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君先生：
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我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这是黄昏以后我才给你写信，舱底的空气并不好，所以船开没多久，我时时就好像要呕吐，虽然吃了多量的胃粉。
现在船停在长崎了，我打算下去玩玩。昨天的信并没写完就停下了。
到东京再写信吧！
祝好！
莹
七月十八日
这是萧红在一九三六年去日本的船上给萧军写的第一封信。此后她在日本生活的一年时间里，她写了至少四十封信，不包括遗失的。这些信后来被编录在由萧军注释的《萧红书简》一书中。
在日本的时光也是她生命中最安稳最清静的时光。潜心创作，外界安宁，内心寡欲。她可以连续每日创作近万字的作品，像着了魔一样，心无旁骛。
在给萧军的第二十八封信中她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
那时她把借租的小屋装扮得很精致，时常买一些画作添为墙饰，一些花瓶点缀桌几，一些酒来聊以慰藉。闲来无聊时会画上几笔附在信后。也会自己煮一些饭食，邀请房东的孩子一起享用。她曾在日本的街市上听着木屐的声音思念故乡，也无数次徘徊在回不回去的决定中。
但这一切安逸，清静的背后，始终是空虚的现实。她情不自禁的落笔道：“均：你是还没过过这样的生活，和蛹一样，自己被卷进茧里去了。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是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虽然生活是为着将来而不是为着现在。”
她终究熬不过寂寞和迷茫。身在异乡的孤立和无措以及鲁迅先生逝世带给她的打击让她更平添了几分愁，她只是一个需要被爱层层包裹的女人罢了。始终无法一个人跨越重洋。
二
在萧红十几岁的时候，她的母亲便去世了。在本应无忧的童年时光里，母亲并没有带给她任何体贴和慈爱，而是暴躁和狂怒。父亲又是庸俗封建之人，对待子女始终是严肃和冷酷的，他试图用父亲的权威包办萧红的人生，令她无法继续学业，并企图用婚姻来束缚她的身体。这也成了萧红后来出走的根本原因。
在萧军对萧红书信的注释中，他这样写道：
“幼年时期她的生活是暗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直畸零的小鸟！”
这个晦暗的家庭里，只有祖父是唯一温暖的光亮，他教萧红背唐诗，在后院的花园里陪萧红度过童年的寂寥。让萧红那一颗敏感而脆弱的童心慢慢得到了疏解。祖父就像一滩死水般的沼泽里一棵深植入地的参天大树，遮挡了萧红恐惧而无助的心灵。让她有了些许对生活的向往，也对长大后能够逃离这片荒凉之地充满了期许。
在萧红最具盛名的作品《呼兰河传》中，她将家乡的景象以及童年的境遇描写得朴实而美好，完全摒弃和掩盖了曾经冷酷的回忆，而祖父那慈祥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心生敬爱。
然而岁月可以令一个人体貌生长，却无法弥补心灵的裂痕。萧红最终还是没能走出一片明媚的天际。祖父去世后她没了精神上的依靠，为了逃离这片沼泽她选择铤而走险进入另一片蛮荒之地。却不知每一次逃离迎来的都是困境。
她的人生便是从一个困局到另一个困局，从一处险恶到另一处险恶。
三
在萧军出现的时候，萧红用她的本真拯救了自己。
他们相遇是充满戏剧性的，当时的萧红逃离家乡投奔未婚夫汪恩甲，后来汪恩甲又弃她而去，因为付不起房费，她一直被囚禁在与汪恩甲同居的破旧旅馆里。初次与萧军见面时，萧红怀着未婚夫的孩子，萧军也只是一个穷苦的有志青年罢了，一个楚楚可怜，一个英雄气概。促膝长谈时，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将两颗心拉得越来越近，一个午后时光过后，萧军在恍惚间看清了这个身怀六甲的苦难女人藏着的一颗美妙至真的内心。他决定不顾一切拯救她。
萧军在《侧面·我留在临汾》记录了当时的心情：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予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最开始与萧军一起的日子，是萧红最自由而欢快的时光，尽管穷困，尽管简陋，尽管饥饿常常光顾两个年轻的身体，但是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安慰，有着共同的追求，反而让外在那一切困苦都变得别有情致。两个人啃一个列吧都可以相视而笑，吃一碗肉丸子就像是爱的奖赏，生活的残酷完全无法摧毁他们坚定的理想和爱情。
