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正非咖啡对话（第二期）创新、规则、信任
2019年9月26日，深圳
主持人：我们讲到了中国隐私保护数据，大家都这么保护的话，创新公司从哪儿获得数据呢？
Peter Cochrane：您想免费获得很多东西吗？假设说我今晚生病，我在英国是有病例的，我在中国生病了因为GDPR，医院没有办法获得我在英国的病例，因为有数据保护的规定，在中国获得不了我的病例和其他的个人信息。如果我生病了，我很愿意提供我的个人信息来帮助我的治疗。在疾病诊断的时候，我是特别愿意贡献我的个人数据给医生来诊断病情。
我觉得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这会不会对我的个人、对我的家庭造成安全问题？首先对我个人来说，我会考虑这对我的生活有没有便利性，这是我个人考虑的。是不是让你的生活更便利呢？比如说你需要病例的话，我是愿意提供给你来诊断我的病情的。如果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好好地照顾我。
Jerry Kaplan：我觉得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隐私保护法律，因为涉及到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法律问题，比方说中国跟美国就不一样，这有着历史原因。在欧洲也会有不一样的法律要求，AI是需要大量数据的。因此中国有数据，所以可以更好地应用人工智能，从而从AI当中获得更多的便利。包括数据集在中国是更丰富的，首先中国有更多的数据，美国没有那么多数据，美国甚至不能理解数据的量有多重要。
其实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发现上海的人口比德克萨斯州的人口要多。在中国会说英语的人比美国人口会说英语的人要多。我觉得这个量的概念，美国还没有明白。如果有数据，并且能够建立数据之间的关系、建立数据集就能用好AI，这一点在中国更容易实现。
张文林：我想补充一点，其实并不是要获得所有的数据才可以实现技术进步。根据我们的分析，需要的是去识别出正确类型的数据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获得所有的隐私数据，不需要全集。可能在初期阶段有些互联网公司并没有真正的搞清楚需要什么类型的数据，有过这样的探索。但是现在大家已经逐步认识到了必须要尊重数据隐私的保护，而且需要尊重个人。比如说像Peter刚才说的，我们会贡献价值，我们只是需要用最小化的数据，然后产出最大可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