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遗憾、彷徨，不管如何调味，这几方面似乎都是主旋律，或者，那遥远的年代加上“十年”对老百姓，特别是低层老百姓的伤害，需要很多很多年才有望治愈，然而，治愈这些人的不是时间，而是每个人心中留着的希望。

第二天早上，周蓉在走廊烧水时，听到人们（这里用“人们”好像有点加持了）对昨晚的事件议论纷纷。有理解和赞成的，也有态度相反的。

（这是很正常的，不这样才怪了奇）

“怎么能说他们的行动是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呢？这种说法太羞辱他们了吧？”

“按心理学来分析，人类的大部分行为与生存本能、安全意识、自我表现欲有关，对于青年尤其如此。连你替他们说话都是一种成年人的自我表现欲作祟，太不成熟了吧？”

大学教师都觉得自己看问题很有水平，自尊心都特强，几句话不和，争论进而争吵起来；这一个摔抹布，那一个用铁勺敲锅，公共走廊里战云密布。

（能够想象那个场面）

一九八八年，“十年”已经结束十多年，许多人还是难以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

如果当面听到了，如同有洁癖的人眼见地板缝中塞入什么脏东西一定要挑出倒人垃圾桶一样，劝他们不必太当回事很难。

（这句话我认为应该独立出来体现）

在大学里，辩论之风仍很盛行。只有哪一种观点更新，没有哪一种观点更正确。所谓权威人士的观点，往往被视为“恐龙化石”，并不一定得到大家认同。文科大学如此，理工科大学的情况也相似，医学院牙科专业的学生都在一所文科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他们是逃课结伴而来，为的是听到某位明星教师的新观点。

周蓉没参与走廊辩论，她认为，类似辩论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如果双方都肯说为了让自己的看法更全面，我愿意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那才是有益的讨论。

（学过哲学的周蓉更加与众不同了）

自从评上副教授以后，她更喜欢与人讨论而不是辩论了。甚至也可以说，她更喜欢倾听别人的观点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耐心深入讨论什么问题什么现象的人，在这所大学里也寥寥无几。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容不得别人的观点存在的魔障，只要不同观点一出现，内心就发出指令：“让他们闭上鸟嘴！让他们听你说！你说你说！他们都在胡扯！你说出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

（这好像是很多人的通病吧）

初到北大读书时，周蓉内心里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魔障，只不过她本是不愿张扬的女子，经常以理性打压自己内心里那个魔障。成为这所大学为数不多的年轻女副教授以后，她变得更沉静了。成为汪尔淼的博士生以后，那个魔障又出现了，不过又像智慧天使似的，经常对她说：“先别说，先别说，认真听，耐心听。”

（周蓉啊，说点与哲学无关的，如果你先说，那大概没别人什么事了）

她变成这样，与导师汪尔淼有关。导师与她讨论问题时习惯说：“周蓉，你说，你说。先别急着听我说什么，我的观点无非就是一种观点而已，也让我分享分享你的观点哩！”

她第一次从导师口中听到这句话时，内心怦然一动。世界上还有人把听到别人的观点视为一种享受，这是她以前从没想到过的。

周蓉上课前听学生们说，昨晚学校后门那儿并没发生什么事态。公安人员一撤走，大多数学生也就散了，少数学生到食堂开的夜餐馆吃夜宵去了。天冷是一方面原因，没有了对峙群体，觉得没意思了是另一方面原因。

