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一个使存在者敞开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始终处于保留和显现的紧张中，这意味着存在一方面给出它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在这给予的东西中抽身而退，因此存在本身不是同一的，而是变异的，从而存在之思也是有限的，它不能完全掌握存在的秘密。真理的存在只有当此在在世存在的基础上才可能，真理是一个无蔽同时又是遮蔽的过程，真理不是由一个人类主体来论断一个客体的正确陈述的特征，而是存在者的揭示，真理和非真理不等于正确和不正确，但事物的遮蔽和去蔽仍与此在的行为有关，即此在仍是真理与否的枢纽。
形而上学把固定的在场性看作是存在的根本特征，但存在显然必须始终在场，而惟一能满足这种始终在场的要求的只有神，它把存在者奠基于存在，又把存在奠基于一个最高的存在者，存在者被根据它们的存在来规定，但存在的真理却没有人询问，这就造成了存在的遗忘。
当形而上学把存在理解为固定的在场，而不是暧昧不定的东西时，它就成了可支配的对象，如果连存在都可支配，那么世上就没有不可支配的东西了，在当代，支配的愿望演变成争夺地球统治的斗争，其实质表现在现代技术中。
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长期遗忘存在过程的最终完成，通常将技术视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中性的工具的观点并不错，这样来看技术的话，我们与它的自由关系就似乎是怎样掌握技术的问题，这种通常对技术的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并不是存在意义上的真理，从存在论上来理解，现代技术也是一种揭示或去蔽，但这种去蔽不是自然的生发，支配着现代技术的规则是挑战，挑战就是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挑战使得农业成了机械化的食品工业，人们设置空气以让它交出氮材料，为矿石而设置土地，为铀之类的材料而设置矿石，为原子能而设置铀，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
这样一来，人其实并没有控制去蔽本身，技术不是人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控制的手段，相反，倒是人自己被技术这种去蔽安置了，只是因为他比自然能量更原始地受到挑战，即被技术安置，他才没有变成纯粹的常备物，人通过从事技术而参与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的安置，由此他进入一种无蔽，这种无蔽不是人的单纯制品，相反，它占用了人，人只有被它占用才是人，人只有对它敞开，倾听它的声音，才能看到已进入它的领域。技术的本质称为格设，它是一种不同于产生的去蔽方式，而是各种设置的聚集，这种设置设置人，也挑战人，使人用整理安排的方式把实在作为常备物来解蔽。在它的挑战下, 人往往一味去追逐、推动那种在布置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且以此为尺度，结果就封闭了居住在存在的近处的可能性。因此, 格—式是最高的危险，它使人不再遇到他自己，即他的本质，更有甚者，它遮蔽了解蔽本身，使得无蔽无从发生，使得人无法进入，更不用说居住在更原初的解蔽中，从而经验更原始的真理的呼唤。但人类还有自由，但自由决不是一个意志主体任意选择的可能性，而是通向真理的道路，自由与这种解蔽的发生处在最近和最亲密的亲缘关系中，即人不是存在的支配者和统治者, 而本身属于存在，但不是隶属。
Ereignis是存在将人纳入自己，与自己共属，但这种共属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作为存在历史的事件，真理不再是通过此在的筹划而得以彰显，相反，真理只是一种发送，人的任务只是倾听，人与存在的共属就通过这种发送而发生，但Ereignis在发送的同时又抽身回步，所以人与存在既共属，又有别。真理既开放，又遮蔽，Ereignis作为真理的存在和作为共属的事件的存在是主角，此在就是存在的此，人倾听存在的呼唤，而不是倾听自己良知的呼唤，他是存在的看护者，而不是它的意义的筹划者，他不意、不执、不固、不必，对存在听之任之。语言不再是人的能力，而是存在的呼唤，它将存在和人聚集在一起，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之所以成为存在的选民，恰恰不是因为他们的创造，而是因为他们的无我，他们从不别出心裁，他们只是回应存在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