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周鸿祎的自传《颠覆者》，读过两遍，而且做了许多的笔记。从老周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还是比较有写作天赋的，这也是《颠覆者》能够足够精彩的原因。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有两点：叛逆与对计算机的热爱。
我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老周讲述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叛逆经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甚至有些羡慕。他虽然没少受到父母的责罚，但是，能够感受到他的家庭还是非常幸福的。马云曾经发过一条关于“小马云”的微博：“乍一看到这小子，还以为是家里人上传了我小时候的照片，这英武的神态，我真的感觉自己是在照镜子啊。不过当年的我手里拿着的可是‘板砖’……而且每天早上出门时衣服上整齐的五颗扣子，回家时从来不会多于两颗扣子。”我首先想到的是马云的童年是幸福的，他的家庭肯定是对他足够包容。后来，我读马云助理陈伟的《这就是马云》，看到一段关于马云小时候家庭细节的描述：“马云很小的时候家里举行过一次兄妹仨炒菜比赛，马云是三个人中最不会做菜的，于是就炒了个鸡蛋，但最后他获胜了，因为他用花生米在炒蛋上镶嵌了一颗漂亮的‘心’。”除了钦佩马云的创造力，也感受到他的家庭应该是欢乐的。
周鸿祎对于计算机的热爱，令我印象深刻。我读大学时也是选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也是在西安一所学校的教改班就读的。虽然，我读大学时也算是标准的学霸，但是，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与老周的差距。从老周的经历中，我能够体会到如何“天才”是如何成就的，这也是《颠覆者》非常可贵的地方。
1、非主流儿童
从小我就算是一个非主流的儿童，有点像电影《看上去很美》里的主人公方枪枪，小小年纪就在自我意识与正统世界之间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方枪枪使了吃奶的劲也得不到秩序社会里的几朵小红花，最终对他向往的世俗世界不屑一顾。现在看来，我也不是传统价值观的社会会青睐的孩子。“听话”这个评价，从来没有被用在我的身上。
2、麻烦制造者
虽然父母对我的期待之一——努力学习这一条我完成得不错，但是在养育一个省心的孩子方面，我似乎从来没有让大人得到过满足。从小我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很少消停。
我经常会捅出让家长不高兴的娄子，偶尔会因此遭遇一顿打……这种闯祸模式后来延续到了我的学校生活。如前面所说，我经常在学校课间和小朋友追跑打闹，有的时候抓烂了同学的衣服，老师就让我把弄坏的衣服拿回家，让我妈妈缝补好。这个时候，我妈妈不但要给全家做衣服，还得加班给我的“客户”补衣服，工作量瞬间加大很多，这经常触动我爸的“龙颜”。
有一次，我作文比赛得了个奖——一个灰色的小书包。等我斜挎小包，器宇轩昂地跨进家门时，爸妈的脸上没有丝毫高兴，而是一种风云突变的感觉——原来，他们以为我又抓烂了谁的书包拿回家修补。这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3、转学
我本来在驻马店的小学跳级到了三年级，因此也去参加黄河路三小三年级的考试。所有的考试都过了，但是老师看我个子太小，身材瘦弱，怕我在三年级跟不上，坚持让我从二年级开始上。本来我在驻马店是跳级生，现在要被迫蹲回一级，这个决定让我很不高兴。那一天，当我的老师和我的爸爸在讨论把我放在二年级哪个班时，我抗议般吐出了三个字——我、都、会。我的老师和爸爸看了一下我，觉得这小孩真好玩，便一起哈哈大笑。一个小孩的心事就这样被笑声淹没了。不服的情绪，成了小学生活开始的记忆。
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小学生活正式开始了。我爸低调谨慎、远离是非的性格完全没有遗传给我。我过剩的精力无处挥洒，顽皮的性子自此发扬光大。我成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异类分子，自由散漫的我成了老师的心腹大患。搁在今天，我可能会被定义成一个标准的熊孩子。
4、蔑视权威
上课说话、做小动作不在话下；被老师点名字、叫到教室前面罚站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我被拎起来罚站，我不但没有变得安分，反而站在教室前面面对全班同学做鬼脸，继续表演。教室不但没有安静下来，同学们还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课堂秩序彻底乱了。老师连课也上不下去，只好把我拉到办公室，给我一本练习册让我全部做完。