（是不是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感觉）

错开午休时段，两点左右，周蓉来到了汪尔淼家。

汪尔淼的女儿精神又不好了，仰躺在吊铺上叽叽咕咕。汪尔淼习以为常，周蓉也见怪不怪了。

导师向自己的女博士生说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上午在他讲课时，有位女生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人心性的共同的民族精神营养，为什么两千多年过去了，真正谈得上有点儿君子修养的国人也就历史上的几位，绝大多数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非但没改变，反而似乎还在互相传染？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汪尔淼说：“周蓉啊，这个问题很尖锐吧，也有现实针对性，我们应该当成一个好问题来看待。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比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提出来好。我们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必须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学问二字一定要能促进自己帮助他人解释现实困惑。如果不能，就成了‘客里空’、掉书袋，就仅仅成了饭碗，我们也就会沦为捧着饭碗的职业夸夸其谈者。我当时没回答。不是不想回答，而是明知几句话回答不清楚。不能以已之昏昏使人昏昏，老师绝不能那样当，让咱们都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我特意去查了一个“客里空”是指什么）

他要求周蓉读三部书：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

他说第一部书国内还没有很好的译本，校内外图书馆也未必有英文原版书，他在省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友家见过原版。他把一封预先写好的信交给周蓉，嘱咐她务必借回来读一读。他建议她对比着读后两部书，认为那样读更容易激发灵感。

汪尔淼说：“那位美国传教士一百一十年前断断续续写下了《中国人的气质》，他从我们中国人身上看到了某些毛病。半个世纪后，蔡元培先生也从我们中国人身上看到了那些毛病，或可证明不是外国人的偏见，比如面子问题、从众习惯、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同情心、冷漠待人，等等。为什么让你读《人性的弱点》呢，是希望你分清楚，哪些是人性共同的毛病，以防自己成为手持放大镜的偏执者。我认为，以上问题肯定是我们中国人身上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后可能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先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梁老师就是擅于用别人的谈话来表达某种思想）

周蓉一边听，一边把他的某些话记在小本上。其间，他女儿几次要从吊铺上下来，都被汪尔淼劝止了。

“好女儿，不下啊，爸在和学生谈话呢，乖，听话，再在上边待会儿啊……”

听着导师汪尔淼哄小孩子似的哄自己三十多岁的女儿，看着他女儿朝自己做的鬼脸，寻思着正在进行的内容严肃的谈话，周蓉感觉很荒诞，心里也很为导师同情忧伤。

师母从外边回来了，她为自己买止咳糖浆去了。她爬上吊铺，把女儿搂在怀里哼儿歌，他们的疯女儿才没再闹着要下来。

汪尔淼忽然问：“昨晚的事你知道不？”

周蓉说知道。

“你怎么看？”

周蓉愣了愣，诚实地说：“不太好。”

师生二人沉默片刻，周蓉反问：“老师，您的看法呢？”

汪尔淼忧心忡忡地说：“也不太好。你对‘拼缝’二字有所耳闻吗？”

（如果秉昆在这里，肯定会想起进步所说的“不祥的感觉”。）

周蓉说：“经常听到，就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充当牵线搭桥的人，像媒婆介绍对象那样，从中获得经济提成。”

（秉昆家装的钢管应该有这方面存在，这是于虹说的）

汪尔淼叹道：“眼下东北地区工业生产形势严峻，大批工人面临失业，又出现了什么官倒，还大有蔓延之势，似乎为官不‘倒’就是傻了。人们现在满脑子想的不是‘拼缝’，就是‘扎条子’。‘扎条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周蓉说：“就是施展各种手段诱使掌握实权的人批条子搞到稀缺物资或商品，倒买倒卖，从中渔利。如果图省事，批条子本身也可以倒卖。”

（怎么当教授的都懂这么多非学术概念呢）

“一些大学教师也在教研室里守着电话一通接一通地打，一心想要捞到点什么……这样下去要出事啊……”汪尔森说。

周蓉说：“我也有这种担心。”

师母在吊铺上轻轻嘘了一声，朝下轻语：“女儿睡啦，你俩小声点儿。”

（师母不仅是怕他俩说的吵到女儿吧）

周蓉说：“老师，我陪您出去吸支烟。”

