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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下回城路上，见乡道直到山脚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忍不住停车驻足，记忆深处的底片又将童年麦收时节的快乐时光清楚地显影了。
家乡属丘陵地带，冬春之际，水田种紫云英，旱地种大小麦。四月，紫云英翻耕了肥田，种上了早稻。五月，“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收时节到了。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麦收是上小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
那时，举国上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学工学农学军”运动，农村的学校，自然更多的是因地制宜让学生“学农，带学生去生产队参加生产力所能及的劳动。
尽管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但只有上了小学三年级后，学校才会安排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每当看到学哥学姐们高举红旗，排着队，唱着歌走向田野，一二年的学弟学妹就羡慕得不得了。
等我上了三年级，终于有资格去校外“学农”了。一个晴空万里的早上，我们人手一把镰刀，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一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来到学校西南的一处山麓，那里有一大片金黄的麦田，依着山势，高高低低，错落交织，山就像个小姑娘，穿着青翠的上衣，系着大裙摆的黄裙子。
在布谷声中，校长讲了学农的重要性，生产队长作了示范，最后我们按老师的分配，六七人一小组在一畦田的一边，一字排开，割起麦来。
我早跃跃欲试了，学着大人的架势，叉腿弯腰躬身，左手抓住一把小麦杆，右手拿镰刀用力割下，再一小堆一小堆码放好。
五月的阳光如芒在背，同学们都割得很认真，不一会大家就都满头大汗了，得不时得用袖子擦，但仍有汗水流进眼里，让人感到阵阵刺痛，睁不开眼。
我割最里面一垄，左边是高高的田坎，紧挨着我的是同学爱珍。爱珍父母都在城里工作，就她一人住在外婆家，平时不用干农活，加上她又怕割到手指，左手小心翼翼地捏得很高，都快碰到麦穗了，这样她就割得比其他同学更慢了。
割了一阵，我就把同学们甩开了好几米，这让相邻的爱珍越发感到窘迫，我好几次回头，都碰到了她有些复杂的眼神：有羡慕，有羞愧，似乎还有些怨愤。
我顾不得去摘田坎上熟透的甜蓬蘽，想尽快割完自己这垄，去帮爱珍。就快割到田尾时，田坎上的一些藤蔓长进了麦丛中，我心急没注意，只用寻常的力气，镰刀割到藤蔓，没割断麦秆，往上一滑，割伤了我抓住麦秆的左手小指，顿时殷红的鲜血不停地滴了下来。
我并不觉得怎么疼，而为自己这么不小心惭愧不已。
我不想声张，就在田坎上找了棵奶浆草，捏碎按在伤指上，却不料被爱珍发现了，大惊小怪地报告给了班主任蒋老师。
蒋老师兼任着学校的卫生员，她过来把我拉到树荫下，从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箱里，拿出一瓶无色的药水，先给我清洗了伤口，接着安上一小片浸过药水的黄纱布，最后给我伤指包扎上白纱布。
