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开始论道，其中一个问题，人性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古代希腊开始论道集中一个问题：语言是什么，存在又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论道开始于先秦，为什么会论道？我们知道东周末年天下大乱，周王室被架空，上百个诸侯小国彼此征战，血流成河。当时我们这个民族陷入大痛苦之中，礼崩乐坏，人人自危，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中，这个民族会走向怎样的未来呢？

两种可能，一种是整个民族解体了，还有一种可能迎来了最初的论道的责任。

中华民族是幸运的，在先秦天下大乱的时候，最初一批论道的先哲们来了，人类始终以痛苦为代价来寻求真理。在未遇到大痛苦之前，我们会寻求种种知识，但不可能论道。我们寻求知识来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麻烦，但是现在大痛苦来了，知识是无法应对的。就像古希腊哲学之前，古埃及文明已经有相当好的文明成果，许多希腊的哲人都到埃及去学习，但是他们学到的就是经验和知识，因为古埃及人没有论道，古希腊也是因为他们的大痛苦，也就是城邦之间的战争这个大痛苦，带来古希腊最初的论道的人物，这一点中西方是一样的。中国人论道就是先秦时天下大乱这样一种痛苦状态的到来，论道的第一步要追问、要诊断，夏商周三代人民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要寻找痛苦的根源，要找到那病症所在。论道开始了，我们后来就称之为百家争鸣，每一家、一派的创始人，都是从寻求痛苦根源着手论道的。找到的根源不一样，就有不同的学派了。

首先要讲的就是：孔子如何论道。孔子的仁学，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仁”，这个观念来自孔子对中国人民生活出了大痛苦的根源的追问。

孔子非常主张恢复周礼，所谓“礼”就是道德规则，孔子认为周礼很完备，他主张恢复，但是既然是如此完备的一个道德规则系统，怎么会被违背了呢？为什么人们不再遵奉这样的理呢？根源在哪里？

孔子找到了这根源，这根源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灵无家，心没有家。血缘关系的家庭向来存在，但是中国人的心没有家，因为心没有家的缘故，所以周礼再完备，时常会被违背，不再遵奉，即便是我们遵守的这些规则时候，也是不是出于内心的自觉。

所以孔子论道的第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仁”，仁是我们心灵的境界，内仁而外礼，这样，“礼”才能得到遵奉。这是孔子论道的第一步。

他发现了中国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是心灵没家，那么心灵的家在哪里呢？在我们生命情感的本真之中，生命情感的本真，它用一个字来表达叫“仁”。

这个“仁”字能否把它译成欧洲语言？比方说你在英语当中会找到一些词，比如说慈悲、博爱，但这都不是孔子所说的“仁”。论语当中有一句话，“仁者爱人”，这是对“仁”的一种说明，“仁者爱人”，你读到这一句，你想把“仁”译成英语太容易了，我们就把“仁”译成love，行不行？肯定不行。因为私人之间的爱不能叫“仁”。于是要补充了，我们把孔子所说的“仁”看成是universallove，在love前面加一个universal，普遍的爱、博爱，很可惜，博爱是基督教的观念，儒家所说的“仁”并不是博爱。中国人心里都明白“仁”的意思，只是你未必能给它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什么叫“仁”？比方说假定现在有两个老人亟待拯救，其中一个老人是你的父亲，另一个老人是别人的父亲，请问你先救谁？如果你想到了universallove，要博爱，应当大公无私，应当先把别人的父亲救起来，请问这怎么可以？我们在自己的父亲的关爱和抚养下长大，父亲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亲身感受过。此情此景，我们的父亲正处在死亡的威胁中，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去先救他，倘若我们不去先救他的话，我们一定心不安。倘若我们把自己的父亲救起来之后，如果尚有可能尽量把别人的父亲也救起来，这就是“仁”。“仁”是推己及人，并不是博爱。

所以孟子那句话说对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所以这个“仁”字你就没办法把它译成欧洲语言了。

我们假定：有一个欧洲的汉学家要研究中国的儒，那么他就一定要读孔子，至少要读他的《论语》。他读了《论语》，反复读了好多遍，后来就发生一个困惑，他首先发现儒家的学说，孔子的学说的核心观念是“仁”，这一点他明白了，然后他就读《论语》，读了多遍以后发现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关于什么是“仁”有不同的说法：“仁者爱人”一种说法；“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一种说法；“仁以孝为本”，我们对父母的孝是“仁”的根本，又一种说法……种种的说法，翻遍《论语》的全书，终于找不到孔子关于“什么是仁”所下的最后的定义，这位汉学家就非常困惑了，他想要找一个中国人问问看。假定他找到我，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孔子的学说算不算哲学？”我说：“你这问题从哪里来？”他说：“哲学应当有明确的概念的定义，范畴的推演，我怎么在《论语》中就找不到这一切？”现在轮到我来问他了：“你是否知道，在你这个问题当中也隐藏着一个前提——你把你们欧洲的哲学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学说，符合这标准的叫有哲学，不符合的叫没哲学。这是不是欧洲中心主义？”他听我这样一问，觉得我有点道理，于是他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们中国的哲学有它自己的形态，有自己的道路？”我说：“正是如此。”“你能不能帮助我、引导我踏上中国哲学道路，进入中国哲学的形态？”我说：“基本上没希望，因为你在欧洲文化世界长大，比方说，假定你是英国人的话，你就在安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英语中长大的，这件事就很难。于是我劝你《论语》也不必多读，照你读法读100遍、1000遍效果还一样。”他说：“我怎么办？”我说：“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只读论语中其中这么一段，慢慢去体会，有心得了跟我交流，没心得了放弃研究。“哪一段呢？”我说：“是这么一段——孔子有一天跟他的一个弟子叫宰予，有一番对话。宰予有一天问他的老师孔子，‘你主张恢复周礼，周礼当中有这么一条，假如我们的父母亲去世的话，要服丧三年，三年是不是太长了，能不能短一点？’面对这个问题，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孔子反问宰予，假如你父母亲去世的话，你吃的好穿的好，‘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你觉得心安吗？宰予回答：‘安。’孔子就来了一句，‘女安则为之’——也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心安的话，你就自己去决定服丧多少时间吧。宰予得了这个答案之后就走了。宰予刚一走孔子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欲治不仁也’——宰予这个人不仁啊。”我请这位汉学家就读这一段，我们来想想看这一段最关键的是什么？孔子拿什么做标准，判断出宰予这个人不“仁”？这个标准就是：心安与否。好，我现在继续虚构。那么过了这段一段时间，这位汉学家来找我了，我看他来找我，我想大概有点希望。他跟我讲：“你叫我只读这一段，真有道理。我现在明白了，原来孔子在《论语》中关于什么是“仁”，虽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其实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什么主线？”他说：“就是心安与否。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总是以“心安与否”来指点我们，什么叫‘仁’。”这位汉学家接着继续说：“我现在更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孔子所说的‘仁’根本不是概念。”

“不是概念是什么？”他说：“是生命情感。”他一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竖起大拇指了，我说：“你行了，从现在开始你真可以研究中国哲学，因为你已经踏上了中国哲学的道路，中国学术界的道路不是理性判断的路，而是生命情感的路。”试想一下，假如孔子正面回答宰予的问题，会怎么样？他一定要跟宰予讨论为什么要三年，或者两年半也行，或者两年也可以。倘若这个讨论一旦展开，这个事情就变成另外一件事情，叫理性的计算。所以孔子绝对不会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仁”不是头脑中的理性的概念，“仁”是生命情感的本真。倘若你不服丧的话，这个本真的生命情感是不可压抑的，他要出来，出来的表现是心不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