于是，她一手托烟灰缸，一手挽着导师出了门。在走廊里，周蓉向老师要了支烟，也吞云吐雾起来。

汪尔淼说：“不谈那些了。谈谈第二件事，咱俩出国的事。我决定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周蓉听罢急了，从接到法方的邀请函到将签证办下来，已经大费周章，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跑下来的，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好在省外事办有专人代办公费出国人员的护照，否则她和导师还必须亲自去一次北京呢。为了及时拿到护照，周蓉背着导师向省外事办的同志送了礼。法国是她特别向往的国家，能与导师以学者身份去一次更令她高兴。

她再三询问，汪尔淼才说出了他的想法——目前东三省的财政尤其吃紧，许多企业发工资都困难，知识分子不能只在乎自己，为国家省点钱吧。

汪尔淼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法方的邀请并非国家行为，而是几所大学文化社团的民间行为。他们资金并不充足，邀请函上写得明白——只负责报销去程的机票以及会议期间的食宿和参观费用，回程机票由与会者自理。

周蓉说：“咱俩买回程机票的钱都申请好了呀，领导们也都认为对学校是一件好事啊！”

汪尔淼说：“是啊，他们确实一直都那么认为，但我自己心理上有障碍。”

“您心理上的障碍完全没有必要哩！好比在饥饿的年代领导人不吃红烧肉了，对挨饿的老百姓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周蓉快急哭了。

（周蓉说的这句话有意思啊）

汪尔淼说：“是没什么实际意义。可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啊，对某事心埋上一起障碍，就会产生排斥感。周蓉啊，我决心已下，不变了。我绝对支持你去，你们年轻同志应该多出国交流。中午我通知学校了，可能批准你前去参加研讨会的传真已发往法国了。”

周蓉二话不说，拔腿就往楼下跑。她知道，外国人办事一向很认真，如果最后的传真上写的是张三结果去的却是李四，人家也许会拒不接待的。

她一口气跑到学校外事办。还好，传真并没有发出。

她要过传真稿，也没细看，掏出笔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汪尔淼的名字。

外事办的同志说：“得，你这一改，又得重打一份。”

她说：“那就麻烦你们重打一份。”

外事办的同志问：“改成你导师去，他同意了吗？”

周蓉说：“我从他家来的，已经说服他了。”

外事办的同志说：“其实没人对你们师生俩都去有什么意见，完全是他自己想得太多了。”

周蓉说：“是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九八八年初，在这一所省重点大学里，还没有多少台电脑。绝大多数师生对电脑还没有概念，打印之事仍由打字室完成。周蓉怕外事办的同志阴差阳错办砸了，亲自跑去请打字员重打了一份传真稿。

她拿着重打出的传真稿再回到外事办时，汪尔淼已坐在那里了。他说：“周蓉啊，你怎么不听老师的话了呢？”

周蓉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这件事上，您不能只顾及个人感受，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外事办的同志倒很理解她的心情，帮她劝汪尔淼，说如果你们师生只去一个人，当然还是教授去好，学校更有面子哩！

汪尔淼看着周蓉说：“听，又成了面子问题。”

周蓉说：“有的面子，该讲还是得讲。”

因为外事办的同志站在自己一边，周蓉觉得理直气壮，也不管得体不得体，拉开抽屉，找出公章，啪地盖在了传真稿上。

外事办的同志看着她笑，还向汪尔淼夸她：“你弟子对你多好，你当导师的偷着乐吧！”

（那是外事办的同志不懂他们）

外事办的同志又问周蓉：“就这么发？”

周蓉说：“发！他们那边二十四小时接收。”

汪尔淼起身欲阻止，被周蓉推到了门外，她把门从里边锁上了。传真纸走着时，外事办的同志又夸道：“周蓉你太可爱了！为了到底最后谁出国，不少人争得闹翻了脸。”

周蓉说：“人家法方是冲着发表在外刊上的文章邀请的，那文章虽然署着我和导师两个人的名字，但主要是导师的学术研究成果，我只不过是整理者和法文译者，只去一个人当然应该由导师去！”

