又回来了。”我一笑，不置可否，细细一想，也就是那么回事。
刘老师和我教同一个班级，他教了几十年的数学，我教语文。刘老师讲课不善言语，讲过例题就不再说话，学生自己练习，他就边转边看，谁做错了他就在本子上圈圈点点，也不说话，孩子就明白了，立刻纠正。有一回县教研室来听随堂课，一共听了三节，评课的时候，对英语课和语文课，叨叨叨，叨叨叨，评了一大通。最后说到刘老师的数学课，说是听不懂，讲的啥也不是，没法评。我们都很尴尬，李老师用手摸摸下巴底下那个伤疤，干咳了两声，也没说话。县里要推三步教学法，刘老师觉得是在搞形式，讲的课还是老套路，所以评委才这么说他。等评委走了，他才轻声嘟囔了一句：“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说着从抽屉里拿出烟和火机，出去了。他烟瘾很大，我小时候上学，他们办公室里总是烟雾缭绕，现在却从来不在办公室吸烟，一个人走到操场的一角，过足烟瘾才回来。
刘老师年轻时候当过**兵，这是他给我讲毛主席的时候提起的。他说那时候他们整日整夜不睡觉，扒火车去北京，要去见毛主席。，一路上不要票，只要亮出大队证明和毛主席语录本，走到哪里都管饭。到了天安门，人山人海，远远地望见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他们招手，他激动得直跳，眼泪都下来了。每当讲到这里，他瘦削的脸上就堆满了骄傲，高凸的喉结一抖一抖，下巴上的伤疤红得发亮。那条伤疤，他从来没有说起过。听爹说那一年斗*派，斗张老师，一个**兵拿起一把镰刀，照着张老师的头就砍。正好刘老师也一脚把张老师踢倒，自己一个趔趄摔倒在张老师身上，镰刀砍在刘老师下巴上，拾了个“误伤”。
刘老师的毛笔字写的就是毛体，在教师书法赛上得过不少奖。他每天到校总是很早，不管再忙，总是先拿起毛笔写几个字，然后细细地端详一阵，接着用手空书一阵，满意了，自己笑笑，才放下笔。然后就去教室，学生陆陆续续来，他就一个一个检查他们的作业。他们班有几个懒家伙，总是远远地看到他，急急忙忙扭头跑出校门口，坐到地头上补作业，慌慌张张补完，才敢进教室。如果有人不做作业，刘老师就会在放学的时候把他留在教室，从早上到天黑，他不吃不喝，学生也不吃不喝。有的家长来叫孩子吃饭，一看是刘老师，伸伸舌头，又跑回家了。因为他们也是刘老师的学生，自己小时候也被圈过。老婆叫他吃饭，他抬起头白她一眼，叫急了就骂上两句，他噗嗤一笑，关上教室门。刘老师家里种了十几亩地，不到星期天，他绝不到地里干活，老婆就整天趴在地里拼命干，老婆偶尔骂上两句，他也不出声。
职称评定是一件很大的事，一些人为了评职称总是闹得乌烟瘴气的，有哭的也有笑的。刘老师总是很淡定，不去比也不去争。他说犯不着，多活两年就什么都有了。可命运就是跟他开玩笑，54岁那年，他得了食道癌。农村人说，这种病吃麦不吃秋，吃秋不吃麦，他是吃了新麦以后走的。那些天他依然呆在学校里，不去医院。我常常盯着他下巴上的伤疤和凸出的喉结，没话找话说上几句。他很平静，平静地像一碗水。有时留下学生，到了吃饭的点儿，他还不回家，老婆就用手巾包了碗，把饭送到学校，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努力地吞咽，帮他擦去嘴角的饭粒。然后默默收起饭碗离开。刘老师的档案材料很少，里面只有一份小学一级教师评审表和工作经历表。
去年我们学校搬迁，清理档案室时。有人说把那三份档案扔了吧，死人的东西，晦气。我不想扔掉他们，悄悄地用塑料袋收起来，放在了新学校档案室的一角。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