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对发起人吕祖谦(东莱)先生的内心也是个震动。
在寒泉,他的初衷是“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其意甚善。料不到“百人大会”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险些儿弄得下不了台。在他看来,朱熹有“伤急不容耐之病”,师道尊严至上,容不得相反的意见,刚强好辩;陆氏兄弟虽说敏而好学,表里如一,但盛年好胜,咄咄逼人。尤其是陆子静,后生可畏,确有才华,因而心高气傲,毫无顾忌,得理不让三分。说话太直,过于自信,居然自称是“久大功夫”,指摘朱熹是“支离事业”,这怎么行呢?他从心里护着朱熹,站在“闽学”一边,做做调和、宽松工作……看来,正如他自己在《东莱博议》一书中写的:
至理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天下之理，固眩于求,而真于遇也。理有触于吾心,无意而相遭,无约而相会,油然自生;虽吾不能以语人,况可以力求乎?一涉于求,虽有见,非其正矣。
他历来主张博采百家,兼取两家之长。这次会讲,朱陆两家对他的婺学启迪很大。尤其是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佐证了他的“心即道”。他更坚信“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不过,陆子静大有希望。自己选拔的俊彦是不会错的。平日,元晦指责陆学为“禅”,不足为怪嘛。如今是“儒学重铸”时代,佛教的大智慧也可为我所用;朱熹自己不也汲取了“华严宗”许多禅机!……我看,对子静必须挫其后生盛气,引入正轨,方可继承儒学正统。他在会后给友人写的两封信中,对“鹅湖之会”谈出自己的看法:
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
“某自春末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至鹅湖,二陆及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诲之益。……讲贯诵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然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已就实,悠悠汩汩,无所底止,是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
看来,朱、吕有些看法是相同的。吕祖谦为人谦恭厚道,对自己的学生陆九渊是器重的;但朱熹是自己的挚友,又是理坛领袖,他得维护元晦先生的声誉。因此,有“英迈刚明”及“就实”之说。虽说他赞子静“坚实有力”;又批评他“欠开阔”(即坚持易简的“发明本心”)、“未能反己就实”,“因噎废食”(就“讲学、传注”讲)等……说这些话是满腔热情与人为善的。凭吕氏“悠悠汩汩,无所底上”八字来看,可以窥见陆九渊当时在鹅湖反对“讲学传注”的论争,是极其激烈的,可惜不传;否则,后人是可以一睹原貌,评个是非的。至于讲学传注的“法病”、“人病”(东莱先生委婉地批评了朱熹有支离的“人病”)之说,原则上是对的;但是,陆氏在鹅湖的言论,是否“尽废讲学”？反对“一切注释”？因无原始记录和任何原话为佐证,后人难以妄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陆九渊的心学体系以及“鹅湖之会”前后言论来看,他是坚决反对师心自用、“六经注我”式繁琐、支离的讲学和传注的。
表面上看，他似乎又“狂”又“怪”，瞧不起当代的朱熹、张等道学先生实质上是说真话，复圣之言。“鹅湖之会”后陆氏这方面的激烈言更多，可说是“愈演愈烈”。他回想自己恩师吕祖谦东莱先生的好心劝说，回到槐堂后，对自己在鹅湖的态度，稍有反省，也从侧面充实、补正了自己的学说；但哲学的批判旗帜始终不移，更不会像七九哥陆一九龄那样“登门负荆”了。子寿和刘淳叟三年后又去鹅湖观音寺拜谒元晦先生时，他也以灰好的态度带去一封短信(此信已佚)，给朱熹请安问好。朱熹对他信中以义利判儒释之论，又讥之曰：“公亦只见得第二著”；而且对刘淳叟在他与子寿对语时独自打坐的不礼貌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如此等等，真使好心肠的热心人东莱先生为“朱陆对待”耽心。
其实，吕祖谦先生在金华和鹅湖都听过子静的“心说”。他非常赞成“本心、同心蔽心、洗心”之论，为其精湛、新颖所动。淳熙二年十一月，他应好友赵景明太守的邀请，写过一篇《抚州新作浮桥记就是有意借机表明自己同意“陆氏心学”之观点的。
抚州的抚河发源于广昌的恤木岭。过建昌(南城)是为盱水；汇金溪的汝水、横截抚州城东，是为抚河。河水年年暴涨，渡口无法通行。此处又为城内城外必经通道。百姓争渡者落水溺死无数，惨不忍睹。乾道初(1169年左右)，一位陈太守惜民生之维艰，拨银串木为浮桥；但抚河涨洪时，冲力很猛，木散桥坍，落水者仍不少。赵景明先生来抚州上任，以此桥为郡政之首，联合临川县令，修复浮桥。更可贵者，不派百姓一文，节省行政开支，并得一位姓周的赞助，修复浮桥。新桥用五十四只大船联串为梁，水涨船高，安全耐用。甚得民心。……就在“鹅湖之会”后同年十一月，吕祖谦应邀，欣然作《浮桥记》，全文如下：
抚之溪故无桥。乾道初，元(原)知州事陈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来。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通航断笮，无存者。吾友赵景明适为此州，复新之。以书请曰：某试郡未208几而桥毁。约己啬用，不敢赋诸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式(注298)，实佐其费，而属役于知临川县江霖。桥东西相维其修百丈，联舟为梁，合五十有四艘。愿记其成，以谂来者。
予报之曰：桥梁，郡政之一也。子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时举，亦庶乎长民者之心矣。然城之近易察也，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谤誉易闻也，至于不瞩之地，未形之患弗能自达之，呻吟慨叹昔之君子惴惴焉。惟此之畏尚戒之哉！盖心不在民而固负于师，帅父母之名虑不能固，四封则亦亢方之任。所存者笃，所综者博，其开塞建著继此，而讲者则有次第矣。
是桥也，特发政之始，邦人将惟子之视焉。无是心而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无是政，非制于上而不聘，则壅于下不流也。抚去吾州且千里，孰临于上？孰承于下？吾皆不能知。独以桥役言之，有部使者劝相欣助，以启厥功；有县令奔走服务，以集厥事，以是而观，子之州上下之际辑矣。为子之所为，其何所惮？亦何所诿乎？邦人非徒子之观，将惟子之望且责也。
遂次其语以遗抚人，俾立石水涯以俟。
这是篇典型之吕氏“心说”。有“民心”者，则不忍涉者之病；上下辑睦之风，修桥何惮？惴惴君子注意桥，还要以民心注意“未形之患”。论“心”与“政”的关系，如此透彻！吕氏借“桥”说“心”，也是一位善于搭“心桥”者。他于朱、陆之间，平衡关系，用“心”良苦，是否能搭通呢？
抚州浮桥后成为著名的“文昌桥”。只是陆九渊生前没有见过石砌的文昌桥。
每次去抚州踏过浮桥时，见东莱先生刻在石岩上的精美文章，陆氏的“心”又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