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之路，走的很艰难，很刻苦，应该是生性愚钝，接受能力的确很差，好在我算是比较勤奋，最后勉强还过得去。我的孩子显然继承了我的愚钝而没继承我的勤奋。
我的小学和一件大好事
由于爸爸很早就要上班的关系，我从小上学就跟他一起出门，坐他的自行车顺路去学校，因为他走的太早，我们家的早饭自然也全部提前，当爸爸把我放到校门口时，上小学高年级早自习的哥哥姐姐们还没有下早自习，我要一直等，等他们下了早自习，然后回家吃早饭，再返回学校上上午的课，我的上午第一节课也算正式开始。我去学校那么早，其实并不都是学习的，多数就是在校园里瞎转悠，坐在那里发发呆，当然也会读读书。
从小学开始我都是孤独的，因为很少有人能跟我同路，他们都不可能有我上学那么早。好在中午放学、下午上学与放学我还是有小伙伴的，那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刻。
我的小学是三个相邻的村共用一个的，在我们村西边的村子的最东头，而我家又处于我们村子的最东头，所以走起路来还是有点远的，当然在那个年代，更远的路也都是靠走，对于我们来说，三四里地的上学路还真不能算是远。我的小学在我们村西边村子的最东头，我们称那个村子叫西庄（桌）儿，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沈李楼，我们的小学名字就叫沈李楼小学，显然那个村子里姓沈姓李的人特别多。从我们村去小学，有一条专门的小路，那条路非常直，也很窄，仅能过一辆架子车，路两边全是田地，那条路一走就是好几年，我最喜欢那条小路了，两边是绿油油的麦田，特别是在春天里，下午上学的时候，走在小路上，阳光暖暖的，风也暖暖的，会有蝴蝶追着你飞，还会有黑色的老摸虫金红色的金壳郎以及小蜜蜂在路边的小草小花上，麦子的叶子泛着暗绿色的光，那种明媚清新和暖的情景，事隔四十多年，我仍然能感受得到。我还做过好几次梦，就是春天里的走在那条上学的小路上的情景。
我们那里的老师也基本上都是我们三个村子里的人，三个村子的人都熟悉的像是一个村子里的，因为这三个村子里的人有很多都是亲戚。我有不少小学的同学，他们都互相结了婚，就是我们三个村子的人，他们传承着世世代代的农民生活。
我们的小学，前后共有三排房，第一排是五年级，第二排是三四年级和办公室，后面一排是一二年级。房子都很破旧，校园也基本上没有院墙，院墙就是纯粹用土砌起来的，多年没有修过，好多地方都蹋了，学校东南角是我们的大厕所，这个地方让我印象很深，就是用土墙围出一个园子，中间挖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坑，大坑周边挖出很多小蹲便坑，排便直接滑入大坑中，小蹲便坑两边各垫上几块砖头，那些砖头好多还滑入便池里，大坑粪尿很多，好像一年才会清理一次，又没什么遮盖，苍蝇乱飞，臭气熏天，如果下了大雨还会漫上来，还有小朋友动不动往里面砸砖头块土坷垃，往里面扔棍子，上面更是飘满了种种手纸，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卫生纸，擦屁股用的东西主要是作业纸、书纸、报纸，当然还有连这些纸也有没有的，农村里的老习惯，那就会找个木棍、小树撅着屁股在上面拉一拉，你会发现有些小树的树干上会有那么一层干屎巴巴，就知道那棵树在承担着它这个物种不该承担的事情，还有更多的人小树小棍也找不到，那就是随地找土块砖块，擦了直接一扔，这在那个年代是比较讲卫生的一个办法了。当然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每学期都有低年级的小孩子掉到大粪池里，哎哟呵，这真是大家最大的乐趣了。
我的小学的位置其实是西庄儿的老坟场，在操场上，曾经有一次下大雨冲出了棺材板，而且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教室的课桌据说有些就是棺材板，又宽又厚又重，还是松木的，而且还特别平整，我们都想趴那张桌子。我们教室的桌子也远远不同于现代的桌子，我们那只能叫条桌，就是用一块长长的木板，两头用砖头垒两个墩，木板棚在上面，就是课桌了，每个桌子上能趴五个学生，因为我们那里桐树多，所以木板多数都是桐木板，桐木木质比较松软，上面都是被同学们挖的大大小小的洞，还有在上面刻的各种记号，一块桐木板桌只要不断，我们就会一直用。那每一张课桌上都是我们上课捣蛋的印记。有时候正上着课，哪个捣蛋鬼一压桌子，呼啦一下，整个桌子坍塌了，这可是常有的事儿。