这个老师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看谁不顺眼，就把粉笔丢过去，因此各色的粉笔头经常在教室里乱飞。我不但被粉笔扔，还经常被尺子打。有一次，老师把我的头打出了一个大包，我气不过，就开始画漫画丑化他。我画画其实一直还不错，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兴趣浓厚，属于无师自通型的。我利用一点小天赋把老师画成猪头的样子，栩栩如生，然后把本子传给全班同学，同学们被逗得前仰后合，笑声不止。不过第二天就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老师，直接导致老师怒吼：“周鸿祎，我要把你赶出少先队！”我觉得好委屈，这事儿不应该是同学之间取笑老师的秘密吗？大家应该心照不宣地保守这个秘密，怎么马上就有人告老师了呢？我后来发现自己从小就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不知道怎么讨好老师和领导。
老师看过了猪头画，不但怒吼，还用教鞭打了我的头。这种体罚让我非常不服气。于是，我等同学都放学回家后，重新翻入了校园。我走进教室，把教鞭掰成了两截，再用胶水马马虎虎地粘了一下。这让教鞭的外表看上去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已经变得非常脆弱。等我完成了这一切，再从校园的墙头翻了出去。果不其然，第二天，老师再用教鞭的时候，稍微在空中一用力，教鞭就突然在空中解体了。教室里又是一片炸锅似的笑声。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我骨子里那藐视权威的劲头是从何而来，完全不输今天的“90后”。
5、影响周鸿祎的老师
小学五年级，我们班换了一个真正纵容另类孩子的老师，她叫王芙蓉。她个子不高，脸很圆，很年轻。在我的印象中，她的普通话格外标准，声音又脆又清晰。另外，她的态度比较温柔，完全不是对学生那一套霸道蛮横的作风，无论对“学霸”还是“学渣”，王芙蓉老师都一视同仁。她没有怒吼，只有宽容以待。这让我完全放下了对抗，第一次走上了和这个教育体制握手言和的道路。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画画。上小学五年级时，我依然是每节课只能集中精力20分钟听课，之后的25分钟基本都在走神当中度过。后来，我穷极无聊，开始在作业本上画画打发时间。我从小虽然没有受到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但是特别喜欢画。小时候，父母看我哭闹不停，终极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递给我一本本子、一支笔让我画画，这能让我彻底安静下来。上五年级时，我坐在教室前排，上课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本子上画画，这让王芙蓉老师尽收眼底。
下了课，我没有遭到怒斥，也没有受到气急败坏的指责。相反，我得到的是朋友般的询问。王老师用清脆的普通话问我：“周鸿祎，你在画什么？”我说：“我在画马。”王老师饶有兴趣地拿起我的画本一边看一边点评：“没有想到，你画得还真不错。”她甚至还问我能不能就这样连着画出100匹小马，后来我真的画了。
知道我喜欢画画后，王芙蓉老师把这事记在了心里。有一天，她把我喊到办公室去观赏她自己的作品。我记得那是一个扇面，上面是毛笔画的梅兰竹菊，旁边还有王老师用毛笔题的字。“你看我画得怎么样？”王老师竟然邀请我来品评她的作品。我抓住扇子不肯放下，说：“王老师，原来你也喜欢画画呀！”师生之间，因为交换作品这件事，变得格外亲密。
我的学习成绩其实一直不错，但是课堂表现一直好似“学渣”，直到遇到宽容大度的王老师，我才感到暂时摆脱了阴影。王芙蓉老师当时教数学，我就暗下决心一定学好数学。在我爸的帮助下，我当时对数学应用题分类学习得极好，和差问题、和倍问题、归总问题，我都烂熟于心，每次解题都解得飞快。想一想，那是一个没有快乐教学理念的年代，但是王芙蓉老师的宽容，没有压制我的另类个性，也没助长我的叛逆。
那时打下的良好的数学基础，暗暗奠定了我对计算机的兴趣。
6、异类
虽然我的课堂表现经常透露出一股“学渣”气质，引发老师的怒吼，也让家长气急败坏，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不错。慢慢地我发现，学校的功课对于我来说，只花去我三分之一的精力，吃不饱的感觉有点强烈……确实，我永远和正统的教育体制是一对欢喜冤家，你很难说清我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今天回想起来，一部分的我很适合应试这个教育系统，学习对我来说非常轻松，往往是我看上去双目无光、吊儿郎当，但是成绩一出来，都是名列前茅；而另一部分的我难以和这个教育系统相融合。在这个圈子里，我显然是个异类。
