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天，陕甘革命军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所建的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是中国共产党陕北支部所在地。后来，革命队伍又在吴起镇洛河川金汤镇小学建立了秘密联络站。该校爱国青年教师刘景瑞（当时还不是党员，后于30年代入党）担任这个站的联络员。永宁山党支部经常来人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赠送革命书籍，渐渐使这个联络站成了当时吴起镇革命联络中心，刘景全等为党支部委员。党支部建立后，组织起20多人的基干赤卫突击队，在洛河川、宁赛川、杨青川三道川开展游击活动。
宗贡爷平时就关心国家大事，得知此信息后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暗地里召集他的一帮学生，利用夜间在私塾给这些青年学生讲这些自己得到的新鲜事儿。他还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引导这些青年人，他问，你们谁在张大狼的手下揽长工，就举手。其中多一半人都举了手。他问张家民团对你们如何？长工们个个气的咬牙切齿，都说张家对长工万般克扣，根本不把长工当人看。他们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一时不称心，团丁的狗腿子们手拿皮鞭就会一动乱打。长工们哭着跪倒地求饶，可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哪一个管百姓死活呢。有些长工被打得死去活来，哭天喊地，寻死觅活无人去管。另外一个长工说，谁敢跟张家作对，只有死路一条。老贡爷接过话茬说，那倒不一定，关键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其中一个长工说，若有人带头造反，我首先杀他张家满门。老贡爷说，你当真有此胆子？大家都说，只要有人领头造反，他们什么都不怕。老贡爷说，我就喜欢你们这样血气方刚的男子汉，我今天给你们推荐一位领路人。大家异口同声问是谁？老贡爷说，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们杨青川楼子沟刘副官的儿子刘景桂，字志丹。这娃娃在永宁山上念书，从小聪明好学，后来上了黄埔军校后，在外边闯荡世界，如今回来了，带领当地千百万个穷人扛着锄头，成群结队冲到吴家老庄地主寨子，一连挖了几家的粮食窑，起出60多担粮食。饥民们一连打了好几家大户的粮食窑，井岳秀派兵镇压，发生了流血冲突。
年轻人中有个叫宗维乾地问当真有此事？宗贡爷说那还有假。有人问，先生是从何处得到的消息，是否可靠？贡爷打开桌子的抽屉，顺手拿出了一个文件袋，从里面拿出了永宁山党支部给他赠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大家一看高兴得跳起来，都说有这样的领路人，我们穷人有希望了。我们跟着刘志丹，首先抄了张延芝的老窝子，叫他不能再嚣张。宗贡业说，我们陕北出了这样的革命军创始人刘志丹，领导穷人打天下，闹世事，你们跟他干前途是光明的。大家都说，是啊，这下我们穷人有了出头之日，咋也不用给张家地主老财当奴隶了。宗贡爷满怀激情地说，那好，你们入伍后跟着刘志丹闹革命，我希望你们中有的成为团长，有的成为战士，有的成为连长，有的成为一代名将，为祖国人民去展示你们各自的才华吧！这些学生们正当青年，个个胸怀壮志，大家不约而同地喊，我们愿意把一腔热血洒在战场，决不辜负先生的栽培和希望。
青年人的态度，让宗贡爷深感自豪。他一生为吴起镇人民培育后代子孙，费尽了心血。他爱民如子，当时只要年轻人愿跟他学习，哪怕带上一点小小的见面礼或学费，他也会乐意收为学生。甚至有的娃娃给地主老财揽长工交不起学费，贡爷也免费教他们读书认字。他为吴起镇人民的文化开展做出了贡献，因而成就了一大批爱国的年轻人。他学识渊博，在当时的吴起镇洛河川一带来说是最有名气的。他为人耿直，一不贪官，二不贪财，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穷贡生，当地人都称他为德高望重的宗贡业。现在，我们石湾宗家的族人都称他叫太爷。
太爷一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顽强地战胜重重困难，最终完成具有崇高意义的人生使命。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眼看朝廷腐败，今日割地，明日赔款，丧权辱国社会黑暗，兵荒马乱，土匪四起，百姓遭殃。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无奈之下只能寄望于年轻的一代。可在那个乱世的岁月里，英国资本家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牟取暴利，竟然无耻地把鸦片偷偷运到中国来。大烟因为是洋人运来的，所以老百姓称它是洋烟，
