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由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撰写于1990年的社会学著作。孔飞力（Philip A. Kuhn）生于1933年，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二十世纪，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孔飞力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在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度过，在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教授的职位上荣退之后，孔飞力应邀回到哈佛，接替老师费正清的教授职位。本书正写于他进入哈佛大学已久，却被质疑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学术著作问世的时间点上。因此《叫魂》中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孔飞力先生多年以来的厚积薄发。

       在本书当中，孔飞力先生通过一个个一手文献中得知的小故事的串联，逐渐揭示出清王朝乾隆年间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律以及民间社区的某些特征。在二者结合之下，孔飞力先生分析了政治权力和礼俗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的辐射和影响。

       “叫魂”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种“妖术”，据说能够将活人的魂魄招走，从而杀死目标。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施法需要将术士和受害者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媒介，因此施行妖术通常与剪掉辫子，剪下衣角等行为联系在一起。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叫魂妖术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浙江发端，并且以燎原之势蔓延至全国，最终惊动了皇帝和军机大臣这样的国家最高层。短短几个月之内，“叫魂”妖术引起的恐慌甚至连中央朝廷都觉得畏惧，因此前前后后逮捕审讯了多人。但是直到最后，“叫魂”妖术是否真实存在过，都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一场闹剧一般的恐慌之中，我们也得以一窥中国当时的社会运行机制。

       根据南开大学的相关研究，书中关于叫魂的事件大概能够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月22日（文中提到时间均为农历）在浙江，石匠吴东明开始在德清修水门，打桩入河；

         3月25日在浙江，采药人穆方周诱使郭石匠将一纸包植入桥桩；

        3月26日在浙江，吴石匠返乡遇沈农夫托他将仇人姓名打桩入河；

        6月7日、13日、16日在山东，读书人韩沛显供认曾接连剪人发辫；

        7月24日在山东，乞丐蔡廷章供认参与剪辫；

        8月21日、27日在山东，旗丁周某的侍女两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

        10月初在湖南，觉性和尚供称茂远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魔力；

        ……

        在一年之内发生了如此多关于叫魂妖术的案件，这件事情理所应当引起了清政府和乾隆皇帝的注意。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又有着哪些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助力，使得“叫魂”妖术蔓延至全国呢？

           孔飞力将本书第二章命名为“盛世”，以此来代表当时清王朝的最大特点。在1768年，清帝国仍然在世界上保持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勤勤恳恳，他们开创的康乾盛世延续至乾隆皇帝时终于达到了鼎盛。当时的清帝国，尤其是鱼米之乡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带，已经出现了朝着由农耕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征兆。当时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空前提高，棉花等农产品有利可图，产量提高，粮食产量则开始下降。因此在江浙一带虽然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可是粮食产量并不很高，大部分居民日常用粮都依赖长江中游运来的商品粮补给。

    同时在社会阶层划分上，经过雍正乾隆两代皇帝陆陆续续的改革，该地区的身份世袭制实际上已然废除，地主与农户之间产生了长期的契约关系（永佃农），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租佃经济的发展。由于永佃农这一类以被雇佣方为主导的固定雇佣关系的存在，江浙地区也开始逐渐形成并发展出了劳动力的买方市场。不仅仅局限于农业领域，在手工业，城市建设方面同样也出现了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

       因此在书中，孔飞力先生将清王朝这个繁荣昌盛的时代成为“镀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