凳子是我们每个人从家自己带的，那时我们哪里会有凳子呀，只有少部分家庭有很像样的凳子，我们好多同学包括我，都是直接从家里搬一个木墩来当凳子的，木墩，当然就是家里出树时，直接从树干上锯下来的一截，你再看开学时，有人搬的是凳子，有人抱的是木墩，有的木墩上还会钉上一块板子，有的干脆就是纯木墩，凳子也是奇形怪状的，高的低的，四条腿的，三条腿的，还有两条腿的，这两条腿的凳子，就是一块短木板下面两侧竖着各钉上两块木板当做腿儿，我搬的凳子后来就是由木墩进化到两条腿的凳子的。有时正上着课，突然谁坐的木墩就滚一边去了，只听哎呦呼啦的声音，引得老师学生一起哈哈大笑。还有经常找不到自己的木墩的，只好从外边找两块砖头坐了。大概上到三四年级，我家做木工的亲戚在我家做家具的时候才给我做了一个很像样的四条腿的凳子，搬到学校特别有面儿。
那时的教室，只是三间起脊的砖瓦房，非常的破旧，门就是用几个木板钉在一起的，稍微用用力就会散架。黑板更绝了，就是先用白石灰在山墙上刷一层，然后再在上面涂一层黑漆，因为年久失修，那黑板上的黑漆早就掉得一块一块的了，因为黑漆的底子是白石灰，从那上面抠下来一块还能当粉笔用，后来黑板实在没办法用了，学校就钉了几块木板，刷上黑漆，靠墙放一张桌子，然后把黑板直接放在桌子上靠墙立着。如果讲台上比较拥挤，一不小心就会把黑板挤倒。地面当然都是泥土地面了，记得我们常常坐在教室泥土地面上和大家一起玩拾石子，这个是很有技巧的，这个游戏分大把与小把，小把一般好像是五个石子，先撒在地上，然后捡起一个，撂起来，用手接住，一次把地上的全这样，再整体撂起来，用手背接住，如此反复；大把往往是十多个石子，捧在手里，整体撂起来然后用手背接住，再向上撂起，再用手掌接住，具体的玩法已经忘记了，但那时的我们无论男生女生，都是玩得其乐无穷的。
我们的教室后面三个窗，前面一个大窗，前后各一个门，后门是锁死了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第一天，一打放学铃，全班同学哗的一下都往门口冲，我们好多人都绊倒，被压在下面，后面的人还在往上冲，压在下面的同学拼命地往外爬，大哭小叫的，现在想想，那可真是严重的踩踏事故。
我们学校的铃，就是一个大铁圆环，吊在一棵树上，旁边放一把斧头，上课下课，预备放学，所有的铃声，都是老师用那个斧头敲铁环敲出来的。“铛铛铛，铛铛铛”这是上课；“铛，铛，铛”这是下课。“铛铛铛铛铛”这是集合。“铛铛，铛铛”这是预备。那声音还真的很清脆，很悠扬，能传到我们村里去。
下课铃一响，我们就蜂拥而出，特别是冬天，课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游戏，那就是在教室前面墙根那里向着太阳，贴着墙，所有的男生从两头往中间挤，中间的同学一直被从队伍中挤出来，再跑到两头接着挤，我们叫“挤尿床”，从下课铃一响跑出教室，一直到上课铃响还不散场儿。由于天冷，大家穿得衣服又厚，又都是破旧的衣服，所以谁也不怕贴着墙把衣服挤烂，一直挤得满头大汗才算是尽兴。还有一个游戏叫做“斗拐”，就是把一直脚搬到另一只腿的膝盖处，把一只腿拐起来，然后单腿跳着互相冲撞，可以两个人，也可以很多人一起。
夏天天热得要死，老师就让我们抬着黑板，搬着凳子，找一棵大桐树，在下面的树阴下上课。秋冬季节，天气转冷，我们就得把窗户封起来，我们那时的窗户就是用木片钉起来的，冬天老师要买一些新塑料布把整个窗户封起来，但是不管怎么封就是封不严实，于是我们就要四处找砖头进行加固，在我们学校砖头是很好找的，因为在我们学校后边是一个大坑，大坑边上可以直接从里面扒出老年砖，那些老年砖，之所以叫老年砖，是因为那些砖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的青砖，那些砖特别大特别重，一块能抵得上三五块正常的砖那么大，据说那是用木碳专门烧制的，特别结实，更关键的是，那些砖是从前人们修墓用的砖，所以我们可以从土里面扒出来。我小学一年级曾是老师眼中的红人，我也忘记了我那时是不是班长，但我的确是带领大家去扒砖头封窗户的。
