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微博热搜是“辱母杀人案”。

我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甚至有点说不出来。

案件已不想再谈论，目前最新的消息是会重新审判此案。

我想，但凡是个善良的人定会觉得此前的审判太过不近人情吧，可是没办法，法律就是这么不近人情。

很奇怪的是，对于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习惯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有些时候我们又用法律去衡量，就像是始终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为什么呢？暂且先不说事情本身的多样多变，使其难以一概而论。对于评价的主体，也就是“我们”，又何曾抛弃自己的利益，堂堂正正的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思考过?

矛盾点在哪？在道德层面说，于欢的做法完全正确，换做任何一个正常人，任何一个孩子，都会选择勇敢的拿起那把并不沉重的刀吧。那么，在法律上来说，正当防卫如何界定，对方确实没有动任何形式上的武器，于欢也确实杀死了一条人命，即使被害者罪恶滔天，即使按照他现在或以前的行为法律也应该判他死亡。

矛盾会一直存在，所以说什么也不能更好的辩别。只能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尽可能的为于欢争取机会，这是之于人性与道德。但是并不可能无罪，法律还是应该有它存在的必要的。不然，当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一次次把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这个国家必定会不太平。法律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这并不是说每一次都可以让道德去宽恕法律。

法律应该再多一点人情?不知。

想说的是什么呢。大学生，未来的重任交给我们，责任则重大，但我们确实是充满希望，被期望做出一些改变的一群人。

社会上的不公平太多，丑恶太多，对，美好也很多。当没有能力改变些什么的时候，谈论只是一时的泄愤。那么应该做的是不是让自己强大起来，扛起肩上的重担。这会是一部分人的觉醒吧。（谈论也是一种改变）

所以做好自己吧。

自己表现的很明显，我会气愤，会悲伤难过，会有情绪，对于很多这样的类似事件，但是总是不想谈，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任何事，连公开发表言论的机会都不会有。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无时无刻不被监视着。

作为教育学的学习者，教育中的这种现象也早已司空见惯了，我们一次次在课堂上讨论，批判，提出自己的建议，即使不完善，但在气愤的情况下已是最理性的。

同样希望自己能贡献一份力量。

经过今天的课堂讨论之后，对原文不做大范围的修改，在下面进行一些补充或调整。

高利贷:这是事件的源头。苏银霞经营着自己的中小企业，资金周转不开，怕其无偿还能力，银行不选择放贷。苏被迫选择高利贷，年利息高达120％，远超过法律保护的36％。高利贷也算是个体本身的选择问题了，虽然多了很多被迫和无奈。恶性催债人员，催债方式，催债第三方的存在，究竟是合理还是应该被大范围制止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是允许高利贷存在的，也是允许这种第三方或者催债方式存在的，只要不造成太恶劣的影响，国家还是会选择看不见，当然也制止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允许虚拟经济存在。（对于第三方催债，自己虽未经历，但是也亲耳听认识的人或者做或者经历过的人说过一些）

法律:对于欢的审判是否得当?法律在完善的过程中是否需要再多的人性化人情化?法律要如何鉴定正当防卫?精神上的压迫和崩溃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现北京实行的陪审团制度起什么样的作用?法律的严格是否会减少见义勇为行为?

被告:行为是否正确?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是否具有防卫的紧迫性?于欢的行为是对警察行为的无望还是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和压迫?丧失理性是否是他杀人的理由?他是否应该被鉴定为精神病?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如何做?如果不将事情做大，是否还会遭到报复，是否还要偿还高额的利息?会不会选择利用社会和舆论的压力?

道德:对于欢是否要网开一面?道德的容忍会不会严重破坏法律?

警察: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否是因为裙带关系或者是否存在庇护?警察的失职是不是一种不作为?还是对恶性势力的畏惧?警察面对这种情形是否知法?是否懂得应该控制局面?

死者:自驾车就医，选择了远一点但是是二级甲等的医院，与医务人员发生争吵，最终是失血过多休克而死。身上背负一条14岁小女孩的人命，肇事逃逸，在进行催债时手段虽恶劣但没有使用名义上的武器和工具。有子女有父母。他是否还是个人?

我的观点:于欢一定要被判刑，但可以在无期的基础上减刑。

理由: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道德不要凌驾于法律之上。

1:不要去过度揣测于欢的心理，在当时情绪达到极限的情况下很多行为都是无意识的。

2:大学生，媒体，个人要如何发声。

3: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或道德去制裁一个人更多考虑的是什么。

4:类似事件与国内外做法。

5:韩信胯下之辱---可能每个人看重的都不一样。或许对韩信来说屈辱可以一时忍受，等待日后崛起，或许对于于欢来说这种侮辱已经到达了极限。

不管怎样，我们都是希望正义的存在，善良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