鸦片在当地俗名叫大烟，是一种麻醉性的毒品，长久吸入容易上瘾，使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它从南方向北方大地蔓延，吴起当地的老百姓好多也染上了这种大烟瘾。甚至烟贩子竟然在当地偏僻的山沟里种上了一片片的烟草，收割后偷卖给当地的群众。他们蒙骗百姓说，洋烟是洋人运输过来的上等药剂，能包治百病。老百姓信以为真，因为当时的中国，医生太少，因此百姓治病相当困难，大家抱着尝试的态度，就这样一试就见效。因此，家家户户都备上了洋烟，用它来救急。日积月累，好多人身体渐渐地染上了烟瘾，一天天精神萎靡不振，身体衰弱，没有力气下地干活，失去了劳动力。有的人犯了烟瘾不能及时吸取，思想和肢体就失去了控制，就像得了疯病一样，上抓天，下抓地，甚至满地打滚。吸毒的人想戒掉大烟比登天还难，久而久之造成了好多家庭吃不饱饭，相互争吵打闹，甚至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哭叫连天。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书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很快，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们各霸一方，相互抢夺地盘和政权。吴起当地土匪多如牛毛，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老百姓们三天两头跑贼，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加上鸦片的毒害，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上加苦，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俗话说不怕边战，耽怕地乱，而今真叫的边也战，地也乱，乱得叫人心烦。
宗贡爷关心着天下大事，成天找新书，翻报纸查看国家形势，就看到省里又开始打仗的消息。大儿子宗典章去保安给别人家做纸活回来，进门就说，这年头人都活不下去了。老贡业瞅了儿子一眼说，活不下去也得活，你还要造反吗？儿子说，如今造反的多的是。父子俩就说开了外面事。儿子说，省里又打仗了，好多难民逃到保安县，拉家带口，没吃没住，还遭到土匪抢劫，太可怜了。井岳秀出兵横山，咱们吴起镇就大乱了。老贡爷叹了口气说，如今是个乱世，无年不乱，无处不乱，天下本来就不太平，有那些军阀在，不乱才怪呢。儿子说，咱们省里住着20万军队，再打起来的话，部队过境，死人不说，光粮食草料老百姓也供不起。昨天晚上，狗又叫了一晚上，张家民团又下山抢掠，包包蛋蛋的提了一大堆，好多老百姓的猪羊牲畜都被拉走了。人们哭天喊地，眼看开春耕种呢，没有牲口了，这怎么下地呢！老贡爷又长叹了一口气，心想原以为从关中跑到陕北山区可以安居乐业，谁知都是白搭。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走在哪里也躲不过。灾难让我跑了多半辈子，而如今我老了，跑不动了，你们还得接着跑。你看朝代换过几回，皇帝变总统，总统变执政，变来变去总不得太平。什么时候百姓才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呢！人们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而今自己老了，无用了，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
成天心乱如麻的老贡爷，加上身体多病的折磨，百熬之中，他开始吸食大烟来消愁解痛。每当身体不舒服，或者苦闷的时候，他就借此物来兴奋精神，于是日积月累，使他渐渐地面容憔悴。日久天长，他让自己染上了毒瘾。他当然知道吸洋烟是不光彩的恶习，所以当他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戒烟。可是当他的烦恼越来越多，心思越来越焦虑的时候，加上疾病的折磨，郁郁寡欢，内心痛苦又无法诉说，于是变本加厉，借物消愁。这样一来，他的精神也随之越来越萎靡不振，加上一场伤寒大病，50多岁的他看上去像70多岁。以前堂堂正正的贡爷风采，也已经荡然无存，留下的是面黄肌瘦，病体连连。
认识到洋烟的危害，老贡爷几次想过要下定决心戒掉烟瘾，那真的是比登天还难。他每当戒到中途时烟瘾就加重了，五脏六腑翻江倒海，浑身像刀扎一样痛。他咬着牙，浑身汗如雨点一样滴落在地上，严重时，人满地打滚，痛苦难受半天过不去。老贡爷凭了意志坚持，结果人背不住了，像死去一样。家人实在不忍心让老人受这么大的折磨，两个儿子孝顺，在身旁看着实在不行，就只好给他吸上几口洋烟，人一会儿就好转了。
在老人病重时，几个儿子时常半夜守在老贡爷身边，为老人烧点洋烟。不料时间久了，大儿子宗典章和二儿子宗孝章，因为时常给老人烧洋烟，也染上了烟瘾。这样一来，父子三人抽大烟，家中三杆大烟枪，不到几年功夫，将一个富裕的家庭抽的一干二尽，穷的要啥没啥。加上连年战争，家门更是破败不堪，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那年的腊月二十三，到了灶王爷上天的时候，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却还没有置办年货。那一年正是民国18年，对于一家人来说，大烟是人祸，饥荒是天灾。