两人谈得高兴，在周蓉请求下，外事办的同志竟同意她将买往返机票的钱也代领了。

（周蓉办事还真是细致）

周蓉挽着汪尔淼回家时，他脸上闪着泪光。

周蓉笑道：“您还至于被我气哭了呀？”

汪尔淼说：“如果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女儿，就真想认你做干女儿。”

周蓉说：“有也可以。”

汪尔淼说：“我们现在已是师生关系，不可以。”

周蓉说：“那也可以。”

汪尔淼说：“不可以……两种情况，都让我有心理障碍。”

（这位汪教授的心理障碍还不少啊）

周蓉贴心地说：“那您就得克服某些自设的心理障碍，别做套中人才好。”

第二天，周蓉替导师买到了出国机票。

三天后的上午，师生二人坐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汪尔淼换了登机牌，周蓉此时才把装在信封里的美元交给了他。若给早了，她怕他放在哪里想不起来。

（很像教授，周蓉想得周到）

汪尔淼穿的呢大衣和一套西装是周蓉让蔡晓光从话剧团借来的演出服，他居然穿着很合身，看上去也很提神，像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似的。对那套行头汪尔淼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因为实际好处是他可以将学校按规定发给他的制装费留作他用。

汪尔淼问：“确实不可笑吗？”

周蓉说：“当然不可笑，像胡适的朋友们。”

汪尔淼说：“那就适得其反了。胡适是鼓吹西学的，而我是去参加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的。”

周蓉说：“总不能让您像辜鸿铭似的穿一袭长衫出国吧？章士钊倒是维护传统文化的，他不是一向西装革履的吗？”

她起身站在导师对面，打量着他又说，“嗯，乍一看像胡适的朋友们，细一端详，气质上更接近钱穆等人，真的。”

（两位高级知识分子的话还不是一般的难听懂）

汪尔淼苦笑道：“我女儿要是也能像你这么逗我开心，那我可就幸福无比了。”

时间充裕，师生二人正那么轻松地聊着，忽听广播里寻人，播出的名字正是汪尔淼，请他立刻到总值班柜台去，学校的人等在那儿。

（肯定出幺蛾子了）

师生二人匆匆赶去，见是外事办的那位女同志和财会室的一位姑娘。

外事办的女同志问汪尔淼：“买回程票的美金带在身上了吧？”

汪尔淼说：“是啊。”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快给我看一下。”

汪尔淼就从西服内兜掏出信封递给了她。她立刻取出美金点数。

周蓉问：“多了还是少了？”

外事办的女同志连点两遍，这才说：“不多不少。”

将美金又放人信封。汪尔淼就伸手来接，她却把信封交给了财会室的姑娘，万事大吉地说：“没你的事了。咱俩就算正式交接了，你先到校车上等着吧。”

（注意一些小动作和表情所体现出来的内心世界）

汪尔淼一脸困惑地看周蓉。

周蓉奇怪地问：“这是演的哪一出？”

外事办的女同志的解释是——对于公费出国之事，上级有新的指示精神，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实属工作需要，一切规定照常，但是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应对各类非考察性质的出国活动予以必要限制。

汪尔淼的出国属于后者，学校怕被抓成典型通报批评，只能收回买回程机票的美金。

“汪老师，您想啊，上级的指示精神明摆着，在这节骨眼上要是真被通报批评了，对学校不好，对您本人也不好，是吧？您是在乎声誉的人，那多不值得呀？所以，咱还是不花学校一分钱的好。我来时领导要求我一定要向您解释清楚，学校不是出不起这一笔钱，主要是为了维护您的声誉……”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得似乎合情合理。