蒋老师虽是个才二十多岁的姑娘，但她平时不苟言笑，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都有些怕她，可在给我包扎时几次问我疼不疼，像母亲一样温柔。
包扎好后，我继续去割麦，但我也不敢再逞能，小小心心，差点比不上旁边的爱珍。
中午放学时，师生们回到了学校，生产队发给了每个同学一支铅笔和一本作业簿，还评出了几个劳动积极分子，加倍奖励，我也在被奖励之列，但我觉得自己非常丢脸：作为一个种田手的儿子，我竟然把手指当麦秆割了。
收割后的麦地不再是禁地，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背着竹筐往麦地里跑，捡麦穗，拔猪草，摘蓬蘽……
在麦地里拔猪草，常会惊喜发现一些桃、梅还有桔子等树的幼苗。我知道这些幼苗的种子都来自各家各户廊前的檐沟。
我们村里的老房子院连院，廊连廊，雨天走遍全村都不用湿鞋。走廊外用以排水的檐沟，同时也是天然的垃圾处理场。
那时农村已无意中实现了垃圾分类：值钱的鸡鸭鹅毛等之类收集起来跟货郎换日用品，能烧的晒干当柴火，厨余垃圾扔进猪栏，其余的则就直接扫进檐沟里，待发酵腐烂变成肥沃的淤泥积满檐沟时，掘起挑到庄稼地里作肥料。
那些水果的籽儿，或在吃时被吐进檐沟，或落在地上被扫进了檐沟，最后在清淤时，混杂在肥力十足的淤泥中来到麦地，在春日里萌芽，到麦收时大的已长到了半尺高。
虽然生长在农村，但那时“以粮为纲”，水果仍是稀罕之物，我们平时难得一吃。那些幼小的树苗每每都唤起了我们实现水果自由的梦想，我每年都会兴致勃勃地挖回家一些来，满怀期待地种在院子中。
遗憾的，春去秋来，我移栽的果树苗大多枯死了，有年我谨记隔几天就浇水施肥，终于种活了一棵桔树，后来长到半人多高，开花了结果了，好容易盼到成熟，吃起来却又酸又苦，几乎无法入口，最后被父亲砍了当柴烧了。
长大后我才知道，许多果树并不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需要嫁接过才行。
麦收时节，也正是蓬蘽红熟的时候。麦田里壁的田坎上，一颗颗大大小小的蓬蘽，像红玛瑙似地镶嵌在绿叶丛中。
我们欢快地在麦地里上蹿下跳，寻找着田坎上的蓬蘽。找到一篷，便开心地大呼小叫，看到一颗大果，不管田坎多高，哪怕被刺扎得手斑斑点点，也一定要想方设法摘到手才罢。
放一颗软软糯糯的蓬蘽入口，轻轻一抿，酸甜的汁液便瞬间充满了口腔，让人沉醉在妙不可言的味蕾盛宴中。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每次我都舍不得将蓬蘽吃完，而用狗尾巴草将蓬蘽串起来，做成红红的手镯、项链，带回去与家人分享。
在我的家乡，麦收割好后，用稻草一把一把扎好挑回村，就直接开始打麦。麦子没有像稻谷那样有层坚硬的外壳，又未经晒干，为免打碎麦粒，只能用最原始的手工方式来摔打。
家乡传统的打麦工具和打稻一样，学名为禾戽，俗称稻勺，是个一米多见方上宽下窄的斗状木桶，桶里放架短木梯承接摔打，桶上三面围上竹席，以防摔打时稻谷、麦子飞溅出去。
从前各家割稻刈麦，都将稻勺拉到田里去用。公社化后，先是有了脚踏式打稻机，接着又有了柴油和电动的脱粒机，稻勺就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我记事起，不少农户家里还有禾戽，但多只用来盛放杂物，生产队手工打麦也不用它了，而只是在晒场上或者队屋一角，拿大晒簟围个圈，双手抓起麦把，高高扬起，摔打在石磨盘或木架子上，麦粒便“沙啦啦”散落下来。
打麦虽是力气活，但也有技巧，一把麦子通常要甩打五六下才基本干净，前几下不能太重，太重会打碎麦粒，后几下的力度则视情况而加重，以期将仍粘在麦穗中的麦粒尽量打落。