我之所以成为老师眼中的红人，不是因为我学习好，而是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件大事，一件轰动了整个学校乃至当地三个村子的大事。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一如继往地被爸爸骑自行车送到校门口，在学校瞎转悠了一圈，高年级的学生下了早自习回家吃饭了，我一个人裹着棉袄，蹲在教室门口，北风打着旋儿地往我脚下吹，正无聊时，突然一张红红的纸票吹到我脚下，我拾起来一看，是一张半旧的1元的纸币，我反复看着，确定是一元的纸币，那是红的颜色，上面是一个女的开着四轮拖拉机的图像，我一直抓在手中，在同学位吃过早饭三三两两地来到了学校，这个时候，我们教室旁边的一个小屋也开了门，那是当时我们校长王校长的办公室，王校长是我们村南边老牛庄儿的，他是我们村郭老师岳父，他女儿也在这学校当老师，教我们音乐，主要是教唱《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还有一首最著名的歌叫做《背起小书包》，郭老师家跟我奶奶家是正对门，平时我们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平时我喊五叔。王校长当然也是认识我的，他跟我爸好像也是熟人，王校长是个很慈祥的老头，我看他刚打开办公室门，我就径直走向他，把手里的一元钱直接递给了他：“王校长，我今早上在班门口拾了一块钱”。王校长愣了一下，立马把我拉进了屋，很郑重地问我：“真是你拾的？”“你怎么拾的？”我给他更具体地讲了讲经过，然后我就回去上课了，好像是第一节下课，我的班主任沈老师，那是一个我们全校都喜欢的一个更加慈祥和气的老师，他也很紧张地把我拉到办公室，同样很郑重地问我：“真是你拾的？你怎么拾的？”我又讲了一遍，下午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我们都冷呵呵地坐在校园的空地上，我突然被王校长从人堆里拉了出来，然后王校长对全体学生说：“他拾了一块钱，早上交给了我......”应该是大大地表扬了我一通，我好象也很高兴的样子，但我的确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那么地被人问过来问过去，然后大会上被拉起来，被校长表扬了一通，下午放学回家，走到我村西头就碰见了几个嫂子婶子，他们直接就对我说：“你咋那么傻啊，那可是一块钱啊，你咋就交给学校了呢”？然后他们就捂着嘴对我笑。然后走不远，又有人对我笑骂“这个傻货，那可是一块钱啊！”也有人夸我的：“不错啊小，拾金不昧啊！”回到家，我妈也对我说：“你拾一块钱啊，你咋不回来给我们说啊？”我爸晚上回来也问我：“你咋拾了一块钱啊，你看村里多少人都说你傻啊”。这件事前前后后好几天才再也没人提起了，我整个都处于一种蒙蒙懂懂的状态，不知道到底是我做了丢人的事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反正从此以后我挺有名的，好像谁都认识我了。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的一块钱到底意味着什么？5分钱就可以买10个鸡蛋，2分钱可以买大半袋子苹果，1毛钱可以买好多作业本，我们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十几块钱。一块钱，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那一块钱对于很多家庭而言都是巨额，如果放在现在，虽然不说价值相当于100、500、甚至1000，更为关键的是，那个时代，根本就很难很难拥有，而我拾了这样的一块钱，竟然直接就交给了校长，我傻不傻呢？
