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是在一九九三年秋天，那个年代，虽然还没有“校园欺凌”的说法，但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着的。那一段灰色的日子带给我的伤痛，至今仍历历在目，成为难以忘却的记忆。
记得班上当时有两名留级学生，一名姓贾，一名姓杨。上初一时，班主任耿正虎老师看起来很温和，但当学生犯了错误，他会严厉管教，学生都很怵他，两名留级学生也翻不出他的手掌心。到初二的时候，耿老师调离，王治安老师接任了班主任。王老师身材瘦小，待学生宽厚仁慈，两名留级生很快摸清了老师的脾气，班级就变成了他们公开肆虐的“乐园”。
他们两人仗着人高马大，以强凌弱，对同学肆意殴打谩骂，班上大部分学生都未能幸免。二人早早染上了抽烟的恶习，在自习课和作业课总在教室后面偷偷吸上几口，过过烟瘾，教室里烟雾燎绕，久久无法散去。这时，他们就会大喊一声：“把门和窗打开。”坐在门和窗附近的学生必须立马起身完成“命令”。我当时个头矮小，经常坐在前排，有一次早自习，学生都在大声念英语，我正背得起劲，贾姓同学提着一根四棱木棍走到前面，朝着我的头连敲几下，不容我分辩破口大骂：“驴X的，让你开门，你聋了吗？”我被打懵了，头上立马起了核桃大小两个包。同学们都停下来，瞪眼看着，感觉火辣辣的。顿时，我那高傲的自尊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难堪极了。老师从窗外走过来，我忍着眼泪加入了念书的行列。自此，我每天自习课都提心吊胆地一边念书，一边倾听他们是否传达了指令，生怕噩梦再次降临。我是学习委员，每次收作业要等他们缴了之后才敢拿给老师，即使受老师批评也不敢得罪他们。
每周总有那么两、三天，下晚自习后，二人便每人手持一根三尺长的棍子，立在教室门口，也不知道他们要因何事殴打谁。每到这个时侯，同学们都很恐惧，磨磨蹭蹭地收拾东西，一个个屏住呼吸身体缩成一团，生怕大棒抡到自己身上，战战兢兢地从他们中间溜出去，然后长长地舒一口气。有一天晚上，我刚向外走，感觉脚下有东西绊了一下，从台阶上直接趴到地上。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一回头，那个贾姓同学用手里的烟指着我：“瞅什么瞅，就看你不顺眼。胆大你给老师告去。”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宿舍，绻起裤管一看，膝盖处没皮了，血迹斑斑，我只能钻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却也无能无力。我曾亲眼看见他们将班上姓杏的女生一绺头发生生地拔下来，上面还连着一片鲜血淋漓的头皮，触目惊心。在晚自习下后将一女生堵在教室用烟头烫伤胳膊。还听说两人合力抬起一低年级同学，将头向墙撞成脑震荡，残暴的程度早己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范围。
比起挨打受骂来说，替他们写作业便是另外一种折磨。每学期开学，他们就抱着新作业本和练习册在教室行道里穿梭，寻找成绩较好的“意中人”，在这个时侯，我恨不得将自己身体缩成蚂蚁让他们看不见。因为他们将本子扔在谁桌子上，谁便要"承包”一学期，从封面的包装到书写上缴，字迹不能被老师看出来，更不能因书写潦草或错题被老师批评，否则都要挨打。我曾经在一学期包揽过他们的周记、作文和语文等好几本作业。那时候这些作业都要写小楷毛笔字，其难度可想而知了。我整天都要马不停蹄地写，甚至在晚休老师查过宿舍后偷偷点上煤油灯还要继续写，真是苦不堪言。
每当班上同学受了欺负，都不敢告诉老师和家长。如果他们受了批评，等待的将是更恶毒的报复，久而久之，便只有忍气吞身，其他同学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敢施以援手。班上有几名同学转学，也有几个因此而辍学的同学。个别同学为了自保，便充当“爪牙”去讨好他们，整个班级乌烟瘴气。他们俩也因为违纪多次受到学校处分，根本没有作用。贾某家庭富裕，在九十年代家里便修起了一栋二房小洋楼，据说他父亲是县上的什么经理，学校开除了几次，其父便在教育局找领导，过两天又来上学了，并且气焰更加嚣张。
他们不仅欺负同学，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记得有一次被王老师罚站，他们便喊“报告”后立马嘻笑着跑到房屋后面，王老师打开门没有人，关门之后他们又去喊报告，如此反复调戏老师，王老师也没办法便将他们放回。他们还在教室里大肆炫耀自己欺负老师的“英雄事迹”。当时安玉学老师教三个班的英语课兼二班班主任，他十分敬业，单词都是亲自听写批改，贾杨二人听写不过关被安老师批评，英语课前他们在纸条上写“滚蛋”二字贴在门上，把安老师气哭了，不给我们班上课。最后我们反复去请，学校领导出面调节，安老师才勉强恢复上课的。
初二下学期，我因感冒引发肺炎，加之肉体心灵都不堪重负，产生了厌学情绪，屡次借口请假不愿上学，成绩有所退步。当时教导主任慕铭琪是我家远方亲戚，哥哥找到他，想让我留级重念初二备战小中专考试，我就像在黑暗中爬行很久终于看到微弱的亮光一般，欣喜若狂。记得王老师对此十分生气，连哥哥递烟都不肯接，声称“就教了这么一个好学生”，反复告诉我上高中前途多么远大，怎奈我摆脱“黑暗"心切，留级心意己决，王老师终也无可奈何。
令我哭笑不得的是贾某后来因偷盗自行车而被拘留，提前离开了学校。而我却不得不推迟一年毕业，1997 年，考上省城的一所中专学校，后来分配至一所初中任教。我常常因自己没有上高中而感到万分遗憾。多年后，有一次在汽车上碰见了贾某，他可能没认出我，但这个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人的面孔对我来说简直是刻骨铭心。和他目光相接的那一瞬，一股恐惧气流立刻迅速传变全身，我本能地将自己的身体缩成一团，小心翼翼地快速掠过他身边，坐在一个远离他的座位上，头都没敢抬。后来和与他同村的一位同事闲聊，得知毕业后，杨某当了兵，不知去向，而贾某因吸毒、打架在监狱几进几出，后来因强奸罪判了十三年，父亲在六十来岁就被他气死了，妻子也离他而去，终将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真是“恶有恶报”！
我经常回想起那段灰色的日子，它给我带来的伤痛永远难以抹去。因而在我作老师之后，教导我的学生一定要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不能恃强凌弱。如果外班学生欺负我班学生，我会竭尽所能让他们受到校纪的处罚，这不仅是对弱者的保护，更是对施暴者的一种拯救，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学生如果不接受纪律约束，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