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30日

2007年12月30号上午九点半，起灵了。哥哥走在最前面，端着爸爸的遗像，我走在第二，捧着灵位。我身边的一位阿姨捅了捅我：“哭啊，你要放声哭啊！”

 我知道，表演开始了。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和哥哥要在众人的目光中用力展示我们的悲伤，我们不但要哭，而且按照民间的要求，还要哭天抢地，我想象那场景就象电影中某个年轻的女人刚刚失去了丈夫时哭得那样绝望。

 我讨厌这一切，在我的世界和体系里，爸爸已经走了，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不管是他，还是作为家人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安静，绝对的安静。爸爸需要在安静中找到他下一个安住的地方，我们需要在安静中慢慢把悲伤放下。

但安静在此时却是多么奢侈，在爸爸没有被火化之前，我们一家人都像道具一样被一种称为仪式的东西严格安排着，活着的人们都要卖力地表演着，以死者的名义，表演给旁边活着的人们看。如果父亲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切，他会不会轻轻地笑出来？就象他遗像中嘴角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

 我会哭得泪流满面，可我不会大哭大喊，但是现在，我被人们规定了开始哭和结束哭的时间，甚至哭时的音量。不管我多么讨厌这一切，但我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哭。

眼中的泪水是我真实的悲伤，大声的哭喊是仪式里的要求，我在一半真一半表演中抬着灵位慢慢地下楼。那两个负责搀扶我的女孩已经站在我一左一右，因为她们的搀扶，我反而走得趔趔趄趄。

 昨天，那张A4白纸片上冷冰冰的名字在今天开始各司其职，忠实地履行着任务，震天的鞭炮响了起来，白色的纸钱仿佛哗哗的雨飘落。出家属楼门口时，一身白衣的哥哥高高地举起那只破瓦罐，他双手定定地在空中停了一会，那个动作帅极了。忽然，瓦罐怦地摔成碎块。队伍继续前进。

必须承认，这次丧葬的组织工作非常出色，每一个细节的转弯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当坐在哪部车里去殡仪馆，一切都有条不紊。

 爸爸一辈子老实、忠厚、对工作兢兢业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好人，在追悼会这一刻爸爸的为人再一次得到印证，来为他送行的人有一百多，除了学校里的老师，还有十多个专门从西安赶过来的他当年的老战友、老同事。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十多年没有回到铜川了，因为爸爸，他们都回来了。

 今天奇寒，零下八度。我穿着一层厚袜子再套着一层羊毛袜子，站在殡仪馆外面时，脚仍然冻木了。我被搀着慢慢走向装着爸爸遗体的玻璃盒子，我很惊讶他的身体上覆盖着党旗，感觉这是非常隆重的待遇。

我越走越慢，我想看他最后一眼，但我又多么怕看到他。玻璃盒里的爸爸被精心地化了妆，眼皮上甚至有淡黑的眼影，我真的不认识他了：在医院的日子里，他全身浮肿，右半边脸肿得像塌塌的气球，我已经习惯了他浮肿的样子。

经过在冰柜里的冷冻，他瘦回本来的样子，我完全认不出脸瘦如柴，依然微张着嘴巴的爸爸。他一直极不喜欢那种顶上有一截小辣椒的帽子，但是一套寿衣里配的就是这种滑稽的帽子，死了的他无力决定自己的穿着，他只好戴着极讨厌的小辣椒帽子，被覆盖了党旗，僵僵地躺在那里。

 学校的书记致悼词，校长念了父亲的生平：“他是全国优秀教师，他享受国务院津贴，但他淡泊名利，他高风亮节，他兢兢业业，他......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教师，家庭失去了一个好父亲......”所有最完美的语言都铺洒给了玻璃盒子里那个戴着滑稽帽子的老先生。

我麻木地听着这一切，所有这些词语对于我都不重要了，不论人们把父亲吹捧到天上去，他也不可能回来了，再也不可能坐在沙发里，一边喝着他喜欢的茉莉花茶一边笑笑地和我聊天，我再也不可能和爸爸坐在一起，用天津活和他说一下午的话。