干旱缺雨没收成的一年刚过去，民国19年秋天，陕北又遇到了蝗虫灾害。山坡的大片田地光秃秃的，庄稼人辛辛苦苦的种植，因为灾害的原因没有收成。老农们形容当时的社会情形说，那是真叫人吃人，狗吃狗，燕子老蛙啃石头。那几年内饿死的人无数，过往之地到处是新的坟墓。处在这样灾荒年月里，掌管全家吃喝拉撒的宗金章，已经拿不出一文钱来支付家用。家道败落到如此地步，使一向重礼仪的老贡爷深感愧疚。父子三人深受大烟的毒害，家里穷得叮当响，娃娃们因为没有吃的哭哇嚎叫，媳妇们怨声四起，更使老贡爷难有片刻的安宁。他眼看年就要过尽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麻下脸面，冒着风雪，跑到几十里外的亲戚家里去借钱。
借债本就出于无奈，宗贡爷进亲戚家门的时候，他也实在觉得老脸没处放了。亲戚倒是一番热情招待，并为他借了钱，还仗义地说，借钱那是常有的事，谁家没有一个马高蹬短的时候。再说遇上这样的大年馑，有钱的人家没几家，谁家都有个手头不便的时候呢。这年头我也没有多的啦，这是20两银子，你先拿回去给娃娃们去买一点年货吧。唉，小小钱财，不尽如人意，亲戚不要介意。老贡爷忙说，亲戚话重了，多谢你帮忙，改日一定还上。亲戚说，还什么，拿去用就是了。你帮我的忙太多了，你将我的儿子栽培成人，你的情我永远无法还完的。亲戚将银子塞到老贡爷的手中。老贡爷接过银子，不由脸上一阵发烧，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无地自容。他手里拿着拐杖在地上点了两点，万般滋味在百节愁肠里化作一声长叹。他向亲戚打了声招呼转身就走了。
回到家后，老贡爷把借来的钱交给三儿子宗金章。回到自住的窑内，脱鞋便躺在土炕的铺盖卷上。整整一个年节，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下炕。无论是媳妇还是他最爱的五世重孙子旺旺，谁来拜年，他都一概不理。直到儿子、孙子、重孙子黑鸦鸦跪下一片，他才勉强睁开眼，看了看也一句话不说。
一直到了正月十六那天，老贡爷才起身下床梳洗换衣，他两手搭在背后默默地走出了村头，在山田里转了一圈，望见老母亲辛辛苦苦开下的荒地田园，竟然败落在自己的手中，他不由得心中泛起一阵心酸，顿时老泪横流。他无心再看，转身回到私塾，抬头望见临窗的墙壁上，贴的是自己亲手写的诸葛亮的《诫子书》。夫君子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无以明志……
看到此景，勾起了老人当年筹办私塾的情景，立志为当地的人们教育出一批人才来。他想起两军交战之时，他带着学生跑到山沟沟里搞流动性的教学。为了让学生和儿孙们刻苦上进，他也动过不少戒尺，打断了好多根板子，经过了多少寒窗酷暑。他起早贪黑，不知熬落了多少星月，亲自磨墨捧砚，手里拿着戒尺，伴随娃娃们和小孙子们读书。在那灾荒年月，他成天啃着窝窝头度日，从来没觉得苦。
老贡爷走进了学生的教堂，那是一间破旧的茅草屋，空空的茅草屋内仅有一张张桌凳，还全是用泥土垒起来的土台子。上面的桌面是他亲手用木匠的推刨，一刨一刨推出来的。其中四个泥腿做得桌凳整齐排列在教室的地下。靠北的一间小屋是他的书房，书房的桌上摆放着他讲课时用的书籍和笔墨纸砚。书桌上面墙壁正中贴着孔子的画像，像两边贴着两副醒目的大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由此可见，自己当年为了培养后一代子孙的一番心血。没想到如今晚年在家养病，染上了毒瘾，日夜难熬，度日如年。
外边的西北风呜呜的刮着，老贡爷在隐忍中埋藏着无声的焦虑。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往家里走去，他躺在土炕上眼望着窑顶，半夜半夜的盘算着一家老小如何度过这个难关。思前想后，他没有看到一条出路。
正月二十三这天，老贡爷下炕召集全家老少商量分家的事。他说树大分枝，目前看来咱们这个家已维持不下去了。人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大人多，众口难调。再说分家也是人之常情的事，迟早都是要分的，分开了你们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有本事的就过好一点，没本事的就过得差一点。对这个事，你们有什么想法，尽管先说出来。一家人觉得意外，最后还是同意分家。意见决定后，老贡爷就说话了，既然大家都同意分开，那我就安排了。
此次分家，老贡爷将几个儿子安排在不同的几处地方，为的是让他们兄弟给那几道川的百姓多传播文化知识，开化头脑，为的是让吴起镇人民早日摆脱困境。可见他虽然老了，却还始终记着下一代子孙的成长。他将大儿子宗典章安排在杨青川的杨青庄居住，二儿子宗孝章安排在洛河川高油房院南边的白房子（解放后改为石碑湾村），三儿子宗金章还居住在宗石湾的老庄子，四儿子和五儿子被安排在宁寨川起畔村，那里是五儿子祖上居住过的地方。老贡爷和老伴原住在石湾老院子。
分家那年是民国21年，即公元1932年农历正月二十三。他给五个儿子分了家，当天下午，几个儿子按照老人的安排，带着各自的儿女和一些农具牲畜，锅碗瓢盆，去自己应去的地方安了家。家分了，可老贡爷和两个抽大烟的儿子并没有就此戒了烟瘾。他们继续抽着这个败家的爱好，所以家里光景一直翻不起来，过着贫穷潦倒的日子。三个小一点的儿子不抽洋烟，分家几年后光景渐渐好转。