萧红热爱着萧军，爱得像小宠物对主人一样投入，像植物对水的渴求。在哈尔滨欧罗巴旅馆时期，她每天所有的念想就是等着萧军工作回来。当时因为贫穷两个人只好挤在一张小床上休息，对双方的睡眠都受到了干扰。到了上海，好容易借到一个小床，萧红自愿去小床上住。但是到了夜里她却抽泣起来。萧军问：“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萧红擦了擦眼泪笑着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
她就是这样的天真，害怕她的爱人离她太远，害怕她的爱人没有受到关怀。然而自己又不知道如何给予。
在日本期间，萧红每封信的内容几乎都会附加几句让萧军如何照顾自己的嘱托，督促他吃药，买软枕头，但事实上萧军很少照做。久而久之，当爱情的火焰不再跃动时，这些热切的关心反而让萧军生出反感。萧军在注释中写道：“她常常关心我太多，这使我很不舒服，以至厌烦。这也是我们常常闹小矛盾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个不愿可怜自己的人；也不愿别人可怜我。”
这是古稀之年的萧军对二十多岁时萧红的诠释，仍然是这样的冷峻。可见萧军自始至终都受不起萧红这样热烈的爱。因此萧红无论如何都会走到这样的结局，因为萧军不可能完完整整的拯救她。他们的心灵看似相近，实则离得很远。她越是靠近，他越是远离。
在情感世界中，萧军始终是一个讨得女人欢喜的男人。他亦承认，萧红在日本期间，他的确做了对萧红不忠实的行为，而萧红在这段关系中并没有出离和背叛。他对他的行为很遗憾。但萧军评判萧红没有妻性，不适合做一名妻子，太过沉浸于自我情感。这在萧红本就惊慌的爱情路上，重重的打了一棍。萧红的倔强和自尊就在这样不断的揣测和自我折磨中终于苏醒，她扛不下去了。不再愿意屈身于大男子主义背后做一个唯诺的小女人。
终于在延安，她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的分开吧。”她内心的声音也许是：“萧军，虽然我还爱着你。但我们还是要自由吧。”当时她已怀有萧军的孩子。
后来在萧红与端木的婚宴上，萧红说她与端木并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爱情，她只想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她或许以为端木可以成为下一个拯救她的人。却不知又一次将自己置于另一段宿命中，并导致了最终的悲剧。
四
一九四二年，萧红死于战乱的香港，死得凄凉，冰冷，孤寂。在她最无助的时候，端木一次又一次弃她而去，身边只有一个弟弟的朋友骆宾基。她像抓住手边最后一丝活下去的理由，恳求骆宾基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在临终之前，萧红曾对骆宾基说：“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而三十年后的萧军在对这句话的注释中写道：“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
这是多么讽刺的现实。
萧红的一生，一直等待被解救，从汪恩甲到萧军到端木蕻良，每当她以为已经抓住他们时，他们都会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狠狠的甩下手臂。在当时灰暗的社会里面她始终没能走出这她昂首阔步的世界。
也许她宿命的根源就是她从来不曾看重自己。聂钳弩曾对萧红说：“你要飞就飞得高一些，要记住你是《生死场》的作者，你是《商市街》的作者。你是一个女作家。”
她有着大天分，心灵又天真得过了头，若生在一个和平时代，她定更得造诣。只是她没有在意她的天赋，甚至不曾得意。没有骄傲的勇气，她只是冷淡的观看着世间事，平静的诉说。
世道是冷漠的，在短暂的三十一年的光阴里。她体会到多少爱，也就体会了多少苦。她需要多少爱，就用多少苦来填补。
如今逝者已矣，只愿来世得以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