7、初中
我和正统教育体制的关系还是那样，时好时坏。要求的成绩我可以全盘奉献，要求的纪律我却完全无法接受。课堂表现我保持了“学渣”风采，更有甚者，课堂之外，满街群架少年的江湖里，我也不甘落后，免不了插一脚凑个非主流的热闹……身材瘦弱的我，经常在八中上演着这种闹剧，仿佛要用这种方式刷出存在感。我不仅仅挑战老师，有时候也挑战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女生的文具盒里有我放进去的小水蛇，女孩的辫子有时候被我悄悄地系在椅子上，借了女生的橡皮切碎了再还给她们。现在回想，不知道是不是给女孩子使坏就可以显示男生的优越感，反正当时的男生和女生之间，永远保持着一种对抗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关系，连女同桌的三八线也不能越过。
8、被班主任轰出了教室
我没学可上，但又不敢惊动我的父亲母亲。结果，我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上学时间背上书包，假装去学校。但是我去的地方其实是学校附近的菜市场，我在那里混日子，穷极无聊地度过了一个星期。我混迹于大妈云集的菜市场，一会儿蹲下来研究研究乌龟，一会儿数一数蔬菜水果的品种，想方设法混到天黑，等着放学时间到了，再晃晃悠悠地回家去。我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几天，直到有一天，我被工会老师发现了，我爸爸风尘仆仆地赶来和老师交涉，我才回到教室上课。但是，我又遭到了不同凡响的待遇，被老师勒令搬到了最后一排，因此，我是唯一有幸和前排女生做同桌，又和后排女生做同桌的人。
9、不乖儿童的内心
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课堂、生活都有点乏善可陈，唯一的安慰就是阅读。随着阅读量每时每刻增长，我读到了郑渊洁的童话——《皮皮鲁和鲁西西》，这两个不受老师喜欢的坏孩子简直是我的知音。他们充满理想，但是和正统世界格格不入。他们身上从来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捆绑，完全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我的内心深受感动。后来，我最喜欢的作家就是郑渊洁。
后来我又爱上了《舒克和贝塔》，开飞机的舒克和开坦克的贝塔，乘风而来，又呼啸而过。读着两只小鼠无拘无束地和这个世界相处，我惊讶于世界上还有这种读物，这么贴近一个不乖儿童的内心。
11、速读的基本功
初中三年，应试教育给了我一如既往的感觉，我还是感觉到“吃不饱”，学校教育不能满足我全部的求知欲。我依然保持了在课外生活当中寻找一片自己的天地的习惯。因此，我在阅读方面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泛读的兴趣。
虽然在遵守课堂纪律方面我的表现不太给力，但是求知欲一直统治着我。初二的时候，我要代表学校参加一种智力竞赛，是那种一半考知识储备，一半考脑筋急转弯的竞赛。学校非常重视这次比赛，不但搞了内部选拔，还给优胜者搞集训。内部选拔我轻松胜出了，这让我特别开心。比赛输赢本身对我倒没什么吸引力，但我知道，凡是参加集训的人都可以随便使用学校的图书馆，这让我欣喜若狂。郑州八中的图书馆限制非常严格，一个班级只有一天能去借书，而且每次只能借一本。而参加集训的人可以享用全面开放的图书馆。我趁着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把学校图书馆的各种书看了一遍。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练就了速读的基本功。
12、沉浸在书的世界中
白天在学校上课，放了学我经常去一个叫周涛的同学家里看书，他的父母在教育局工作，家里各类报纸杂志很多。当时很多有意思的杂志，《儿童文学》《少儿文艺》等，我都是在周涛家里看的。在那个双卡录音机刚刚兴起的年代，同学们去周涛家多是冲着双卡录音机去的，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群魔乱舞，有人跳迪斯科，有人跳那时特别流行的霹雳舞。而我去周涛家，最大的享受是窝在他的书堆里看书。我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心灵已经到了阿凡达的另一星球。
多年后，周涛是杜康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我俩在同学聚会时还会提起这段往事。他往往会捶我一拳，说：“当时爹妈给我买的书我全没读，都被这小子读了。”饭桌上往往是一片爆笑声。