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我的学习也仍然还是笨笨的，特别是数学，真的听不懂玩不转，记得有一次我背乘法口诀，那时是让小组长监督，我就是背不下来，一直到天黑，全班学生几乎都走完了，小组长还是在等我会背，小组长也是着急，他对我说：“其实你就差那一条了，你只要把三五一十五背出来你就整个过关了。”于是我就这么过关了。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我被那些应用题搞得超级厌学，但我能明显感觉一点就是，我的老师对我都很好，甚至我考试的时候，有老师看我做的题做错了，还悄悄用手在我的试卷上点了一下，告诉了我答案。
应该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小学二年级的生活竟然完全地没有印象了），我的班主任还是一年级时的那个和气的沈老师，那时好像我们翻新了教室，搬进了新房子，沈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后边，也就是与我们同一间房子，他只是用书架给自己隔出了一个小空间，摆了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我们前边上课，他在后面办公。那时我受我家隔壁邻居爷爷的影响，开始写起了毛笔字，我把墨水与毛笔都带到了学校，在爸爸给我弄的报纸上开始写起来，沈老师自然是发现了，于是他开始指导我写毛笔字，他这一指导不得了，很快地全班同学也都带了墨水与毛笔，沈老师自然而然地给我们上起了书法课，但到现在我也没能坚持写好毛笔字。
三年级之前，印象最深的事，还有两个，一个是逃学，大概是一年级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上学是什么，我一点上学的心思都没有，有那么几次，我一个人躲在了村里的深坑里，那些大坑的旁边，会有下大雨特别冲击出来的很深的水沟，我就藏在那水沟里，那里当然是没有水的，而且很深，也很窄，我一个人在那沟里一呆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好像呆那么两三天，最终被人发现了，告诉了我妈。后来还和同学们一起逃学，跑到西庄儿西头那条河里去捉黄鳝，西庄儿的同学告诉我，黄鳝的血有止血功能，如果谁哪里流血了，只要从黄鳝身上弄点血，涂上之后很快就不流了，于是我就专门捉了一条带回家去养。和帮同学在一起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爱好，就是讲鬼故事，其实那时我们不觉得是故事，讲的都是发生在我们几个村里的怪事。我们班我有那么几个好朋友，几个是南边村里的，有几个是西庄儿的，再加上我，我们几个天天神神叨叨的，有讲不完的故事，那些故事我常常分不清是到底就是我们身边的还是别人瞎编的，比如在学校里有人看到了鬼火（其实就是磷火），有人看到路边的大柳树上会流血，有人看到西庄南地有好多很大的石头乌龟，我们都亲自去实地考察过，谁都不知道那些大石头乌龟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在那里，但有人说他们看到那些石头乌龟自己会跑，而且他们今年会在这里，过两年就会跑到别处，有人说那些乌龟会偷喝油。还有人说在某个教室里，正上着课从屋顶里掉下来一块砖，上面还有血； 还有更多的村里发生的种种奇闻怪事，我们几个人进行了非常好的头脑风暴式的学习与探讨，进行了深刻的神怪主义教育。整个奠定了我青少年时期的世界观。
整个小学都是懵懵懂懂的，稀里糊涂的度过，头脑真的不聪明，无论学什么都远比别人接收得慢、理解得慢，我们那时是小学五年制，小学五年级成绩当然也不是很好，小升初时，当时的班主任李老师强烈建议我再复读一年，那时我还是坚持上了初中。前不久回老家，陪我父母路上散步，我又看到了李老师，他老人家早已退休，竟然跟我爸妈在县城住在同一个小区，老人家身体相当硬朗，只是老得早已不似他原来的模样，他自然也早已完全认不出我，见面只是寒暄了几句，他很高兴地对我爸妈说：“当时上学的时候就表现不错，那时在班里就数他的，哈哈哈”。“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