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江南省造”
清光绪十三年（1887）起，清廷先后允准广东、湖北两地设局铸币。江南地区虽为沿海的通商口岸和各种商品的集散地，但所需制钱却只能由广东附铸，银元则向湖北调换。
光绪二十一年（1895），户部议复御史陈其璋《奏请鼓铸银圆折》，准令沿江沿海各省自行仿铸。次年五月（1896年6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以“制钱缺乏，不敷周转；洋圆行销，利权外溢；仰给外省，终非久计”①为由，向英国喜敦（后更名伯明翰）造币厂订购全套银元机器，在江宁（今南京市）西水关内云台闸南岸回龙街购地44亩，兴建东西两厂房，启用“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关防。其间曾派八名工匠去湖北学习，并在湖北招募工匠。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东厂开铸“江南省造”大小五种币值银元。
伯明翰厂广告币
有意思的是，在刘坤一筹划并开铸“江南省造”银元时，“江南省”建制早已消失了两百多年，“江南省造”是中国货币史上唯一虽注明省份但却有名无实的钱币。江南铸造银元制钱局之所以得以沿用消失了的“江南省”名义铸币，笔者个人猜想原因有四：
一是清后期中央政府调控力日益削弱。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内忧外患，顽固守旧，朝廷对自铸银元反应迟钝，决策犹豫，迟迟不能统一全国币制。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督抚拥有很大实权，往往敢对上谕明遵暗违，甚至据理力争。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江苏巡抚林则徐因提议“官局先铸银钱”而遭道光帝斥责后，仍敢利用巡抚权力铸造七两三分银元，“初亦便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良法美意废而不行，可为太息。”②又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和二十七年（1901），朝廷两次发布上谕，要求除粤、鄂两局外停铸银元，然而各地督抚或上奏申请放宽获准，或隐瞒不报秘密铸造，中央政府对此缺少办法，并未能令行禁止。这些都说明清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早已不复存在，调控能力也大不如前了。刘坤一在江宁设局开铸银元，既符合当时朝廷政策，又有合法报请备案，还算得上循规蹈矩。至于具体以某某省造名义、何时何地开铸等繁枝细节，清廷早就声明要“各省自行仿铸”，不想管也管不了。
二是循例为之。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广西总督（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在广州以“广东省造”名义首铸一套库平计重的五种大小银元；随后的光绪二十年（1894），转任湖北湖南总督（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又在武汉以“湖北省造”名义开铸了三种币值的本省银元。张之洞在广州以“广东省造”名义、在武汉以“湖北省造”名义铸造银元有三个共同特点：⑴均以总督的正式官衔首个地方名字为省名开铸；⑵均以总督驻地省份名义开铸；⑶均在总督驻地设局开铸。粤、鄂两省铸币成功经验是清廷明令各省仿铸的版本，刘坤一自然也乐于按这两个先例，依葫芦画瓢般地仿照执行：⑴以自己正式官衔——江南江西总督（这个总督的正式官衔在江南分省后，仍然一直沿用，直至清朝灭亡）的首个地方名字曾经的“江南省”名义开铸；⑵以江南江西总督驻地江宁府的曾经省份名“江南”名义开铸；⑶拟定在江南江西总督驻地江宁府设局开铸。取名“江南铸造银元制钱局”，一则可避免与早在运作的江苏省制钱局重名，二则“江南省”建制虽早已不复存在，但其称呼仍一直延续着和江苏、安徽并用，朝廷和百姓都均能接受。
三是扩大流通范围需要。各省自行仿铸银元都得铸有本省省名，自然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如何使本省铸造的银元流转更广，以获取更大利益，必然成为各省督抚反复琢磨的首要核心问题。如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正月（1887年2月）奏请广东试铸银元时，就明确要求“如蒙允许恳请颁发明旨，粤铸银元，除京饷外，各省协饷、解款、完纳华洋厘税、民间交易，准其一体行用。”③还有一个后来发生的事例也做了很好地佐证：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光绪元宝银币为扩大通行范围，不得不将该币上方的“奉天省造”改为“东三省造”。多年从事洋务运动的刘坤一具有宽泛视野，自然知晓个中的奥秘，新铸银元既不能镌刻“江苏省造”，也不能镌刻“安徽省造”，更不能镌刻“江西省造”，唯镌刻早已消失了的“江南省造”，才能真正效仿广东之于两广、湖北之于湖广，最终使扩大流通范围之目的水到渠成。事实也证明，以“江南省造”名义开铸，江南各地认同感最强，获利最丰，据记载江南局仅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获利高达14万余两。④
