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者联盟》里的灭霸一心想着宇宙的平衡，人口太多、资源太少，他怀着对宇宙普世的爱，想要做一把我佛慈悲，一个响指屠戮掉宇宙一半的人口，他人不懂，我自为之。你们不懂我没关系，我愿独自承受着孤独的使命，承担着坏人的骂名，所谓残忍是为了成全更大的善，你们哪知我的用心良苦。望着夕阳西下那一刻，云霞满天，灭霸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满足而又祥和。
这种论调，如果你熟知有关人类发展的历史，在每一次人口大爆炸、人类走向繁荣之际，都有一类学家警告你：再这么下去，我们世界的资源终将被耗尽，必须要对人口采取管制，比如一场大洪水、一次大瘟疫、一次世界战争，又或者一次计划生育。
这种论调：残忍是为了行善，听来总让人恶心。凶手怀着慈善动机和对上帝的爱杀人，这被称为政治谋杀理论，它肇起于马尔萨斯，其后幽魂一直徘徊。
罗伯特.马尔萨斯，一个富有的英国数学家、教师兼牧师。他今天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1798年，他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人口论》。他在文中坚持强调：发展是有极限的，一旦土地、食物、燃料和水用光，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贫困、饥荒和疾病。他并不是个卑鄙的人，他举止优雅、仁慈而又虔诚，很多人也一直视他为环保运动的英雄。但他确实相信必须遏制人口的增长，比如政策上的晚婚，他也身体力行地做了，他也同意：一旦疾病肆虐，我们必须鼓励饥荒，“采取邪恶的具体补救措施”。
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马尔萨斯人口论不断被宣扬或引申。1840年，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当时的爱尔兰总督认为：“发放少量食物，让人勉强活着，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当时的财政大臣认为“饥荒是减少过程人口的有效机制，是至高至仁的上帝。”最终，100万爱尔兰人死亡，这不光是一场生态灾难，也是马尔萨斯式政策蓄意为之。
无独有偶，1877年印度部分地区干旱。担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布尔沃.利顿几乎是逐字逐句援引了马尔萨斯：“印度的人口比土壤产出的粮食增加得更快”。当时印度全国是有着充裕的粮食储备的，可他的政策是把灾民赶进“赈灾”营，给他们发放（能饿死人的）口粮，每个月饿死94%的农民，上千万人因此丧命。
如果死的人多是贫穷之人，无力生存之人，野蛮生育不知节制之人，为何要救助呢？在马尔萨斯者们看来，大规模死亡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是：不能是自己，而是那些“低等、弱小”者。进一步引申，为了全人类种族的高贵、纯洁与进步，收容所和医院是否应该放弃救活“低能儿、残疾和病人”？疫苗是否留下了弱者的性命？（细思极恐，这话也是达尔文谨慎的科学生涯中少有的失足），政府又是否应该主动调控“优良”与“优良”者的结合，而强制给“低等人”绝育？这引出了后来一个世纪的优生学风潮。
19世纪初前后，一批达尔文的追随者将其自然选择理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结合起来，慢慢悟出了一套理论：人们应该更谨慎地选择结婚伴侣，让适者繁育，不适者绝育。对于自然、缓慢、无情地推进的事情，人兴许可以怀着意识加快地、仁慈地去做。其后，这些学说延伸到了德国。德国海克尔的追随者们为优生学赋予了种族色彩（并成立了种族卫生协会），他们不光主张合法地杀掉异常的孩子，进行系统化谋杀以改进种族，更认为战争是“最崇高、最壮烈的生存斗争”，这话是1900年德国人类学家奥托.阿蒙所说的。
也许你已经嗅到了一些危险，这些理论发酵着，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军国主义者们常常令人不安地援引达尔文。随后，种族主义者们也想出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以及杀人无数的毒气室。在从马尔萨斯追随者们所坚持的选择性生存干预，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累累白骨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路径。
当然当时的优生学并不只存在于德国。1912年，达尔文之子伦纳德.达尔文在伦敦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优生学国际大会，他宣称“作为一个旨在争取进步的机构，有意识地选择必须取代自然选择的盲目力量”，所幸地是，英国议院某些人察觉出了危险，法案并未通过。1921年，第二届优生学国际大会在纽约召开，1932年第三届在纽约召开，当时有30个州通过法律，对低能儿、精神失常者、有犯罪倾向者、癫痫人员、酒鬼、病人、耳聋目瞎者、畸形者进行强制绝育。1939年，美国社会改革家打算在牧师和医生的帮助下让黑人控制生育，该项目毫不掩饰自己的优生种族主义：“大量的黑人对生育问题满不在乎，十分可怕，结果是，黑人中最不聪明、最不适应者比例上升。”
1966年，英迪拉.甘地到访华盛顿，恳求获得粮食援助缓解印度饥荒，美国回复“付出巨大努力控制人口是获得援助的条件”。英迪拉回国，开始给各省份落实配额，给妇女安装节育环。两三年间，约300万人接受了绝育手术。
我想不需要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马尔萨斯的幽魂从未离我们远去，人们之所以担心人口增长会带来麻烦，是因为总是固定思维，人口增长了难道资源就不增长吗？如果说养更多的牛是一种资源，为什么更多的人就只能是负担而不是帮手呢？对能源的担忧历史上也从来没断过，19世纪初人们担心伦敦街道的马粪太多，后来出现了汽车，人们后来预测石油枯竭，可几次预测总会被更大的勘探油田给打破，更别说后来的页岩气革命。人们经常以线性思维外推将来，可人类也总会在绝境中想办法，那并不是慈善，而是市场会给那些追逐利益者以高回报。
所以采取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是完全没必要的，经济自由实际上造就了一双无形而又仁慈的人口控制之手。粮食短缺和婴儿过多的解决办法是繁荣，而非马尔萨斯式的饥荒。对于生育，如果你曾经有辆10万元的大众，而你现在有了100万，难道你会买10辆大众吗？还是1辆保时捷？也许我们现在不应该担心2050年人口达到90亿，而是担心人口永远达不到。
回到开题，灭霸式的逻辑错误不仅在于那个人口膨胀的局面不会出现，而是即使出现，你怀着这么大的慈悲为什么却不给人类一次主动选择的机会而直接抹杀了那些无知无辜者的生命？世界自然在适者生存地运转着，淘汰弱者无可厚非，问题是生息有命，宇宙自然会来平衡，不能因弱者经营不好人生，你就不顾其意愿“打着我为你好”的“善意”强行接管。
电影的最后灭霸看着乡村暮色，目光柔和，似乎心满意足了，他是否会意识到人类自有其希望？当他亲手杀死深爱的女儿时，是否会意识到为何他的爱却带来女儿的仇恨？他是否会放手给人类再一次去选择？
我选择相信。
参考里特.马德利《自下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