13、心有所爱的样子
多年后和同学相聚，他们谈起年少时候的我，说我当年很有个性，年纪轻轻竟然烫了鬈发，一头乌黑鬈毛的样子，眼神略带不羁，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不服气。也有人回忆起我当年在学校练习武功和柔道的事，我勤奋地在校园里练习鲤鱼打挺，后来还带着双节棍来学校上课。他们眼中的我，另类不羁，略带几分古惑仔气质。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当时已经沉浸在计算机世界里，如醉如痴。我仿佛看见了当年那个不羁少年，留着一头倔强的鬈发，在街道上行走，但内心其实早已神游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世界。
和计算机世界的一见钟情，冥冥中注定了我一生和这个领域耳鬓厮磨的命运。我是1985年到郑州一中上学的时候，第一次真正使用计算机的。那双时常在写字台玻璃板上模拟敲打键盘纸的双手，第一次碰到了真实的键盘。从此，我的生活就是心有所爱的样子。
14、第一次上机
那一年，我16岁。在那个年代，进入机房是颇为兴师动众的事儿，老师让同学们安静，换上拖鞋，然后顺次进入。而当老师还在讲上机的要领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在计算机上输入程序了。期盼了多年的上机机会，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手抄了报纸上的Basic程序带了过去。我做梦都想知道，这些程序在一台真正的计算机上跑起来是什么样子。
还记得我抄的是一个做抛物线的程序，一个小程序把抛物线做成炮弹，然后把目标击中。我在击打键盘的时候心里怦怦直跳，感觉很兴奋、很刺激。整节上机课，我根本没听老师的介绍，整个人专注在程序输入的过程当中。但是我敲键盘的速度太慢了，直到下课铃响，我还在敲最后一行程序。这个时候，老师让大家起身离开机房，而我还死死钉在座位上不肯走。最后老师是揪着我的脖子把我从机房里拎出来的，画面有点尴尬。
从那一刻起，我好像真的知道我到底有多热爱计算机，又有多热爱编程了。从敲击键盘的那一刻开始，一种归属感油然而生。丹尼尔·科伊尔在《一万小时天才理论》里说：“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也许已经发生了——你会坠入爱河。不是和某个人，而是和某个你自己的想法——关于你想成为谁，关于你生来会成为谁。这种爱，这种激情，就是发展才能的原始燃料。”而我在那个时候，找到了我的原始燃料。
从那一年开始算，到今天，我接触了电脑30年。
15、物理
转入九中之前，除了小学期间的王芙蓉老师，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对抗型的，直到遇到我的高中班主任徐良老师。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留着发哥一般的发型，十分帅气俊朗。教我的时候，他四十出头。在那个年代，他就拥有和谐教学的理念，经常主张学生们参加课外活动，开班会讨论各种时政问题。他是教物理的，在他的物理课上，他不但给我们讲普通的高中物理知识，有时候会故意延展到深一点的领域，把课堂变成大学物理的启蒙圣地。有时候，他会启发性地说：“你们说，如果时间能对折会怎么样呢？”这时候他的眼睛远远望向空中，引发出意味深长的思考。全班同学都被这种气场给感染了。那时候我们全班都洋溢着一种热爱物理的气氛，我更是对这个学科有着一种独特的感觉，我一度觉得，将来我会成为一个量子物理学家，去改变世界，其他的都是碌碌无为、浪费生命的工作。
16、被文学社开除了
我一度热情洋溢地参加了郑州九中的文学社，成为校刊《小树林》的编辑。这可能是我当过文艺青年的唯一标志了。同学们来稿，我负责审稿，但经常是来的稿子我都不满意，我大笔一挥，用红笔在格子纸上打上大叉，然后把稿子扔在地上。文学社的老师看了大为光火，怎么能这么扔同学的稿子呢！过了不久，我就被《小树林》编辑部赶了出来——我被文学社开除了。
17、在九中教务处发现了Apple II
这个发现让我大喜过望，我开始赖在教务处和老师勾搭聊天，还满面春风地告诉老师，我会写程序，想帮学校写一个用电脑排出课程表的软件。教务处的老师很开明，满口答应了我这个要求。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我可以随时到教务处去享受上机的特权。我经常把报纸上的程序抄下来，然后上机去改动运行，看看程序的效果。计算机程序的奥妙让我茶饭不思。
18、热爱编程
经过了一些练习，我学会了用Basic语言写出小程序，然后让计算机写出几句歪诗。我可以把词汇输入电脑，然后让电脑随机组合出一些诗句。电脑会运行出一堆奇怪的句子，比如“火红的太阳挥舞着翅膀/鲜红的大海飞扬着力量”。虽然语言有点奇怪，但是可以对仗得很整齐。我把这些计算机写出来的诗给同学们看，大家都觉得很惊讶。我的大多数高中同学那时都没有接触过计算机，因为大家关注的是前途和功课，看我玩电脑玩得这么兴奋，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异类，不可理喻。
