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到达老太太的家里之前，我是不知道自己有个室友的。我走进客厅时她刚好从二楼下来，老太太便介绍我们认识。她叫Zita。这是整个交流过程中我唯一听懂的信息。

“她看上去不小了”，我心想，“可能有四十了吧”。但我知道外国人第一次见面是不能问年龄的。我好奇她的身份，以为她是老太太的女儿，可是她们的熟稔中似乎带着客气。我们坐下来一起吃早餐，她偶尔问我两句，我也听不懂，老太太就把话题接过去，跟她聊起来。我一边保持着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笑容，一边继续猜测她的身份。终于，她吃完早餐出门了。

房间里只剩了我和老太太。这个时候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我琢磨着如何打探Zita的身份，直接问总是不太妥当的，他们一定在介绍的时候说过了，只是我没听懂。所以我必须问一个聪明的问题！这个问题要自然，还有极大的可能性让老太太自曝Zita的信息。我经过一番思考，组织了一下语法，问老太太：“Zita今天要去哪儿？”果然老太太的回答正中我下怀！我这才知道Zita是一名法语老师，来维希的语言学校进修，也算是我同学了，和我一样寄住在老太太家里。至于其他的信息，我没听懂。

就这样，我在一个话唠法国老太太和一个专业法语老师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寄宿生活。我原以为晚餐时间会是我的口语课，没想到是听力课。每天听着她们俩在饭桌上谈笑风生，而我只能像个傻子一样笨拙地用刀叉对付盘子里的食物，然后在突然被cue到的时候冲她俩傻笑。她瘦瘦高高的，穿着朴素，一副贤妻良母、勤俭持家的模样，可是又经常晚上出去聚会到很晚。她有一个儿子，和我一般大，学计算机，可始终没给我看他的照片。第一天时她可能是暗自诧异我低劣的法语水平，也可能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话题，便问我学了多久法语。我回答说学了五个月，因为自尊心作祟，我又补充了一句“周末的时候学”，似乎这样我就不会太难堪。Zita或许看出了我的尴尬，便开玩笑地对老太太说：“那她很厉害了！我只学五个月可能只学会了‘你好’呢！”后来得知我上过法语外教的课后，又立马从一个法语老师的角度向老太太夸我：“难怪，你看她虽然不太会表达，但发音很地道，完全没有外国人的口音，这很难得。”我当时觉得Zita真是个好人。

因为差了一个辈分，我和Zita一直找不到共同语言。也因为我的语言水平可能只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孩子，再加上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我整个人都呈现出低龄幼儿的生活状态。Zita对我多半是“你昨晚睡得好吗？”之类的嘘寒问暖，我对Zita经常是“天上有星星诶”这样的没话找话。但她总是和老太太一样，喜欢用慈祥的眼光看着我，尤其当我犯蠢的时候，好像真的在看一个三岁小孩儿。但她的眼神是善意的，就像一个老师看着自己有智力障碍的学生一样，温柔、有耐心，同时充满了困惑和无奈。

尽管如此，我依旧没有对Zita产生心理上的依赖。她不像老太太如对待亲生孙女一样地对待我，Zita始终让我觉得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记得我喝不惯原味的酸奶，每次都加好多糖。后来老太太为了迁就我，有一天把酸奶都换成了水果味的。看着我惊喜的表情，老太太特别满足，说是特意去超市给我买的。她问Zita觉得怎么样，Zita瘪瘪嘴，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喜欢：“这个好奇怪，又酸又甜的。”我当时觉得Zita才奇怪。后来老太太为了迁就我们俩，桌上总是备着不同的酸奶，Zita喝酸的，我喝甜的。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我觉得我和Zita中间隔了一整座无法跨越的大山。

我当时特别羡慕朋友们的室友，因为都是同龄人，可以一起上下学，也可以一起玩。我和Zita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可总是各过各的，晚餐听她和老太太谈笑风生几乎是唯一的交集了。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不痛不痒、相安无事地度过一个月，没想到分离来得猝不及防。第一周周末的晚上，晚餐的地点从客厅搬到了阳台上，我之前只有第一顿饭是在那吃的。老太太还拿了酒出来喝，可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顿饭有什么不同，只以为是单纯的周末放松。直到吃完饭后一直坐到晚上10点没人离场，我从“天上有星星诶”说到中国的雾霾和光污染，再也找不到尬聊的话题了，于是趁老太太去厨房的空档，问Zita要寄宿多久，没想到Zita说：“我明天就走了。”我以为我听错了，又确认了几遍。原来在我听不懂她和老太太的谈笑风生中，离别的时刻早已定下。

所以说到底，我和Zita只相处了一周的时间，而且生活得像两条平行线。我以为我在回忆这个中年妇女的时候不会有太多想说的话，毕竟她离开时我也不曾感到太多不舍，没想到相处不多的这些细节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脑中。2017年的元旦，在老太太的指示下，我给她发了一封邮件祝她新年快乐，过了大半个月她才回复我，说匈牙利下雪了。我那时才知道，哦，原来我的第一个室友来自匈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