（总是能够说得冠冕堂皇，还不失面子）

汪尔淼说：“可……那我怎么回来呢？”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领导让我向您建议，跟法国主办方多说点儿好话，请求他们连返程机票也承担了！法国是欧洲第一个和咱们建交的国家，始终比较友好，他们对您肯定会例外的。事在人为！再者说了，他们是资本主义富国，富国主办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邀请的还是咱们中国的教授，哪有不承担返程机票的做法呢？这种做法实际上丢的不是咱们中国的面子，而是他们法国的面子哩！如果他们真不怕丢他们的面子，真不给您面子，那也不要紧，您去找华侨联谊会。法国有不少华侨联谊会呢，华侨们都比着爱国，肯定都愿意为您买张回国的机票。如果您舍不出您的面子，那就干脆找中国大使馆，咱们的大使馆也肯定会为您买张回国的票……”

（面子都丢在外面了，习惯动作）

周蓉几次想发火，一次次克制住了。其实她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让她有充分的理由发一通火。是法国主办方吗？人家在邀请函上早已声明——民间行为，经费不足，敬请原谅。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哩！是校方吗？学校起初是支持的呀，他们师生俩一块儿出去学校都痛痛快快批了啊！是上级指示吗？更不能对人家外事办的女同志发火啊，人家一直在真心实意地替自己的导师出主意想办法啊！冲人家具体办事人员发不着火呀！

一向善于随机应变的周蓉也一筹莫展了。

汪尔淼更是乱了方寸，他像孩子看着母亲般看着自己的女弟子，期期艾艾地说：“周蓉，这我就怕了……你还是替我把票退了吧！”

不待周蓉开口，外事办的女同志也急了，她说：“汪教授，退票可不行！都换了登机牌了，您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不要说能不能退成，就是退，那肯定也得收几成手续费！尽管是一张打折票，那也七千多元，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也几百元啊！财务方面也不好走账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汪尔淼苦着脸说：“我真的怕了哩，我到了法国，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我也不能在国外丢人啊！”

（汪教授你在国外丢人是你自己的事）

周蓉深吸一口气，尽量镇定地说：“都别急。急也无济于事。我想……我认为，究竟该怎么办，那还是要听我老师的。现在起咱们都别说话了，老师给您半分钟，您干脆闭上眼睛，别看我俩，好好想想究竟去还是不去……半分钟后，再睁开眼睛将您的决定告诉我。”

（这又不是秉义在军工厂试驾场所遇到的情况，闭眼有啥用）

汪尔淼果然乖小孩听妈的话似的闭上了双眼。

外事办的女同志对周蓉耳语说：“你还是应该将他哄上飞机去，教授，改革开放了哩，别那么‘面’，得学着闯荡点儿！”

周蓉说：“别影响他，让他好好想。”

还没到半分钟，机场里广播在催汪尔淼同志马上登机了。

汪尔淼睁开了眼睛，六神无主地看着周蓉。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听到了吧？您都快耽误一架飞机的起飞了！别看着她啦！都派人在安检那儿等您了，快去吧，再不去就不像话了！”

她显得比周蓉有主意，目的明确——那就是要将汪尔淼哄到飞机上去。

（因为为了好走账，即便是“浪费”了几千元也无所谓）

她挽住汪尔淼像劫持了一名人质似的朝安检区快步而去，周蓉犹豫一下，只得拎起导师的旅行箱紧随而去。

安检通道口外果然有位空姐在焦急等待，望见他们，迎上前来，一手从周蓉手中夺过旅行箱，一手拽着汪尔淼便走。她嘴里也不闲着，冷着脸批评：“没你们这样的！头一次坐飞机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安检？这边这边！特殊通道，您倒是迈开步子快点儿走哇！”

（那场面很好想象别）

汪尔淼通过了安检，转身望着周蓉又叫了一声：“周蓉！……”

听来确实有点儿像小孩子叫“妈”，看上去如同被卖了，样子可怜巴巴。

他不但是头一次乘飞机，此前连卧铺也没坐过。“十年”前没坐卧铺的资格，“十年”十年中一直在干校接受改造，“十年”后从未跨省出差。此番一出差就飞到法国去了，身上连买返程机票的钱都没有，他难免牺惶。