19、理想：做一款产品，改变世界
高二的那一年，我们常常召开班会。有一次，徐良老师让大家谈一谈自己的理想。同学们依次登场，侃侃而谈。但是我发现，大多数人的理想都是很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多少年后回想这个场景，我忽然明白，很多年轻人其实不但在高中的时候并没有理想，到了大学也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专业。很多人甚至都已经工作了，仍不知道自己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是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记得在那次班会上，我缓缓地走上讲台。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我身后的黑板是用彩色粉笔勾勒出的几个空心大字——我的理想。我环顾四周，顿了顿，开始发表自己唯一一次有关理想的演说。
我说：“我觉得人生来就要有理想，人生来就可以狂妄。”
台下发出一阵嘘声。
“我的理想很明确，我这辈子就要做一个电脑软件的开发者。做一款产品，改变世界。”
20、备战物理竞赛
高二的暑假，父母带着妹妹去北戴河玩，而我则窝在家里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我只做了一件事——潜心准备物理竞赛。我埋在物理题海里，眉头紧锁，目光如炬，饿了就去爸妈单位食堂打饭，晚上困到极点就倒头大睡。我性格里“宅男”的一面忽然在这个时候表露无遗了，在需要专注的事情上，我可以投入所有忘记一切。我心里牢牢地记住了从参赛到保送的整个流程：选手们先参加全省物理竞赛，选拔出来的人再参加全国竞赛。从全国竞赛胜出的选手可以参加物理奥林匹克集训，而获取奥林匹克集训资格的人，就可以直接升入北大清华。
21、保送
丹尼尔·科伊尔在《一万小时天才理论》里说，一个念头浮现眼前，那个念头将像一个雪球滚下山去。这些孩子并不是天生想成为音乐家，他们的理想源于某个清晰的信号，源自他们的亲人、家庭、老师身上的某些东西，源自他们在短短几年生命中看到的一系列景象、遇到的各色人等。那个信号触动了无意识的反应，发生了强烈的变化。这种反应具象化了一个念头：我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多年之后，我看到这本书，清晰地知道我被录取的那个时刻，有个念头浮现眼前，这种反应具象化了一个念头——我就希望成为自由世界的、属于计算机王国里的那些年轻人。
被这样被保送，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22、老鼠掉到了米缸里
自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上计算机专业课，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了米缸里。此时，高中自学的计算机知识在我心中风起云涌，太多向往，太多疑问，一并涌来。我心里存留了太多需要解答的问题，而大学课堂正是我把这些疑惑一个个慢慢解开的地方。
我变成一个自我驱动型的人，我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和任何人展开竞争，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好奇心驱使我去解决心中的困惑，这在客观上塑造了一个主动学习的态度。我上专业课时，往往是听课最专心的那个孩子，我不停地举手提问，和老师交流互动，正是这种主动的态度，让我得到了专业课老师的喜欢。我的专业课成绩一直都很好。
23、上机狂
如果时间停留在1988年到1989年，我依然会觉得，如果世界上能有一台计算机专门为我所用，于我是最幸福的事情。如果时间回到当年，我可能还像那年一样，天真无畏地和我接触到的一切计算机知识相依为命。在那个计算机并不普及的时代，即使是在高校里，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个工具。因此，我对这个工具始终有种渴望耳鬓厮磨的心态。
于是，如饥似渴地蹭机成了我那时的一种常态。蹭机，对于当年的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当学校开设计算机课程时，总有那些不爱上机的人根本不出现在课堂里。一旦有人逃课，他们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我的机会，我会冒用逃课者的名字去使用计算机。
