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中安排了这样一场戏，让一票体面且光彩夺目的知识分子，或曰艺术圈的雅男淑女们齐集一堂，在典雅高贵的宴会上觥筹交错，这时，宴会上雷电闪耀，随之传来一段男声，声明了接下来的一场行为艺术：一位扮演猩猩的人即将闯入偌大的宴席中，谁先动弹，谁就会引起“猩猩”的注意。
然而，当镜头摇动，猩猩的叫声传来，而接下来的场面却出乎意料，本来只是一次娱乐活动，但是渐渐地，场面失控了，扮演猩猩的人过于痴迷，他不仅不断挑衅宴席中的男性，将几位绅士赶出大厅，还对一位女性毛手毛脚，企图强奸她，最终，席上的男性们终于奋起，群殴了这位“猩猩”。
《方形》这部电影的海报，正出自该场景中“猩猩”站在餐桌上的一幕，于是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意图便昭然若揭了，即使观众在被这150分钟断断续续的或无聊或惊诧，或戏谑或冷漠的情节迷糊的晕头转向，在这段“影眼”中，我们也知道导演是在对知识分子进行一次讽刺。
他将讽刺当成了艺术，而这个艺术则是有关于“艺术作品”。这个“艺术作品”便是《方形》中一直贯穿始终的“方形”作品，这个作品是由阿根廷的一位艺术家所作，它是一块正方形的地面，在这块地面上写着“方形之中是关爱和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之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这当然是一种理念式的宣言，它借鉴了《圣经》中的福音话语，只是，这次的福音语句不是印在书中，而是贴在地面，形成了一种道德主义的避难所。表面来看，它传达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宣言，然而其存在形式就是一种讽刺，社会的道德感需要一块窄小的艺术作品来容纳和遮羞，即使影片有再多冗杂的碎石，这却是一块躲不开的界石。
沿着这个理念的构造，我们去看整部电影，便发现克拉斯·邦饰演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是一个枪把，影片是在围着他转，或者说，整部电影就是一个针孔摄像头，去窥视这个美术馆馆长的一切，不论是他的工作，还是爱情，亦或者是家庭云云，他变现为一块可测试的道德标尺。
从一开始，他便是一个笑话，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连自己之前宏篇大论的观点都一脸漠然，只能临场发挥，再次编瞎话；而当自己手机和钱包被偷掉之后，他选择的不是报警，而是给整栋大楼的居民都投递一封警告信，以次要回自己被窃的物品；而在面对露水情缘，他也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可是一夜情之后，又全然忘记，希望就此结束；对于两个孩子，也是漠不关心，只是在忙着自己的琐事；然而处理工作时，又纰漏百出，无计可施；甚至在基本的道德观上，也不愿承担自己亲手造成的过错，正如那个因他的一封警告信而被父母冤枉的孩子，他想到的只是逃避，而不是解决。
一言以蔽之，克里斯蒂安是一个处于精英分子的地位，却连基本的道德操守都荡然无存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小人”，无愧于“虚伪”二字。
这种用人的自身困境去反映群体甚至社会困境的话题，貌似是金棕榈这几年一贯的口味，比如哈内克的《爱》是让一对老夫妻在死亡的困境中反思生命；而《我是布莱克》则是聚焦一位贫困的老人，让他在申请社会救济的困境中反抗政府；奥斯特伦德的《方形》更全然让克里斯蒂安成为一个人尽厌弃的小丑，他的困境，不像是刻意，而是天性。
但是在《方形》中，这种调侃的尺度，出奇的大，甚至有点不近人情。宣传公司为了让“方形”这个艺术品可以获得极大的关注度，不惜制作了一个让金发小乞丐女孩在“方形”中被爆炸的视频，这种恶趣味让社会舆论甚是愤怒。
然而这还不够，如果说爆炸视频只是一则被围观的反面素材，那影片中直接让乞丐女孩在餐厅中恶意要求克里斯蒂安的片段，则像是导演无所顾忌的嘲弄，这种隐喻性质的嘲弄还表现在那段经典的“猩猩大闹宴会”中。当“猩猩”被一群绅士殴打，随后的画面直接接上一个在雨中睡觉的流浪汉，这种蒙太奇的运用，无非是在暗示导演的立场：知识分子对于“猩猩”的艺术消费，和上层人士对于流浪汉的施舍是一个道理。
这种潜在的价值观，虽然很招仇恨，但是奥斯特伦德却直面了这一点，《方形》中无处不在的流浪汉，总是和穿着精致的艺术工作者纠葛在一起，如果是好莱坞电影，他们可能会以某种美妙奇缘配对成落魄王子和高贵的公主，但是在欧洲的电影传统中，它们不愿去营造幻觉，而是将现实以超现实的手段去表现出来，即使这种超现实的形式可能会惹人厌烦，谁能说151分钟的《方形》没有让人打瞌睡的地方呢？
但是它却总在不经意间给人以某种真实的触感，克里斯蒂安在塞信封的过程中逐渐恐惧的情绪；他在带着两个孩子再次进入民居时，让人眩晕的爬楼梯过程，都将人在现代建筑中无因的陌生感，以及在负罪后陷入循环般的漩涡处境，都以出奇的手段表现了出来。
有人说，奥斯特伦德很是虚伪，他自身就是一个身处艺术圈的知识分子，他用如此尖锐刻薄的笔触嘲笑自身的氛围，无非是想哗众取宠，自黑招粉而已。
鲁本·奥斯特伦德
但是这种刺破承载自己气球的行为还是值得称赞的，奥斯特伦德是何种人也，他是否就是现实中的克里斯蒂安并不重要，但是他用一个个极具讽刺性的现实场景串联起一篇瑞典的《儒林外史》，我为这种举动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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