四是刘坤一的个人因素。刘坤一早年廪生出身，投笔从戎，从基层小吏因战功逐步升迁至地方大员，“能断大事”，“居官廉静宽厚”，亦能深刻体恤下级官员之艰难。因此，从其个人品格来看，刘坤一绝不会以一省名义铸币而盲目同下官争利。时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户部准令各省仿铸、江南设局铸币之际，刘坤一已是第四次出任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加上晚年勋望，已然成为疆臣领袖、诸侯之长，“世以所言为允” ，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对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如四度出任两江总督期间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与张之洞连上三疏，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史称“江楚三折”），多为采纳，就连当时掌握朝廷实权的慈禧亦赞其“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之臣”，清廷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封疆大吏，可谓青眼有加，十分倚重。因此，朝廷准许刘坤一以“江南省造”开铸银元，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江南最早铸造的银元正面没有干支纪年，背面蟠龙加上外圈，俗称老江南，计有库平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五种币值，其铸量均不多，存世有限。尔后，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历戊戌年开始注明，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农历乙巳年止，“江南省造光绪元宝”的计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及乙巳等八种纪年版别，成为我国最早的干支系列银元。但这几年对大清帝国来说,可谓多事之秋：光绪二十四年(1898, 农历戊戌年)，发生戊戌政变及德国强租胶州湾；光绪二十五年(1899, 农历己亥年)，俄国强租抚顺及辽东半岛,法国租广州湾；光绪二十六年(1900, 农历庚子年)，义和团作乱，八国联军进京，两宫西狩；光绪二十七年(1901, 农历辛丑年)，和约大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 农历癸卯年)，中俄在东三省发生战争；光绪三十年 (1904, 农历甲辰年)，黄兴组织华兴会,在湖南起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 农历乙巳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为总理。由这几年所发生大事可看出,大清帝国已是摇摇欲坠，日薄西山，时日不多了。
江南省造庚子7.2钱
光绪二十七年（1901，农历辛丑年）后，由于聘请外籍头等化验师，所以都在所铸银币正面左上方都打上由上海汇丰银行代为延聘的英国化验师霍姆斯（H.A.Holmes）的姓名缩写HAH，其意是模仿墨西哥鹰洋以取信中外（早期墨西哥鹰洋也有造币厂主管的姓名缩写）。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江南局改名为“江南户部造币分厂”，所铸江南银元正面铸有CH和TH英文戳记，传说这是雕刻师或厂长的姓名缩写。当年该厂总办是张沿廷，会办是邓矩，雕刻师姓名则不得而知，不知是否有所关联。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度改名江苏江宁户部造币分厂。光绪三十三年（1907），复改名为“度支部造币江厂”，光绪三十四年银元一度停铸。宣统三年（1911）九月，部颁“江宁造币分厂”新关防到厂，开铸“江南省造宣统元宝”1.44钱和0.72钱两种币值，至同年十月十一日“江南省造”银元最后停铸。
民国元年以后，造币厂又数度易名。期间，曾再度以清之旧模继续铸造数量不菲的“江南省造”甲辰纪年银元流通于市。后又铸造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最终以“财政部南京造币厂”名义持续生产至1928年。
①《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2册，第217—218页。
②《郑观应集》上册，第693—第694页。
③《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672页。
④《中华钱币论丛》第一辑，第2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