不疯魔不成活，如同《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那个时候，我为上机狂。为了使用计算机，我内心的感觉就是“哪怕缺少一个时辰都不行”。
24、黑客
我经常去学校的计算机中心上机、蹭机，哪怕没有具体的功课，没有任何具体的任务。总之，只要在机房里待着，任务是可以现想的。每次上机，我都沉浸其中，最疯狂的一次，我竟然无意中攻破了西安交大的计算机中心。这是我的第一次“黑客”体验，这次体验既让我心惊肉跳，又让我后怕不已。但是，这又像是我和这个世界接触的难以躲过的一个必然。
第一次当黑客的感觉并不美好。并非有意搞破坏，我无意中进入了学校计算机系统，进去之后我很好奇，四处“闲逛”。就当我在系统中好奇地“走动”时，我无意中挪动了口令文件。最糟糕的是，我挪动之后根本不记得我将口令文件挪到哪里去了，就退了出来。现在我当然知道，挪动口令文件这事是不能做的，一旦挪动，整个系统就会立刻锁死。当我从系统中退出以后，我发现没有办法再进入系统——整个计算机中心已经瘫痪了。
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中，我只能去向计算机中心老师坦白，希望他能对我从宽处理。管理计算机中心的老师非常宽容，他并没有暴跳如雷，只是问我到底把指令代码藏到哪里去了。我一脸难堪，尴尬地说“我也不知道”。计算机中心的管理老师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让我写一个书面说明，然后就让我走了。最后，学校的计算机中心重装了系统，整个运转才恢复正常。现在回想这次黑客经历，老师对我的处理方法真是宽容，丝毫没有为难我。
虽然我有惊无险地度过这个小事故，但是我对自己专业的疯狂已经初见端倪。我虽然制造了事故，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利用这些计算机知识去学以致用。我想我和同龄人最大的区别是——我更喜欢实践。
25、热爱
我就是这样天真无畏地爱着计算机世界里的一切。那个世界的一切给我很“对”的感觉，给我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提供给我大千世界里一个唯一久待不腻的角落。
我当时进课题组做这个程序的改动不是出于任何利益考量，完全是心甘情愿，并对整个思考过程甘之如饴。我投入了大量的感情在这个项目当中，也获得了一些成就感。通过很多事情，我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做一件事情总要不计回报，一旦投入了全部感情，最后的回报总会出其不意地到来。我最享受的不是做事的最终结果，而是在投入的过程中，那种说不出来的内心的平静。
正是在那个阶段，我的专注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有意让自己在每个需要工作的时刻都聚精会神。记得有一段时间，学校让我们去校办的无线电厂实习。当时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老师派给我焊电路板的活儿，我力求做到将每个电路板的焊点都焊得饱满圆润。我验证自己劳动成果的标准是——收音机一打开，就能正常工作。
多年之后，我读到奥普拉的一段话：“（我感觉）充满了希望、满足感和说不清的愉悦。我坚信，甚至在每天从不同角度轰炸我们的疯狂之中，存在着，仍然存在着，这一直都在的安宁。”
而我的计算机世界里，正充满了这种安宁。
26、寂寞难耐
在大学期间，无论是出于主观因素，还是出于客观因素，我都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毫不惊奇，我把图书馆里所有有关计算机的书基本都通读了一遍，那是一种一个人日夜独处的狂欢。当时流行的歌手是李宗盛和王杰。在这种日夜独处的狂欢中，我常常哼唱李宗盛的《寂寞难耐》:“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走过了这段难忘的大学岁月，我非常感谢所有的孤独。正是因为严谨的学习氛围，西安交通大学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基本功扎实的程序员。在那段晃晃悠悠没有爱情的时间段里，我完成了从一名计算机爱好者到专业计算机从业人员脱胎换骨的蜕变。
多年后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我听到了同学们对很多往事的回忆，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纷纷对我当时的标准形象进行了描述，他们说，当年的我通常是，腋下夹着一堆软盘，头发乱如茅草，但是眼睛贼亮，除了接学校外面的活儿，一有空就往机房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