但无论如何，总会有些麦穗仍留在麦秸中，有颗粒不大饱满重量轻没被摔打掉的，也有秸秆短小没甩打到的，还有社员按件计酬为求速度少了打几下的。
打掉麦子的麦秸，生产队会分给各户当柴火。那时农村没有一家仓有余粮，谁家也不容许任何一颗麦粒留在麦秸上。
于是晚饭后，在麦秸散发出的清香中，我们一家人就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一边聊着天，一边从一把一把的麦秸中仔细寻麦穗。偶尔谁找出一个颗粒饱满的大麦穗，就会兴奋地大叫起来，全家人都开心不已。
渐渐夜深，健谈的父亲会给我们讲起他小时候的事情，讲起乡间的奇闻逸事，还有戏文故事和传说，使我们睡意顿消，重又打起了精神。
那时年年闹春荒，从麦苗孕穗抽穗，手工面、麦锅贴的美味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了我的梦中。生产队的小麦要全部晒干过磅后才能分发，从麦秸上翻找出来的麦子虽然少得可怜，但晒干了磨成粉，够全家吃一二顿面食，也足以让我们尝鲜解馋了。
而且吃着自己亲手劳动所得制作的面食，我们童真的心里有种别样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真切地体会到了“盘中餐”的“粒粒皆辛苦”。
那时父母白天在生产队忙碌，晚上也常开会或到副业队加班，摘麦穗是一家人难得在一起的温馨时光，在我们心中留下极美好的回忆。
紧接着的日子，房前屋后、路沿、塘边都晒满了一把一把不剩一颗麦子的麦秸。
随意从麦秸把中抽一根光洁饱满的麦秆，在根部剪下一段，下端保留节，用指甲在靠近节的地方轻轻往上划开一道缝隙，一个麦哨就做成了。
仿佛麦秸秆中住着无数的精灵，我们吹一口气，它们就“滴滴嘟嘟”、“嘘嘘咻咻”，源源不断地从那道缝隙中奔涌而出，山村的上空便回荡着此起彼落、相互呼应的麦哨声。
农村的孩子个个都是做麦哨的能手，大家都懂得，要让麦哨的音色激越尖亮些的，就截取带一节的细长麦秆，缝隙也划得细长些，要雄浑厚重些，则相反。
有的大人嫌我们的麦哨在夜里太吵人，就编出故事来吓唬我们，说麦哨声“嘘嘘嘘”地像鬼叫，会把鬼引来的，并突然故作大惊小怪地喊道：“你们看，那一闪一闪的不是鬼火吗？越来越近了。”
年幼胆小的孩子听毕就赶紧骇叫着往家跑，稍长的孩子却不动声色，有时甚至配合着大人高喊“鬼来了鬼来了”，继而看着那些落荒而逃的小孩哈哈大笑。
那些所谓的鬼火，其实是萤火虫。
那些在割麦时被惊得四散奔逃的萤火虫，像战乱结束回到家乡的难民，朝村里翻晒着的麦秸蜂拥而来，寻找自己曾栖身的“家园”。
村中晒场前就是门前塘，飞舞的萤火虫水天相映，让追逐、捕捉萤火虫的孩子们恍若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
遗憾的是我和全村的孩子一样，没有一个透明的盐水瓶，无法实现抓住足够多的萤火虫装进瓶中替代电灯的梦想，我们只能将萤火虫装进一节节粗大的麦秸秆中，当电笔玩。
有时我们男孩还玩一种有些残暴的游戏，直接将萤火虫扔在石板上，踩上一脚往后一擦，看谁的萤火虫留在石板上荧光线粗长且亮得久。
为什么幼小的我们会对萤火虫“下脚”这么狠，因在我们那时的认知中，萤火虫是种害虫，我亲眼看到过萤火虫将父亲种在沟渠边的丝瓜秧啃噬得殆尽。
与男孩爱做麦哨捉萤火虫不同，心灵手巧的女孩爱用麦秸秆编织蟋蟀笼、扇子等。
选择那些色泽光亮、粗细均匀的麦秸秆，浸泡清洗，将部分麦秸秆染上红黄蓝各种颜色，然后编成彩色带，一圈一圈用线缝成一把团扇，再用同样染了色间或写了字的竹片夹住当手柄，一把麦秆扇就做成了。
盛夏，轻摇麦秆扇，随着清风而来的，是淡淡的麦秸香，还有对麦收时节快乐时光的无限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