望着导师一步三回头地被空姐拖走，周蓉心里挺不是滋味儿。

外事办的女同志开周蓉的玩笑：“哎哟，你还真把他看成孩子了？早料到了他这么‘面’的话，那还不如出国的是你了！”

（外事办的女同志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周蓉没好气地说：“这算什么破事呀，你还有情绪开玩笑！”

（如果不是周蓉没心情，不然得好好跟她说道说道）

忽听有人喊她的名字，转身一看，竟是哥哥周秉义。

她吃惊地问：“哥，你去哪儿？”

秉义说：“先别管我去哪儿，我有几句话要单独问你。”

外事办的女同志告诉周蓉校车停的地方，识趣地先走了。

秉义看一眼手表，严肃地说：“我出国去苏联该过安检了，就站这儿聊几句吧。我要求你诚实地回答我，刚过安检口的那位老先生是谁？”

周蓉如实回答。

秉义表情更加严肃地问：“既然是你导师，你只不过是来送他的，你俩恋恋不舍的是怎么回事？出国开会，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他为什么那样子叫你？”

周蓉反问：“他什么样子了？”

秉义说：“他一叫你的名字，我不由得就站住了。我看见他眼泪汪汪的……你自己眼边的眼泪也还在呢，这太不寻常了吧？”

周蓉说：“哥，你是想说太不正常了吧？”

秉义说：“我不反对你那么理解我的话。周蓉，男女感情之事，可千万别当成儿戏，咱们周家没那种基因。如果说你第一次离婚全怪冯化成不好的话，那么我要说，蔡晓光这人是不错的，他对你的爱情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的！”

（别怪秉义，因为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他不知道。周蓉毕竟有“先科”，别怪我这样说，周家老大可是因为这让人不省心的妹妹差点被周父扇过的）

周蓉红了脸，又好气又好笑，嗔道：“哥，你想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当面羞辱我哩！省省你那份心吧。”她随即将话题往哥身上一转，“你们厂怎么也不派个人陪你，让你当书记的一个人出国，还是到苏联去！”

秉义说：“苏联怎么了？”

周蓉说：“那边社会治安动荡，你不知道？”

秉义说：“没那么不好。多出去一个人，不是多花厂里一份钱吗！我既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秘书，能省就省吧。”

（看来还真不仅是汪教授的单位这样）

周蓉想起了几天前的晚上与军工厂那辆车发生的冲突，想跟哥说说，又怕耽误时间，便只好说：“那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吧！快去安检。我也得走了，别让校车等得不耐烦。”

她转身要走，却被秉义拽住了，他不罢休地说：“你还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都说明白了呀！还怎么正面回答呢？是你自己太可笑了哩！”周蓉挣脱哥哥的手跑了。

“周蓉！”她只得站住了。

（机场登机口前后两声“周蓉”的音调和情感是有很大不同的）

“你可要让哥在那边省点儿心啊！”哥的话听来不无相求的意味。

她头也不回地大声说：“照顾好自己，也让我省点儿心！”

望着妹妹跑出机场的身影，周秉义真的又多了一份心事。

让许多人羡慕嫉妒的军工大厂的正厅级党委书记，那时忽然觉得自己人生中最愉快的岁月反而是知青年代，而不是返城当了官以后……

（此章篇幅短了些，但看起来一点都不轻松。“昨晚发生的事”让师徒两位教授都觉得不太好；一次赴法研讨会，尽管是几所大学的民间行为，由两人参加缩成一人，再把已经放在兜里买回程机票的钱追讨回去；军工大厂的书记走单骑赴苏，就为能省则省。勤俭节约是美德，值得提倡，这样想好像也是可以的，但事实是不是这样，梁老师最后为秉义留下的省略号，应该有另一番深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