我再也不可能看到厨艺精湛的他系着小花围裙，花白的头发一颤颤地为我包一咬一兜油的饺子。爸爸，记得去年我回家过年你还答应过我今年一定教我包韭菜盒子，做炒面，蒸包子，我还没有学会，你怎么能就走了呢？

 向遗体告别后，所有的人排队走向我们一家人，轮流同我们握手。所有的人都红红着眼睛，抽泣着。此时此刻，我哭得像狂风中的树叶，哥哥和妈妈都在放声痛哭，我不敢看他们。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安排六个人分别搀扶我们，不然，我真的会倒下去。

 轮到家人最后看一眼遗体时，我想扑到那个玻璃盒子上，离父亲近一些，再近一些，但搀我的人使劲把我拉回来了。我就这样，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那个大厅，永远与实体的父亲告别了。马上，他就会被推入炉中去燃烧。

 我和哥哥被要求跪在一处香案前，上面摆着遗像灵位和各种供品，香案后是几十个等待被燃烧的花圈。他们要求我们不断回头看着那只大烟囱，只要那里冒出黑烟，我们就开始烧纸，其他人开始烧花圈。

黑烟袅袅地升起来了，就像中学时的哥哥看到的一样，我和哥哥开始烧纸。他们说：“你们必须对父亲说话，不然他会在梦里找你的。”我流着眼泪对父亲说：“爸，请你不要担心我的生活，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我和哥哥一定会对妈妈好。爸，请你走好。”

 我永远记得今年12月3号，当我第一次回到铜川看望病重的父亲时，他在那个清醒的上午同我说的那段话。那时，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人，空气里充满温暖的安静，就在这时，父亲努力侧侧身，久久地看着我，说：“我有话跟你说。”他说，家里的一切都让他放心，唯有我的个人问题让他放心不下。如果我总是这样一个人，到老了谁来照顾我？说到此，他突然眼睛红了，哭得干瘪瘪的脸变了形。

 那个上午，我心如刀绞，我没有想到父亲走时会这么不舍和难过，不舍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任凭我向他一千个保证，也无法让他相信我会过得很好，我感觉如此虚弱和无力，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才能找到一个人让他终于对我放心呢？ 我一面空洞地安慰他，一面和他一起抽抽答答地哭。

在父亲快走时，我一个人生活已经很久了，没有男人照顾我，没有固定单位的我过着流浪汉一样背包旅行、四外云游的生活，思想传统的父亲永远不可能对我放心。这是我面对天上的父亲最大的愧疚，今生，我都不可能弥补了。

 烟囱里的黑烟继续飘着，熊熊火焰把花圈和父亲的一些遗物全部吞噬了，我烧完了纸，还低着头楞楞地跪在那里，我想一直这样跪下去，跪下去，那样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但是他们硬把我扯了起来，而且迅速把我身后的七尺长布绕到脑前，打了个结。我不明白这个细节又应和了民俗学中哪一个讲究，反正我是木偶，我随他们摆布。

 追悼会之后是盛大的宴会，我们在学校附近一家比较体面的饭店摆了九桌席，鸡鸭鱼肉让人眼花缭乱。据说红白喜事之后都是要大吃一顿的。在农村，办白事时，吃的是流水席，全部是炖菜。而在这里，就是丰盛极了的大餐。

记得我多年前看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在谈到中国人的国民性时，他说中国人是极其幽默的，最能体现中国人幽默感的地方就是他们对待葬礼的态度，他们吹吹打打，大吃大喝。如果不看那一片白色的孝服和一口棺材，人们很难区分出这到底是丧事还是喜事。这幽默感，我在父亲丧事后的宴会中完全感受到了。

 从西安赶来的老同事们与这个学校里的人多年不见，他们彼此中大部分人也是多年不见，因为这场追悼会，大家从不同的角落里飞奔回来，竟有了一个意外见面的惊喜场面。 

宴会上充满着老朋友们重聚的欢喜和热烈，大家拼命拥抱、大呼小叫、喝得满脸通红，发着酒疯说着胡话，一切都看上去那么快乐、祥和、温暖。

我不说话，环顾着狂欢得几乎失控的几张酒桌，浅浅地笑着，心里对爸爸的在天之灵说：“多好啊，老爸，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因为你，这么多的老朋友终于都聚在了一起。因为你的死，给了大家一个多么快乐的团聚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